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欧阳钟灿:博士后自主创新的黄金时期

2008-11-27 |

欧阳钟灿院士在中国改革开放30博士后科学论坛上的演讲

欧阳钟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所长。1946年生于福建福州,1968年清华大学自控系毕业,1981年清华大学固体物理专业获硕士学位,1984年获光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在理论物理所做博士后,1986年获西德洪堡奖学金到柏林自由大学从事合作研究,此后在理论物理所工作,1997年增选为中科院院士。近年研究液晶、生物膜理论与DNA等生物大分子弹性性质(物理、化学、生物的交叉领域)。曾获海外华人物理学亚洲华裔物理杰出成就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周培源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我是1978年从兰州考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我是46年生人,78年已经30多岁了,重新念书。我一直讲,我最宝贵的时候是1985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那时候李先生跟我们所有很大的渊源,他在我们那里成立的中心,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我要提到最近跟我的感受是420,博士后举行了运动会也请我参加,但是那天雨下的很大,在天安门国旗班下,举行的很隆重。很多都是家庭为单元的,博士后拿着雨伞,妻子和孩子在后面。为了我们的理想,他们肩负着一家的重担。冒着风雨前行令我非常的感动,我不禁想起我自己这么多年走的道路,我想把我的经验跟各位博士后分享。

北大的一篇文章《投入递增,何以我国基础研究依然尴尬》,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在2002年达到73.8亿元,现行的评价体系对我国的基础研究的发展还是有阻碍的,基础研究需要科研人员静下心来进行长期地、系统地积累和探索。然而“论文化”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简单地向论文与职称、学位、奖金等利益挂钩,使得科研人员更多地受到物质利益的趋势,追求短期化效益,为论文而论文。

在座的很多博士后,我们选择博士后而不是马上找工作。我在清华本科是自动化专业,1968年分配到兰州化工公司,干了两年汽车搬运工、修理工转入到仪表车间当仪表工。每天晚上同事们都打牌,我就看书,对爱因斯坦与波尔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很感兴趣。相信今天的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并试着写论文。我这种痴迷的“民间科学迷”感动了两个人。1978年学的这批研究生大多都有儿女拖累,异地分居。我们都没有调工资,我们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在清华的很多同学都是搞光学的,每天晚上都调光学仪器,做的很晚。出来的时候宿舍都有铁门,都锁了,大家都翻墙进来。我后来搞物理,我觉得自己的基础比较差,很幸运被留下来,那时候清华大学留了22个人攻读博士生,做了四年的助教博士生。

现在的问题和以前的问题,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们提出的是液晶机电光纤的难题。液晶是轴中心对称的介质,因此不应有光倍频现象。但在1980年代,试验却发现有光倍频现象,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没有想发表多少篇论文,现在对研究生的要求,我成为是叫他们不利于做一个原创性的工程,我现在除了带研究生,还帮清华大学的先生,清华大学要求两天做一个论文,所以一开始他们没有信心,还没有做就要考虑发表多少篇论文。现在有一个特点,现在的论文数量很高,昨天我们请了科技部基础司的司长到我们那里做报告,他谈到我们国家的论文是全世界第一,超过美国、英国。但是我们重大的成果有多少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做论文的时候,并没有要求量,而是做一项工程。作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是非常严格的,近百位国内外同行书面评议,伯克利大学的沈元增先生,还评过我的论文。

我们主要是认真的组织答辩,答辩主席是孟昭英院士,郑华炽先生,教育部规定要进行论文答辩,以前老先生对论文是怎么布置的,我们的教授叫我到北师大家中讨论论文,还到图书馆比较这篇论文。所以我们对论文的认真是从老一辈的教师中传过来的,我们的论文是在85年发表的。我认为作为研究生的论文,用数量,用标准来看,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有多重大的基础研究成果。我们的制度在数量成问题。

  清华大学20个人,我记得很清楚,19853月登在《光明日报》,都是没有发表的论文,有19位是工科的,唯一一个我是理科的,已经有2个是中科院院士,1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当过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一位教育部百名名师,这些骄人的成绩都离不开当时指导我们的老师,尤其是没有SCI发表论文。

