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祖道:社会学摄影60年纪事

2009-03-19 |

张祖道,摄影家,1922年生于湖南浏阳,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参军,1952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1985年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1987年离休,现居北京。2007年出版影集《江村纪事》。

  87岁高龄的张祖道走起路来疾步如飞,谈起话来能不停地讲上几个小时,如果不是提前查阅资料,真是很容易忘了他是如此高龄的老人。

  张祖道做了60年的摄影师,像他这把年纪出了名的中国摄影人,往往不是专拍领袖的“红色”摄影师,就是风光摄影师,这样看,他实在显得有点“另类”。

  张祖道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精英,陪伴潘光旦进行了土家族民族调查,五随费孝通“重访江村”。从学生运动到田野调查,注定了他社会学角度的纪实摄影风格。

  张祖道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拍的是“纪实摄影”,他简单平实的摄影风格还被不少人批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摄影风转了几圈,他始终没有随大流,坚持拍自己的照片。

新时期开始,社会学界和摄影界对张祖道给予重新评价,他的照片,不仅给潘费二人的社会学调查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图像资料,也在中国摄影史中留下了一串特立独行的脚印。

学摄影 从西南联大到清华

  194412月,我考上了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半年后入了本科。我这一生,什么都是赶末班车,那一年,我正好赶上了西南联大的最后一学期。

  我在联大的时候就产生了买相机的想法,我觉得社会学系应该拍照,先生最先在做江村调查时自己拍了几张照片,并不是很多。对于搞社会学的人来说,相机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下决心做摄影了。

  当时的相机很贵,我不敢向家里要钱,我在昆明时曾让家里寄过一次钱,家里卖了20多担谷子,相当于2000斤,寄过来之后,过了一个月,物价又涨了,这些钱只够买两碗米线了,我吓坏了,再也不敢向家里要钱。我没有钱,但一心想着到北平一定要弄台相机。

  我当时跟化学系一个姓朱的同学学冲印,正值 “一二·一”运动的时候,我看见了很多照片,有现场受伤的,治疗的,或者牺牲了的,我们当时把宿舍灯一关当暗房冲胶卷,黑暗的房间里一下子出现个死人的影子,给我的刺激很大。

真正开始碰相机是到了清华,确切说是“一二·一”周年纪念那天,我借了相机,从清华拍到北大,又赶回来拍纪念晚会,那才算是我摄影之路的开始。

潘光旦 锯过腿的“百科全书”

  我们学生和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的关系都非常好。大学二年级以后,我就开始上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先生的专业课程,学习了工业、农村、城市等各种有关社会问题的东西。师生关系很好,同学们在课余就常常到老师家里去聊天。

  工作之后,有了工资,我们常常在夏天的礼拜天,先到颐和园游泳,然后买了桃子去魏公村民族学院老师那儿“蹭饭”吃,获益很多。后来费孝通找过我,让我回去做社会学,但我说不行了,业务跟不上了,他们说搞摄影也行,摄影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一直把摄影搞下去了。

  先生博学得就像百科全书,费孝通曾说,我有问题不用查书,只要找先生就可以了。

  先生小学毕业就考上了清华学堂,一路念到出国留学。上学期间先生因为跳高受伤,右腿给锯去一截,中间耽误了一段时间,但他最终赴美留学,得成大家。

  先生非常随和,跟什么人都处得来,我有时也在想,大概一些学者到了一定高度,对社会、对人有超过一般人的看法,对什么都很宽容。他一点脾气都没有,还经常自嘲,他曾开玩笑说,有时候少一条腿也少一点麻烦。原来,昆明时期,先生住在一间宿舍里,二女儿来昆明城里念附中,没地方住,他看着女儿才11岁个子不太高,就让她跟自己一人睡一头,正好睡在他右腿锯掉处的空当处,他还开玩笑说是绰绰有余,正好合适。这个故事显示了他可爱的个性,我到现在还很难忘。

这张照片选自张祖道“江村纪事”系列摄影作品,摄于19575月。开弦弓的妇女用脚踏龙骨水车将稻田多余的水排到河里。从图中可以看到开弦弓的稻田是典型的圩田。也就是在河流、湖泊周边低洼易涝地区筑堤围出的农田。每一围被水分割包围的田地称为一圩。开弦弓村有11个圩,大小从8亩到900余亩不等

这张照片选自张祖道“江村纪事”系列摄影作品,摄于19575月。放学后到田间割羊草的小姑娘徐锡宝。图中的小屋是开弦弓的“地上葬”。因为土地珍贵且地下水位特别高,人去世之后装进棺材放在桑树丛里,再在棺材上盖一个小屋遮蔽风雨。

1949年以后,中国展开了民族识别的庞大工程,潘先生之前曾在苗族中调查出一个有着不同风俗习惯的分支,就向民委提出了这个问题。1956年,我作为《新观察》的记者随潘先生去四川东南和湖北西南十几个县,对土家族进行了识别调查,这次调查后,中央就将土家族列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我全程陪着潘先生拍照,调查独家在《新观察》发表。

