百年清华

张奠宙

王浩（1921—1995），20世纪杰出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生，1945年毕业。1948年获哈佛大学理学博士。他是华人学者的优秀代表，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1952年当选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1983年获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与美国数学会共同授予的首届“里程碑奖”（Milestone Award）。1987年被清华大学聘为荣誉教授。以下是我国数学史研究专家张奠宙教授在1991年专程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访问王浩先生的记录。

——编者

张： 请谈谈早年的学习生活。

王： 我父亲是王祝晨，中学教员，教历史、国文，当过济南第一中学的校长，也是第一届山东省的人民代表，在山东省有些名望。思想左倾，和鲁迅是同时代人。当我是初中生时，就让我啃唯物史观、辩证法，可是我读不懂。辩证法是高级的思维方法，孩子没法理解。恰巧那时读到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学》，觉得那个好懂，一步一个脚印。于是立下攻读哲学的意愿。

王浩先生

　　抗战开始，我考进扬州中学，后来又转到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只读了一年就撤退到长沙，最后在西南联大附中毕业。我要考哲学系，父亲不同意，所以进了数学系。可是我从大学一年级就选修金岳霖先生的逻辑课，三年级选哲学课，金岳霖、沈有鼎先生的课我都听了。

张： 数学课学得如何呢？

王： 我的数学也读得不错。杨武之先生讲代数，用的是狄克森（L.Dickson）的原版书，后来也讲过范德瓦尔登（B.L.Van der Waerden）的《代数学》，程度相当高。杨先生劝我专心数学，但我没有听，还是喜欢哲学。不过这些代数知识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1943—1945年间，我是联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那时联大的硕士水准和美国的博士水准差不多，要求很高。

张： 您怎样到美国去的呢？

王： 1946年美国国务院有几个公费名额给中国，数学系和哲学系都推荐我，我就被录取了。到哈佛大学随奎因（W.V.Quine）教授学习哲学。那时哈佛的课程我在联大差不多都学过，而且用的就是原版。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著的《逻辑哲学论》，是沈有鼎先生讲的，所以到哈佛很适应。8个月就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当时我不想拿学位，认为做学问就行了。可是导师说，学位是不值钱，可是你如果没有学位来说学位不值钱，人家就不相信了。于是用一年时间写论文，在1948年2月完成，顺利经过答辩。总共用了两年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

张： 毕业论文水平如何？

王： 毕业论文没有多大意思。那时我的导师喜欢搞集合论和公理化体系，周围的人想搞，但是数学功底差，搞不动。我就把他们的实数公理拿来，用更少的公理推出更多的内容。导师很欣赏，称之为“精简的本体论”。也由于导师的帮助，毕业后还拿到Junior Fellow（研究助理）的席位。这个席位只有权利没有义务，不必教书，只管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所以大家都想拿它。每年哲学系几个高年资的教授投票选6～8名年轻人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现在仍然如此。我是拿这个席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张：我注意到你在1952年就当选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的院士。

王：那是一个民间组织，大家推选。我的导师欣赏我，一推荐就当选了。那时人数很少，只几百人，现在多得多了。

张：你后来怎么会去英国？

王：我做完一年的“研究助理”，又得到Society Fellowship（学会研究员） 的位子，接着还到苏黎世工作一年，前后三年，潜心做研究。1951年回到哈佛教书。1953年，父亲来信劝我回国，告诉我祖国大陆实行工业化，需要人才。北大马寅初校长也来信聘我为教授。我想，光是懂得一些哲学怎么对工业化作贡献？于是就开始关注和逻辑相近的计算机科学。这需要准备两三年。另外，中美关系紧张，朝鲜战争还在打，到英国去比较容易脱身。所以就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聘请，1953—1955年在那里研究哲学和逻辑，实际上是用逻辑研究计算机科学，1955年能够发表计算机方面的论文。1956年起，他们聘我做Reader，待遇不错。Reader 相当于准教授，薪水与教授很接近。一般是一个系设立三个教授，三个 Reader。我本打算1957年回国的，可是1957年国内反右运动，父亲被划成右派，回国事情也就搁下了。这样在英国待到1961年。

张： 听说您身在剑桥教书，就公开发表演说表示对新中国的支持，以至后来台湾不选您做“中研院”的院士。但是您是英国科学院的院士。

王：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自然科学院的院士。人文科学的学者则可以当选为科学院的成员。中国人当选的有陈寅恪、夏鼐、赵元任，我是第四个。

