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龚育之

编者按：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庆祝建系八十周年复系二十周年之际，龚育之先生应邀专门回忆了自己在清华的点点滴滴成文。该文章分成两部分刊登在《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十一、十二辑中，清华校友网转载之，以纪念龚育之先生。

　　一九四八：我选择了清华

　　我是一九四七年冬季从湖南长沙的明德高中毕业，一九四八年暑期在上海报考，考进清华大学的。

　　我报考了三个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清华和浙大报的是化学系，交大报的是电机系，都是报的公费奖学金。别人同我说，这三所都是名牌大学，难考，你就那么有把握？再考个比较容易考的大学吧。我听从了这个意见，又报了同济大学。我以为同济大学是比较容易考的大学。其实，同济大学也是难考的名牌大学，只不过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同济的名声而已。

　　结果，同济考卷中的一道大题，我一时懵了头，考砸了，没有录取。清华、浙大、交大，倒都录取了。

　　三所学校，选择那一所呢？

　　没有犹豫，我选了清华。

　　这是因为我一直向往北平的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因为我有两位很亲密的同学，他们比我早一年到了北平，在过去的一年中不断给我写信讲故都的学生运动。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北大的刘观恩，一位是清华的李敉功。

　　我在上海考完大学，就去了香港。我父亲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时已由组织安排，从上海撤退到香港。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外。我在香港能够读到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那时，正是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伟大转折的时期。七月三十日新华社发表了《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这篇著名的社论。东北全境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获得解放。长春、沈阳几个大城市已经在东北野战军的包围之中。关内的形势会不会同样地发展，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会不会同样地变成被围困的孤城？我还要不要到即将处在这样的形势下的北平去？我的父亲在等待安排，也许要准备进入解放区，我要不要同他一起等待？但是，一来父亲何时去解放区，组织上还没有决定，能不能带子女一起去，更没有确定，二来对形势的迅速发展，我们那时都还缺乏足够的估计，总以为全国解放还要好几年（那篇社论不是说了：还要准备用三、四年时间作艰苦的斗争吗？），我不能在香港或广州累月成年地等待。我还是决定去北平上学。

　　但是，在香港有很好的了解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机会，我不能放过。我向清华写信，请求晚一点报到。在香港住了近两个月，才乘坐一条轮船，转道韩国仁川到达天津，再换火车到北平。已经是十月初了，早过了新生集中入学的时间，学校没有人来接站。

　　下了火车，我就问：取行李在什么地方？人家答道：“往北。”这使我不知所措。因为在南方问路，别人会说：往前，往后，往右拐，往左拐。初到北平，不辨方向，怎么识得东、南、西、北？

　　取了行李，又不知道如何去清华。人家解说，我也听不明白。只好叫一辆三轮车，请他送我去清华。这位三轮车夫，把我送到东华门，送上在那里等待发车的清华校车。那是一辆木炭汽车，噗噗嘶嘶，出了西直门，穿过郊区的小镇、田野和一片一片冷清的墓地，一直开到清华园二校门。

　　我就这样到了清华大学。

　　在清华入盟入党

　　入学注册，我得到一个学号：三七一九九。

　　头两个字“三七”，表示民国三十七年（即一九四八年）入学。

　　一到校，我就加入了地下党团领导的一个以三七级新生为主体的学生团体——春泥团契。这个团契已经活动约一个月了。

　　这自然与前我一年已到清华的老同学李敉功预先的介绍有关。我们在长沙时、在通信中，对对方的政治倾向已经相互深知。我到清华以后，又告诉他我的父亲是地下党员，告诉他我父亲说在清华一定有地下党。

　　进步学生们想找党，党也想发展进步学生们入党。

　　团契本来是基督教在青年中进行传教活动的一种形式，共产党借用这种形式来做学生工作。春泥团契主体是一年级新生，也有一些高年级生作骨干。活动无非是组织读书——当然是读进步的文艺书、历史书、哲学书和政治书，组织唱歌——当然是唱学运的歌、民间的歌、《山那边哟好地方》之类的歌，组织跳舞——当然是跳集体的舞、民间的舞，组织游览——去圆明园、颐和园，去八达岭看万里长城……

