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辞海》亦无傅斯年

2009-06-08 |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和校务委员。

  九十年前,五月四日这一天,从北京大学走出一支队伍,浩浩荡荡迈向天安门广场,在群情激昂的队伍前列,有个壮硕的学生高举着一面大旗,他是这天北京学生游行的总指挥。他就是傅斯年。

  二十六年后,19457月,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与傅斯年在窑洞中作了一夕长谈,谈及当年的“五四”学生运动,毛称赞傅做了大贡献。傅感慨地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谈话之后的当晚,毛泽东就给傅斯年(孟真)写了一张便笺,里面提到“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同时还书赠唐代章碣的一首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傅斯年当年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他和同学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与当时的《新青年》鼓桴相应,抨击旧礼教,鼓吹新文化。但他不是那种仅热衷于运动、只知追逐新潮的风头人物,更不是“不读书”的陈吴、刘项。傅斯年十一岁时就读完了“十三经”,早有较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北大求学时,有些教授的学问甚至还不如这位学子,因此他在同学中威望非常高,连校长蔡元培也对他刮目相看,年轻的胡适教授就更不消说了。后来胡适在称赞傅斯年时说到:“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五四”之后不久,傅斯年负笈远赴欧洲,先后入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起先主修实验心理学,并选修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课程,甚至还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勃朗克的量子论有探究的兴趣,后来他用力最殷的则是比较语言学。在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中,他和当时也在欧洲留学的陈寅恪一样,并没有取得任何学位,显然他志不在此(学位)。北大老同学罗家伦在谈起他这种“奇怪”的留学时,一语中的地说:“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1926年,傅斯年回国,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历史系主任。1928年,应蔡元培聘请,筹建、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隶属于中央研究院),担任该所所长,后又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傅兼任西南联大教授和校务委员。抗战胜利后,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1月,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不仅是孜孜不倦于授业解惑的师者,也不仅是有富有创见和造诣的学者——他的《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辨正》、《古代中国与民族》、《东北史纲》等学术著述,在学界颇受瞩目和推赏。他还是一位卓尔不凡的学术考古“领军人”,自历史语言所创办伊始,他就组织、指导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主张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发掘和考古,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极有价值的发掘。历史学家邓广铭曾说过:“可以说,中国没有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的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傅斯年急公好义,珍惜人才,在学界有口皆碑。抗战期间,史语所和有些学术机构迁居在四川偏僻的李庄,因物质和资金匮乏,傅不得不变卖掉自己的衣物及珍藏的书籍,以救一时之需。当时,在史语所工作的梁思永病得很重,又闻知其兄长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也是贫病交加,傅斯年为之忧心如焚。虽然他和梁、林夫妇并无私谊,虽然孤傲的他素不求人,但目睹梁氏兄弟和林徽因身陷困厄,他情急而不能自已,亲自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经济部长翁文灏以求助;他在信中备述梁氏兄弟的实际困状,称他们为“皆今日难得之学士”,“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又称林徽因“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因此亟求政府部门能予以资助。不久,朱家骅便寄来了资助款项。因得此“雪中送炭”,梁氏兄弟的生活及身体状况得到很大改善,梁思成也得以完成巨著《中国建筑史》。后来林徽因知道了傅斯年写信求助之事,内心铭感不已,在给傅的信中,她感谢傅氏“营救护理无微不至”,“存天下之公义,而无有所私”。

  “山东好汉”(李敖语)傅斯年对学者贤士,如此温厚体恤、关护备至;而面对权势熏天、贪赃枉法的达官政要,他则是时人所称的“傅大炮”。他两次上书弹劾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后来又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孔氏,揭露其种种贪污劣迹,终于迫使其在舆论压力下辞职。宋子文接任之后,也搞得一塌糊涂,傅忍无可忍,又在报纸刊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不久,宋氏也真的“走”下了台。……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五四”学生运动的先锋人物,一位“最能做学问的学人”,一位卓越的学术考古“领军人”,一位独特而颇有作为的教育家,一位不惧权势、敢说敢为的“傅大炮”,在《辞海》(1999年第五版)中,却是了无踪影!他的老同学罗家伦倒是占了几行,是罗的声名和业绩更大吗?显然不是。真是奇哉怪也。

  在《辞海》“傅”词条中,列有“傅以渐”一则。这位明末清初的傅以渐(16091665),是顺治三年(1664年)进士第一,因此有清初“第一状元”的说法,后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山东聊城的这位傅以渐,不是别人,他就是傅斯年的七世祖。然而,傅斯年却从不以此“先祖”为荣耀,他是极注重民族气节的人,他不认为“先祖”当时急于“出仕”是什么光彩的事。这在如今一些聪明识时的学者看来,傅斯年未免有点“迂”。但笔者对这种“迂”倒是有些喜欢。

  笔者不久前写过一篇《〈辞海〉竟无林白水》,对林白水、林长民、林徽因不见于《辞海》,颇感不解并略陈私见。日前又发现傅斯年亦是如此,便忍不住写了这篇文字。傅公若泉下有知,想必对入《辞海》与否,绝不会介意(甚至可能不屑)。但笔者想,为有权威声名的《辞海》计,对本不该疏失的却疏失了,总是有点“那个”的。所以,也就不揣冒昧地多此一语了。但愿将出版的第六版《辞海》,疏失和缺憾能少些,少些,更少些。

  还是:但愿,但愿。(伊人 撰文)

转自 东方网 2009年6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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