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关于陈寅恪先生之怀想

2009-08-11 |

他晚年在中山大学期间,已经近于全盲,体能极度衰退,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别传》,文采思想并重,考证线索密如蛛网,而头绪井然;一方面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借幻想来摆脱现实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人物身上赋予了深远的寄托。全书近九十万字,大体口述成书,他的这种毅力和精神令人惊叹。

  清华导师

  1981年秋,笔者考入中山大学就读,时中文、历史两系男生同住一楼,历史系学友常来串门,尝告之曰,彼系老师第一课即演说陈寅恪传奇般之学术造诣。说话间眉飞色舞,极向往之情。每天穿过小紫荆山密林去上课,俱路过陈氏旧居,遂留意。但见红墙篁丛琉璃,周围灌木郁郁,乔木拱护,煞是幽深。上世纪90年代后期陈先生之大名竟从学术讲坛走到畅销书内,文化人多知之。

  吴宓先生认识俞大维较认识陈寅恪为早。时在1919年,美国波士顿。俞大维系自费留学,先在圣约翰大学修数理逻辑至精熟,后又修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吴、俞及汤用彤常在一起玩,交流西方哲学及中国文学之心得,也常在一起出游并作交际。俞大维也时常提及他表哥陈寅恪的种种博学与通识,吴宓即心生仰慕与畏佩,事见《吴宓自编年谱》。这其实也就是几年后吴宓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之嚆矢。

  抗战前十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加上讲师李济,可谓清华学术的象征。其熔铸中西,贯通今古的学术身手,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在抗战前一直在清华大学当导师,这十年生活比较平静,他的学术成就在这个阶段也最大。他在此期间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组组长兼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在清华大学,凡是遇到他讲课的时间都有很多校外的学生兴味盎然地跑来旁听,周一良回忆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陈先生对学生重启发,而不重问答,更不重死记硬背。他鼓励学生在研究材料之后,进行归纳、鉴别,往往不是他提出问题来考学生,而是从学生本人提出的问题,来看是否有深度。

大西南的颠沛流离

  上世纪30年代是世道变迁迅速的时代,但陈先生虽然关心社会,却不是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他的爱国之心是建立在历史与文化基础之上。他绝不是慷慨激昂的风头人物,他对中国学术的建设,是从百年大计的角度去思考、去铸造,因而担负起了民族精神赖以寄托的学术文化独立的责任。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北方各校纷纷内迁,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先迁到长沙再迁到昆明。陈寅恪一家和其他教授一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长途迁徙,先从北京到天津,火车上逃难的人群挤爆了车窗,又坐船到青岛,再转徐州,然后是郑州、汉口,最后用了整一个月的时间到达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正值兵荒马乱的时节,到处是逃难的人群,然而陈先生的讲座,仍然是听众踊跃,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史学家吴相湘当时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他就是听众中的一员,他也为大师的文化内蕴感到震撼。大概一个学期以后又迁到昆明,即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他在学校主要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原先偏远闭塞的古城昆明一时间学者云集,各军兵种指挥部也很多。虽然颠沛流离,生活设施简陋,但是知识分子士气极为高昂。

  这期间陈先生曾数次乘飞机到重庆处理文化和教育的事务,然后赴香港大学作短期教学,不料就在香港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先生也受困于此地,未能逃出。由于他学术上的巨大声誉,日军派人去拉拢他,并馈赠上好米面两袋,陈先生予以坚拒,日军不死心,又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和广州任教,但陈先生嗤之以鼻。并于1942年5月,仓促逃离香港,辗转来到桂林,于次年转往成都,任教于内迁的燕京大学,一直到抗战胜利。

  在前两年首次推出的史学家何炳棣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对西南联大初期的教授群体,诸如对雷海宗、郑天挺、钱端升、陈体强、张奚若、潘光旦、闻一多、孙毓棠、丁则良、冯友兰及陈寅恪、吴宓……留下了生动意味深长的回忆。其中,因为陈先生出的通史试题:解释何为历史上的“三白”(释白直、白籍、白贼),何炳棣坦陈他一字也答不出来,从而导致其初次赴美留学考试铩羽。