　　当然，少不了还有各种演讲会、座谈会……

　　春泥团契里还有一种活动，叫轮流日记。一人记一天，有什么观感，发什么牢骚，写一首诗，写一封信，什么都可以，然后传给下一个人，由他记另一天。有一位同学，她愿意参加游艺活动，但不愿意记什么日记。轮到她了，她就写了一句：我最讨厌记日记了。大家一笑，也由着她。

　　我到北平来，本来是向往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可是，一九四八年下学期，罢课游行已经转入低调。我只在十月底参加过一次短时间的停课，是教师为物价飞涨要求加薪而罢教，学生声援教师并要求全面公费待遇以谋求最低生活而“总请假”。那时学生运动的工作重点，似乎已经转向团结和引导学校师生，关心时局，保存力量，发展组织，准备迎接解放。　　不久，大约十一月初，团契里的一位同学——机械系二年级的徐乃明，来发展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新联）。我当然高兴地加入了。后来知道，这新联，是地下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中的一个。适应地下工作的环境，这样的外围组织不止一个，在清华就有新联、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等六个之多。

　　根据徐乃明跟我约定的暗号，另外一位同学——电机系一年级的凌瑞骥来跟我接头。作为联系人，他联系一个新联小组，这个小组除他之外，还有三个人，我一个，李敉功一个（他已从电机系转到化学系来），郭士炎一个（他是机械系的学生）。

　　又过了一个月，大约是十二月初，凌瑞骥同我谈话，谈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政治观点，然后问我愿不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谈了党对党员的要求，主要是要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党的事业奋斗，那怕牺牲个人的自由乃至牺牲个人的生命。我知道这是党来找我了。我欣然说愿意、愿意。过几天，凌瑞骥又来找我，郑重地跟我握手，说：我代表组织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开始，你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了！这就是我的入党仪式。我们的谈话，就在清华的校园里，没有党旗，没有宣誓，散着步，一握手，就完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就凌瑞骥一个。这些大概是适应地下环境，比党章规定的手续要简单一些。

　　又不久，凌瑞骥同他联系的新联小组谈话，宣布：我们这个小组，现在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小组了。

　　我没有想到，但是也没有什么意外。

　　（当我把这篇文章送请凌瑞骥阅看时，凌告诉我说：发展你们三人入党，是杨朝俶布置给我的。当时你把入党想得非常理想化，认为那是一个革命者毕生的追求，只有达到非常高的觉悟才能入党。我把你的想法报告杨朝俶，他认为你条件已经具备，完全可以吸收。你们入党后不久，我们还以“窝窝头”的署名在明斋后面的大饭厅前出过报道解放战争形势的海报。）

　　形势发展比大多数人预料的要快。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我们在春泥团契里讨论着解放军何时入关，会走哪条路线入关。

　　一个大的战役之后一般设想总要休整一段较长的时间。没想到，人们议论未定，东北野战军已经排山倒海般地进入关内，立即包围了天津和北平。

　　十二月十三日，我们还在化学馆里听张子高老师讲普通化学课，隐隐听到北边传来的炮声。先是辨不大清楚的低声，讲课还在继续，忽然一声响得大一点，张老先生一吃惊，手中的粉笔都掉到地上了。大家无心上课，都跑到楼层顶上想看看究竟，课就这么停下来了。

　　当晚，国民党军队要把大炮阵地设在清华园里靠西边的气象台、生物馆、化学馆一带。师生们一面交涉，要他们不要在这里设阵地，化学系有的学生还住进化学馆护校，一面大部分往校园的东边图书馆一带躲藏，临时在那边住了一晚。

　　十二月十四日，人们发现，国民党军队已经撤走，撤往城厢了。

　　清华园漫漫地沸腾起来。活跃一些的学生走出校园，去青龙桥，去玉泉山，同那些戴着大皮帽子站岗的、年轻而腼腆的解放军战士搭话，缠着几乎同样年轻的指导员、指挥员访谈。新华社的最新战报、政治新闻和这些访谈的报导，贴满了校园。