张： 后来还是回到哈佛。

王： 哈佛重视我在计算机方面的研究，给我戈尔登·马基（Gorden Mackey）讲座教授的名义，当时很轰动。我是第一个应聘为哈佛的讲座教授的中国人。

张： 从哲学转到计算机，这个弯子很大啊！

王： 其实所用的数学并不多，只不过那时懂点数学又能注意逻辑的人不多。因为刚刚开始，初创的东西容易受人注意，一时间声名鹊起。IBM公司、贝尔电话公司先后聘我去兼职。在那里我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有些已成为经典。例如“王砖（Wang Tile）”等，在物理学上也用得上。有一天，杨振宁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在结晶学上用了我的结果。

我还因此得了人工智能国际联合会和美国数学会联合颁发的首届“里程碑奖”。

张：可你后来又回到了哲学。

王：本性难移。最终我还是回到年轻时向往的哲学研究。在哈佛很忙，博士生很多，要上课，指导很多论文。学生中有些很出名，如库克（S.A.Cock），在P=NP问题上贡献很大。

张： 您有华裔的学生吗？

王： 没有。许多留学生只做中国哲学研究，比较方便。但是我偏要研究西方哲学，而且还要影响西方哲学。如果我在IBM工作，也许会赚大钱，但是我的内心里不想做这类麻烦事。我有我的梦想：研究哲学。1967年起，我希望钻进哲学的象牙塔里去。于是辞去哈佛的教职来到洛克菲勒大学，不必教书，只要写作，很合我的胃口。至今已经20多年了。杨振宁希望从普林斯顿的象牙塔里出来，我却希望能够钻进去，真是人各有志啊。

张：您怎样和哥德尔开始合作的呢？

王：1960年代我们通过信，从1971年，则开始密切接触。我大约每两周一次，用一个半小时从纽约到普林斯顿，和哥德尔会见，谈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哲学。因为懂逻辑、喜欢哲学，也知道一点数学的人不多，所以我是能够和他谈话的合适人选。我每次去，他都很高兴。哥德尔是想用数学改造哲学，把哲学弄成数学一样。这我不能同意，但是他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

我们开始时谈得很随便，我也没有记录，更没有使用录音机。后来渐渐地觉得应该记笔记，他也不反对，有时还把铅笔削好递给我。1987年，我写成《哥德尔的反思》（Reflection on Godel），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有一章谈哥德尔自己的哲学，现在把它抽出来，另写一本书叫做《与哥德尔的谈话》，目前正在写作中。

张：你的哲学偶像是谁？

王：对我影响大的哲学家是康德、马克思。从师承关系来说，则是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王浩。他们三人都是我的老师。

张：您的哲学思想能够简单描述一下吗？

王：我主张的哲学可以说是“事实主义”，或者说“抓大事主义”，英文是Factual。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哲学太专业化，弄得不是专家就没法懂得哲学。我的目标是搞超越专业化的哲学，不钻牛角尖。让年轻人对世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和马克思的目标相近。不过哲学也不能空，既要用专业知识，又不能侵犯别人领域，这界限不容易划。无论如何，我不搞经院哲学。

张：您怎样看数学和哲学的关系？

王：我在1950年代到哈佛的时候，数理逻辑很热，我也被卷进去了。那时搞数理逻辑，50%数学，50%逻辑。现在是90%数学，10%逻辑。哲学系的逻辑不行了。现在的数理逻辑，只是搞集合论的少数人懂，大多数人不感兴趣。我是把数学作为工具使用，我的哲学要能够概括现代的知识，做到通俗易懂。

张：那么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王： 在1970年代我也很信马克思主义。比如消灭三大差别等等的共产主义思考是对的。不过后来我发现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并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很多道理说不通。毛泽东的哲学许多是对的，如果他到1956年为止，那是很伟大的。

张：您对中国哲学研究有什么建议？

王：现在两部分人对哲学和逻辑有兴趣，一部分是计算机科学教师，一部分是自然辩证法教师。我想帮助这两部分人。

对于中国的数学教师，我推崇吴文俊的工作。他真正见了实效，比国际上的许多工作要深入。

张： 最后请您谈谈访问中国的感想。

王： 我是1972年随任之恭、林家翘等一起回去的，回去后内心非常激动。看到许多老师，如周培源，他教过我们力学。回来之后写成《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在香港发表。中间对“文革”中的中国现状有一些溢美之词，招来不少批评。但我不后悔，反而继续研究。1979年在香港《广角镜》周刊发表了一篇长文，算是研究的结束，以后再也不写了。

张： 现在怎么看这些文章？

王：当然有许多错误。我是搞逻辑的，只有前提正确，用逻辑方法推出来的结论才能正确。我当时看到的事实不全面，前提不对，文章自然要出错了。

张：动机是好的。

王：那是。有人说我“拍马”，那是没有的事。我为何去“拍”？何必去“拍”？不过是爱之心切而已。我父亲说过：“谁能把中国弄得强盛，我个人做灰孙子都行。”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

（选自上海科技出版社《科学》杂志，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