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自从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主管意识形态，人称他是中国“头号文化首长”。

其实，胡乔木本身，是一介书生。多年以来，胡乔木在知识界结交了诸多知识分子朋友。对于胡乔木，知识分子们各有各的印象，各有各的评价。把知识分子们眼中的胡乔木都一一写出来，倒是从多角度勾勒出一个立体的胡乔木形象。

季羡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在胡乔木众多的知识分子朋友之中，季羡林是不同于众的一个，因为季羡林与胡乔木曾经是清华大学同学。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早年留学欧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他是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当年，季羡林与胡乔木同时考入清华大学，是老同学。如同季羡林所忆，那时候，“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而季羡林则是外语系的学生。胡乔木参加共青团，参加了地下工作，而季羡林则说：“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

此后，胡乔木与季羡林阔别多年。胡乔木走的是革命政治之路，季羡林走的是学术研究之路。1949年春夏之交，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胡乔木写来的信。当时胡乔木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胡乔木写道：“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胡乔木给季羡林写信，为的是有关大学院系调整的一些问题，征求这位老同学的意见。

从此，胡乔木与季羡林有了直接的联系。1951年，中国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胡乔木想到了季羡林，那时候季羡林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从事研究印度文化，却一直无缘访问印度。于是，胡乔木给季羡林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代表团。季羡林非常感谢胡乔木的关心，愉快地加入访问印度、缅甸之列。

1951年9月20日离开北京，到次年1月24目返回北京，季羡林随团出访达四个月。季羡林后来写下了这次出访的愉悦之情。

此后，胡乔木多次前往季羡林家中看望。

不过，季羡林却“来而不往”。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在季羡林看来，老同学胡乔木已经是个“大官”，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季羡林极力避免“攀龙附凤”之嫌。胡乔木的“官”做得越大，季羡林越是与这位老同学拉开距离。如同季羡林所言：

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终于有一回，季羡林去了胡乔木家中。

1986年冬天，北京大学学生有一些活动，引起胡乔木的关注，很想找季羡林聊聊，听听他的看法。当时，胡乔木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前往北京大学看望季羡林，诸多不便。他征得季羡林的同意，把他接到中南海住所。那天上午，胡乔木跟季羡林一见面，就说：“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季羡林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对待青年学生，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

胡乔木一直静静地倾听。最后，他说完全同意季羡林的意见，并且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中午，胡乔木请季羡林在家中一起吃饭。季羡林回忆说：

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这一回去胡乔木家，使季羡林对胡乔木的生活情况有了直接的了解。

不过，胡乔木的“官位”和季羡林的“知识分子传统心理”，毕竟还是阻碍了季羡林对于老同学的交往。他从不主动提出去看望胡乔木。

直至1992年，胡乔木病重，季羡林这才决定去医院看望胡乔木。胡乔木见到老同学，非常兴奋，久久地握着季羡林的手。

这是季羡林与胡乔木的诀别。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

在胡乔木逝世之后，季羡林对胡乔木不再“回避”，深情地写了《怀念乔木》一文，发表于《大地》月刊1994年第2期。季羡林此时道出了对于胡乔木的真正的感情：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

与老同学钱钟书的友情

胡乔木的另一位清华大学同学是钱钟书。所不同的是，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就认识季羡林，而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并不认识钱钟书。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担任教授。1941年回家探亲时，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1998年钱钟书去世。他的夫人杨绛在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长篇回忆录《我们仨》，内中写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受到冲击，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直至1972年3月回到北京。处于困境之中的钱钟书夫妇，只能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然而，到了1977年，以办公室为家的钱钟书夫妇，忽然分配到新房子！

杨绛写道：

1977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钱钟书分配到的新房子相当宽敞，共有四间房，从此钱钟书夫妇结束了住办公室的蜗居生活。

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人称部长楼。钱钟书虽说是大学者，却不是“官”。他怎么会住进部长楼的呢？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照，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原来，是胡乔木为钱钟书解决了住房问题。

据邓绍基先生回忆，1977年后，胡乔木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记得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出版以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干校六记》是怨而不怒。如果听到什么议论，请他们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要我传一句话。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沟，转达完毕，钱先生高声说：“季康，听清楚了没有？乔木说是怨而不怒。”兴致勃勃，劝我喝茶。归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又是好一阵思忖……其实，胡乔木为钱钟书要房子，并不全然因为钱钟书是他的老同学，而是出于对钱钟书这样的著名学者的关心。

《人民日报》记者钱江曾经在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淘”到一封胡乔木写给李先念的“要房信”，读后非常感动，便将此事公诸于众。钱江写道：

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三位著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获取，现将原信抄录如下：李副主席：

社会科学院有3名著名老专家，住房十分困难，请求优先予以解决。

一、历史研究所古代史著名专家顾颉刚，84岁，曾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积极，目前，计划在生前校正过去著作并整理其历年笔记（500万字）。现住房3间，老夫妇，加上子女，还有4万册藏书，实在拥挤不堪。顾久病气管炎冬天煤炉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蒙古史、元史专家翁独健，71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10口人，藏书也多，4间房，确属拥挤。

三、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专家蔡仪，71岁，现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4口人，藏书15000多册，现住两间房，只有25平方米。

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和科研人员住房，都很拥挤，亟需统筹解决。我们建议先解决最迫切最困难的3户，给顾颉刚、翁独健每家一套6间宿舍，给蔡仪一套5间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请予批示。胡乔木（签名）1977年12月2日

信件上有多处批语。首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于12月4日左右将此信批转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同志阅办”。12月10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要办事人员“拟出明确意见”。12月26日，此件已经转到了管理局房管处。当时，五六间一套的住房实在稀有得难以寻觅，房管人员倾向于为他们增配，“拟在天坛每人解决三间一套”的住房。

此事的结果未知如何？想来应该是顺利解决了。20多年前刚刚结束“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之际，胡乔木初掌社会科学院，随即写成此信，其眷顾一代文史名家之心可鉴。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分配之难到了如此地步，数位名家要想增加数间住房，惊动了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办理，改善住房之难，可见一斑。

恍惚之间，写信人、收信人，乃至信中要照顾者，都已乘鹤远行。此信读来，顿生岁月遥远之感。打开现在的报纸，花样百出的售房广告令人目不暇接，胡乔木的这封信，大概可以作为那段已流逝岁月的一个注脚。

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胡乔木非常敬佩钱钟书的学问。胡乔木曾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钱钟书英语极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李高洁选译的《苏东坡选集》，便请正在读清华大学四年级的钱钟书作序。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推荐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从1950年到1956年，钱钟书花费了很多时间，主持《毛泽东选集》四卷的英译工作。1960年至1966年，钱钟书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74年秋天，钱钟书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

1982年，胡乔木提名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于向来只埋头学问、不愿当官的钱钟书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任命。胡乔木亲自登门说服钱钟书，钱钟书这才勉强从命。

也就在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帮他改诗。钱钟书对胡乔木的诗进行了许多修改。

后来，社科院的另一位副院长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这位副院长回忆说，他向钱钟书委婉地转达了胡乔木的意思。钱钟书致函胡乔木：“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转自 《新闻午报》2007-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