　　解放了的清华园

　　十二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在清华大学西门外贴了一张 “严加保护”的布告，标志着清华园已经获得解放。

　　十九日傍晚，国民党空军的一架飞机飞临西郊，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上空转了几圈，抛下几个炸弹，落在两校的野地上。有的没有炸，有的炸了也不过炸个不大的土坑。既没有伤人，也没有毁建筑。这算是国民党军队对清华、燕京的最后告别吧。但这最后一炸，却激起广大师生极大的愤慨。同学们纷纷去看那炸坑。“他们居然把炸弹丢到这里来了！”我就听到我们班一位同学愤愤地喃喃自语。可以说，这炸弹炸掉了在一部分师生中对国民党可能还存有的最后一点幻想！

　　解放军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在西郊以白石桥为界对峙着。家在城内的学生陆续回到清华园。到处流传着和谈的消息。一时，从地下党的领导那里传下来，傅作义的部队可能从北平突围到绥远去，如果那样，势必经过清华一带，地下党得作部署和准备。不几天，这样的危险似乎已不再存在，清华园里热烈地准备着协助解放军进北平作宣传。

　　清华大学有学生自治会，学生运动则大体上是以社团为主要阵地进行活动，现在形势变了，进步学生力量更大了，遍布各系级了。于是，组织宣传队进城迎接解放的工作，在“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以系级为主来进行。在饭厅里开会，大家都赞成组织进城工作的宣传队。全校成立五个宣传大队，每个大队下设几个中队，中队下又设小队。化学系一二年级为一个中队，自己取名为“尖兵中队”。化学系二年级的同学人数比一年级的多，一起哄，把我这个一年级新生选为中队长。李敉功是化一小队的队长。

　　我们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们大多是地下党员。地下党的不同系统这时已经开始打通关系。大队要决定什么事项，党员先开会，再同全体中队长一起开会。有一些具体安排，讨论中有争议，一表决，总是按原定方案通过。那几个不是党员（也许是还没有打通关系的党员）的中队长觉得纳闷，党员队长们则觉得多了一次会议，多了一层麻烦。这大概是秘密党的工作方式同党外干部发生某种不协调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化学系的同学们在化学馆包饺子，一起听新华社广播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些教师也来参加。

　　平津局势发展极快。天津给解放军一举打下来了。人们亟盼的北平和平解放却姗姗来迟。在清华园里为准备进城而学习的时间，在人们的感觉里拉得很长。

　　在颐和园对面的清华大学农学院内给清华的地下党团干部作过一次报告。报告人我记得是荣高棠，也可能记得不准确。这次报告会还是采取地下活动的形式。这是我第一次听党的干部作大报告。别的内容记不得了，但一个生动的比方却记得很清楚。报告者告诫我们：要团结广大青年，不要看不起落后分子。现在的形势是进步潮流不可挡。进步分子固然面孔向前，领着推着群众前进；中间分子面朝四边，也在人群中随着大流前进；就是落后分子，面孔朝后，想往后走，但在人群中被挤着，被裹着，身不由已，也在前进。

　　进步、中间、落后，这是当时流行的划分人群的方法。这种划分，就根据一个“政治标准”，而所谓“政治标准”，其实就是其人对当前政治形势、政治运动、政治学习的态度。这当然是狭隘的观点，观其一点，不及其余，学业、为人等等都没有在考虑之列。但是，这番话也的确正中了“进步分子”自视甚高、用固定眼光看人、看不到人们的变化的要害。

　　人们的确是变化的。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功课很好，曾经说过：那怕它哀鸿遍野，只要有一间实验室，我就要在那里埋头做实验。话虽这样说，无非表示我们这位同学对化学对科学的执着，而现实的沸腾的生活，还是不时把他从实验室里引出来，走到为遍野的哀鸿而斗争的行列里来。我们班还有一位同学，也曾经说过：为什么要参加组织？牛羊才成群，而虎豹都是独来独往的。可是，时势使独来独往的他，终于明白了一个时代的真理：个人奋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组织起来，才是强有力的群体。

（来源：《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