  我为什么做博士后,因为我们那批学生都有家庭,我有两个小孩、爱人,我留下做清华大学讲师的时候,学生经常要排队。张维迎校长跟我说还不如到深圳去,所以我同意了,把我爱人安排在深圳图书馆,但是对于我来说,做博士总想把自己的研究往下做,先生提出的博士后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些人只考虑生活是不行的。我虽然答应了,但心理还是不放心,深圳还让我们参加在北京的一个项目,但是参加的时候我觉得不行。我知道如果做研究放开了做行政人员就放弃了自己的理想。84年的时候,很多的物理所招博士后,我就动摇了。我就找张维迎先生,我现在特别感谢张维迎的太太,她也是很有名的院士,她说你还是遵守你的思想,所以我非常佩服老一代的老师。我是第一个出站的,第一个当院士的,以我的名字开始的。博士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自主创新的权利,我们并不是研究生,但是做博士后完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的。我记得到北京所的时候,我们所里有很多的院士,我马上做出来。博士后有一个自主创新,刚才几位嘉宾说了,博士后要和老师合作,博士后可以自己选题。

  我为什么从深圳大学调走而留下来当院士,是因为想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到现在研究人员还是二三十个人,有九个院士,我到理论物理所的时候,跟我同站有四个从海外回来的,包括李先生,那时候是200块钱补助,已经很高了。我发现他们回来都安排在中关村小学,我的小孩被安排在黄庄小学。我非常感谢人事部,国家规定只要做博士后家属就可以进来,我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的条件,直接到博士后流动站开了一张证明拿到派出所,一下子把三个外地的户口都落到北京了,这是我非常高兴的。

  我做完博士后,我们所是很难进人的,我进入自主创新的时候,别的所闹的很厉害,一百个人留四十多个人,有下岗的说法,我们所就没有这种说法。一期博士后不行,得到海外深造。博士后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选择最好的老师,假如你的水平够。我找的就是发明液晶显示的人,我到他那儿的时候他已经研究细胞膜了,后来改成搞别的了。后来我把那个数给求出来了,他很高兴。所以我回国以后自动被我们物理所接收了,而且接收的是非传统领域的学生。

  93年海外的人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评第一届的物理学奖,第一届有竞争能力,还有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做得都很好,但是把我选送为第一个。当时有一位教授跟我们说,你们要珍惜,当你成名以后或者年纪大了以后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我做两期博士后的经验:1、自己选题。2、每期只做一个论文。命题要经得起历史考验。

这是周光召先生讲的话,不要单一追求SCI论文和所谓的影响因子及热门课题,要作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真正有生命力的科研工作。我们总是投稿件,现在人家对我国的稿件都讨厌了,现在都送给香港的某一个人看看,所以很多的文章是没有给审稿人就退回来了。我的一个学生在美国第一年就发表文章了。先生对我国的基础科研一直有指导,04年做报告,他提出的观点是科研经费不能提升,大家都争经费,因为有10-15%都是到自己的口袋里。4月份我们接到院里的文件了,科研经费提成取消了。

  现在做科研的人员都是穿着皇帝的新衣,都是以SCI的指标控制,每个论文后面有一个引用,要看到自己的论文没人引用。我珍惜我博士后的时间。

  我的博士后做博士后的故事,这篇文章是2006年发表的,蛋白质结构预测:生命科学的又一场竞争。合成蛋白质结构对,它才能工作,结构不对就会得病。这个问题研究了几十年,大家提出了模型,怎么检验?只有实践能够检验。每年要公布一个系列,都去进行预测,同时把这个系列交给试验家,然后进行比对,看谁的理论好,但我们国家也参加,没有名次。我有一个博士叫张阳,他原来师从刘连寿教授,从事高能物理研究。

  我为张阳的成就欣喜,但一件事让我迷惑不已,张阳从理论物理所申报2007年海外、港澳青年合作基金时失败了。同一个人同样的背景和成就,同一时间申请美国的科学基金却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他希望与国内合作,但被拒绝了。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斯隆研究奖由美国1955年创立的,这是一个崇高而极具竞争力的奖项,旨在提高和促进特定科学领域中最杰出青年学者的事业发展。

  不是为了夸他,而是为了反思。20075月,应麻省理工学院统计物理学家黄克荪邀请,我到新家坡南洋理工大学参加蛋白质折叠理论研究会。会长,新加坡国立生命信息研究所所长专门介绍了2006年世界蛋白质折叠竞赛的情况,多次提到张阳的杰出贡献。当我告诉黄克荪,张阳从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出去的时候,在场的华人无不为张阳的成就感到扬眉吐气。从此,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很厉害了,黄克荪对张阳也很赞叹不已。

  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和优化科学资源配置的要求。今年3月我参加政协会议时,认真的研究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认同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要求。

  把文章数量和职称挂在一起,他首先想要的是报表,而不是工作。我对在座的博士后有一个希望,希望有一个宽松、朴素的环境,我相信很多博士后是同意我的观点的,要抓住这个黄金时期,这是你们最好的时间。

摘自:新浪网200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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