  那儿的路途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山区,走路时,脚指头还要勾着钻进泥里,手还要攀着树干走,我们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里,先生腿脚不方便,走路都要拄着拐杖,很不容易。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调查,寻找县志、族谱,组织茶话会,采访60岁以上的老人。

  先生主要是搞识别,要拍的照片和文章有关,所以,我会拍很多生活用品和场景,比如汲水、喂猪、赶场、筑堤、喊号子、抽闷烟、跳摆手舞等等。我不会刻意去拍人,但会拍厨房里有什么农具,碰到结婚的场面更是要大照了。

  调查很艰难,先生也做下来了,他去了尽可能多的地方。他的身体其实并不差,清华的教育一直很重视体育锻炼,每天必须要锻炼,这也是我现在87岁了,身体还很好的原因之一,先生也是一直活到了95岁。

但是先生后来终于还是没有熬过“文革”。他因为“破坏民族关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让他劳动,一个人在菜园里除草,他一条腿没办法站住,只能搬一个板凳来坐,但板凳也不让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他的病越来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来,后来费先生拿了一个大衣,一个薄的被褥给他,但最后没有药可以救,他死在了先生的怀里。

费孝通 社会学调查见证农村变化

  我跟先生做的几次调查,很幸运正好都是碰上当地剧烈转变的时候。1954年第一次和费先生去做调查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草原,那正是当地的游牧民族从农业转工业,游牧转定居的转折时期,在土地质量、疾病传播上有很多变化。先生写了《话说呼伦贝尔草原》的系列文章,在《新观察》上独家发表,图文并茂,让杂志的销量增加了不少,主编很高兴,认为这样的形式很好,所以1956和潘先生那次土家族调查很干脆地答应我去了。

  费孝通去了27次江村,我随着他去了5次,1957年和1982年的两次都是重要的转折期,而1957年那次给我震撼最大。

  先生1936年第一次去的江苏吴江,两年后他在伦敦交出了《江村经济》,这本书成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但他之后再也没机会再访这个造就他学术地位的小村。

  当时,潘光旦等都力劝先生再回家乡吴江看看,1957年,先生终于“重访江村”,我也有幸目睹了江村刚开始农业合作化的新貌。

  在吴江,我们坐的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木炭车,然后再坐船来到江村。在江村做调查非常忙,白天一有阳光我就抓紧拍摄,晚上大家都要做材料总结到深夜,工具一个是打算盘,一个是“手摇计算机”,每天晚上,要扒拉算盘珠子,摇转手柄千百次,手都摇酸了。

  江村当时合作化里头有一些问题已经发生了。本来说可以“三顿大米饭,吃到社会主义”,但是,1956年种的水稻还长势良好,预期亩产700斤,结果一场台风后就不行了,产量就降到了559斤,一些家庭感到口粮紧张。

  先生当时跟我说,他不提什么要求,我就拍村子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我还是用社会学的角度来拍江村的变化,比如合作社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优良的种蚕方法,但是我也看到儿童不上学,背着箩筐到处割草,来喂家里圈养的羊和兔,我也看到河边上的空船很多,没有完全被利用起来。

这些副业的问题,先生是很清楚的,他说1936年的开弦弓依靠农副业双收入,日子还是过得去的,但是合作化后,农业增长了61%,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他认为问题在于副业的比例下降了,认为应该恢复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五访江村 坚持拍摄纪实风格照片

  “文革”后,我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先生,在1982年我们又再访了一次江村。我拍了很多的桥梁、房子、马路。1957年的时候只有一个二层楼,1982年时,新建的房子多了100多间,1957年我们都是摇船去的,到了1982年,已经开工要修马路了,水泥桥也有了,此前的拱形桥也幸好没去掉。养蚕又有了缫丝车间了。我后来1994年再去江村的时候,那儿已经成立了现代化的缫丝工厂,不过,听说现在那儿的丝绸业又开始走下坡路了。

  1982年的时候,我给大队的干部们看1957年我给他们拍的开弦弓的全体合影,他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照片上那些坐在前排的八九岁的小孩,现在个个都是大队、公社的青年骨干。他们惊讶的表情我也给照下来了。

我有幸随着先生、先生访问了蒙古族、土家族,先后五访江村,目睹了苏南农村的巨变,也补上了我农村、民族的两堂社会学课,我很感激这两位老师。

  我是一名摄影师,中国摄影的流变我都经历过,先是都像我这么拍,后来就摆布,要很多加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到处都是风光摄影、沙龙摄影,摆拍成风。

  60年了,我的照相一直都没有变过,我的习惯就是踏踏实实的。我一直都是老老实实地拍纪实风格的照片,把拍摄对象真正介绍给人家,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农村。我拍照不是为相机服务,而是为观众服务。(金煜 郭延冰)

转自 新京报 2009年3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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