  学术思想的深邃博大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受学界推崇,它出自陈寅恪先生所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虽系纪念王国维而发,实则以其来概括陈先生的学术用意以及他的人生价值判断,也同样成立。

  道德与精神的力量,辄以无形之状态存在,视之无的,寻扯无着,但其所发生的效力,则深入而能持久。然而以其无形之性质,往往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造成道德之虚无。

  然而究竟不能因噎废食,陈先生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批评了只学西方技术(器物之学)的片面性,他明确说:“救国经世,尤须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吴宓与陈寅恪》第8页)这种精神之学问,包括两个方面,一则匡时济世之道,一则永恒超越之价值信仰。笔者不揣简陋,以为这种“精神之学问”,解释为民主之精神和道德亦无不可。因为真正未变质的道德,无不包含诚实、真理、克己、感恩以及爱人类的质素,那也是一种“精神之学问”。

  陈先生对佛教史的研究,不是借壳上市,也不是借鸡生蛋——不是借佛教哲学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是凭借他强大的语文优势——对巴利文、藏文、蒙文、日文、德文等等的精通,对佛经做大量基础考订工作,将佛教与中外文化、文学艺术,以及与音韵的关系、与史学的关系、与中亚地理的关系、与政治史的关系作纵横捭阖、四通八达的打通贯穿。以细密精微的考据,来支撑通贯的史观,以及宏观长线式的议论,偏向实证主义,但却更有所超越。

  他的唐史研究,是对史料的极细微方面,作无远弗界的照拂,对有唐一代政治势力的消长、党派的竞争,展开了密集而清晰的史学脉络。

  至于他在以诗考史、以诗释史方面,创建最为博大,这与他家学渊源,无书不览,熔铸经史具有深切的关系,但这不是单纯的做学问,由于是以诗证史,因此加入了感时伤世、叹怀身世等心理方面的内容。如《元白诗笺证稿》看似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范畴,其实更是历史、人生、哲学、政治等方面的综合演绎。陈先生自谦为“不古不今之学”,实际上这样的治学意义是极其深远博大的。因为漫长历史上吏治的败坏、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变迁、风俗的影响都在其中逐一浮现。

  陈寅恪先生悲道德、风习纷乱变易之际,世态出现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见《元白诗笺证稿》,第82页)此种对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伸发,哀吟长喟累世不绝,代不乏人。司马迁太史公大著中常见,韩愈文中也多表露。痛心疾首,长太息以掩泣,却毫无解决的办法。

  他晚年在中山大学期间,已经近于全盲,体能极度衰退,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别传》,文采思想并重,考证线索密如蛛网,而头绪井然;一方面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借幻想来摆脱现实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人物身上赋予了深远的寄托。全书近九十万字,大体口述成书,他的这种毅力和精神令人惊叹。

  家世和晚年

  陈寅恪先生生于1890年,1969年秋间去世。他的夫人,是晚清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他们结识于清华园。

  他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打破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后来因为参与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在新政失败后,被清廷清算,永不叙用,退居乡下,两年后郁郁而终。

  他的父亲陈三立,乃是一代大诗人,清朝末年和谭嗣同、丁惠康等人合称维新四公子,曾任散馆编修、吏部主事,和黄遵宪创办湖南时务学堂,深得张之洞器重。1898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陈三立等悲愤难抑,甚至发出通电,吁请诛杀李鸿章以谢国人。三立先生进入民国后未出任公职,1937年当日本进攻北京时,他痛斥日寇,骂不绝口,绝食五日而亡。

  抗战期间陈先生有诗(“看花愁近最高楼”)婉曲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感冒,所以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不去台湾,而留在祖国大陆。解放后有关部门曾请他担任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但实际并未赴任,一直在中山大学直到人生的最后。他晚年所受到的冲击,使其悲屈难以言宣,以致郁郁而终,这是当时不正常的大环境所造成的莫大悲剧。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伍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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