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学者、散文家朱自清先生(1898—1948)诞辰120周年。前不久,清华大学老图书馆举办了“最不能忘记的背影——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朱自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匆匆》《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因此,纪念展集中展示了不同时期的朱自清文集。除此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展览揭开了朱自清与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一段往事:朱自清曾在清华大学任图书馆代馆长,留下了珍贵的购书批阅清单,他还向图书馆捐赠了不少他的签名本图书。
通过以上这些图书,展示了朱自清不平凡的一生,也勾勒出一位出生于新旧时代之交、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形象。
1 其作品很早就进入清华图书馆
从清华大学极具标志性的二校门(上刻“清华园”三字的牌楼式校门)进入校园,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就呈现在人们眼前。走过一汪荷塘,再往北穿过一座小桥,就能找到清华大学老图书馆。
每到夏季,这栋爬满了爬山虎的三层建筑,翠绿葱茏,在烈日下显得格外清凉。步入其中,大量拱形的门窗、古旧风格的原木桌椅以及靠墙而立的古朴书柜,令人恍若穿越到八九十年前。
“最不能忘记的背影——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就在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里举办。纪念展策展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焦阳介绍,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建筑格局少有变动:1919年3月图书室独立馆舍(现老馆东部)落成,1928年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馆舍不敷使用,1930年3月开工扩建馆舍(即今老馆之中部和西部),一直沿用至今。而朱自清先生从1925年起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勤勉认真的他在图书馆里留下了诸多印记。这样的环境,是凭吊朱自清先生最合适的场所。
本次的纪念展,虽然规模上并不大,却颇具特色。作为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焦阳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1935年至1936年,朱自清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相当于代馆长)。在任期间,他为图书馆选购了大量图书。幸运的是,在最近的整理中发现,老一代馆员保留下来了朱自清当时选购图书的批阅清单。“这些清单记录了朱自清先生为图书资源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些手迹也是我馆的重要藏品,此次展览,我们遴选其中的一些精品展出。”
展出的朱自清签名本图书
在这个重要藏品的基础上,焦阳决定充分发挥老图书馆的历史资源优势,并以书为介质,通过大量的、不同时代的、不同种类的图书来揭示朱自清不平凡的一生。展览分为七个方面:“生平简介”、“诗意情浓——朱自清的诗”、“久远的记忆——朱自清日记”、“文采飞扬——朱自清的散文”、“朱自清与清华中文系”、“馆藏珍品——老馆大库朱自清签名本”以及“朱自清手迹”。
在这些展品中,最为珍贵的自然是朱自清签名本和朱自清任代馆长时选购图书的批阅清单。
在展品中,焦阳特意提到了《我们的七月(1924年)》这本书。根据馆藏章判断,该书是清华学校期间(1912年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所购进图书,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七月出版,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再版,每册定价大洋五角。
有趣的是,这本书与朱自清有着冥冥之中的缘分。
1920年6月,朱自清从北大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9年,鲁迅、刘大白等人在此教书)的校长,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希望校长能够帮他推荐几个合适的学生做教学辅导员,蒋梦麟便推荐了朱自清和俞平伯。于是,那年秋天,在去杭州的路上,朱自清和俞平伯开始了两人持续一生的友谊。在“一师”,两位年轻人在教书之余,开始了文学活动,相互切磋诗艺。
俞平伯在浙江一师工作了半年,在年底便回到了北京。朱自清也于一年后离开了一师,前往自己的故乡扬州,到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到任不久,就因为诸多原因辞去教职,经友人介绍,他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在上海,朱自清认识了叶圣陶,他也得以将更多热情投入到文学上。1922年初,俞平伯和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创办的《诗》月刊创刊。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最早、以提倡新文学为主张的进步诗刊,在当时备受关注。《诗》月刊创刊后,俞平伯和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交往颇为频繁。不过,在《诗》月刊正式出版之前,因为中国公学的“风潮”,朱自清被迫返回浙江一师。后来,朱自清在台州、宁波、温州等地多所中学辗转,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夏丏尊、丰子恺以及朱光潜等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伴,也为朱自清的教师生涯带来不少欢乐。
1924年,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人组织了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名为《我们》,逐期以出版年月作为书名,第一期就是《我们的七月(1924年)》。这本书里有论文、小说、诗、戏剧、小品、札记、通信并精印书画、摄影等。这本书用瑞典纸印,格式新颖,封面为丰子恺的作品:《夏》。《我们的七月》一书中收录了俞平伯《鬼劫》、叶圣陶《泪的徘徊》、朱自清《温州的踪迹》、刘大白《旧诗新作》等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朱自清怀着悲恸的心情写下了《血歌》一诗,此时《我们的六月》已经付印,为了配合“五卅惨案”的斗争,朱自清临时将《血歌》刊在《我们的六月》的扉页上。
当年朱自清是《我们的七月(1924年)》中的一名作者,未曾想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将这本书买入几年后,朱自清成为图书馆的代馆长。
焦阳说,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在该书中作品的相应位置,分别有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的亲笔签名。“一般情况下,签名本的图书中有作者的签名是非常普遍的。但这本书有如此多的大师联合签名,实属罕见。”
多位作者联合签名,或许与当年朱自清他们创刊时的设想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七月(1924年)》创办时,杂志独具一格,除封面设计者丰子恺署名外,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的名字。几十年后,俞平伯曾做过解释,“之所以《七月》不具名,盖无深义。写作者自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
不过,这种“新潮”的方式,造成了读者不习惯,大家议论纷纷,引起多方猜测。朱自清和俞平伯商量后决定,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在《我们的六月》出版时全部署名,同时附录《我们的七月》的目次和作者的名字。或许在1927年,《我们的七月 (1924年)》再版时,各位作者便在相应的文章那里,补上了各自的签名。当然,这都是后来者的猜测,至于真相如何,早已湮没在岁月里。
2 抗战前运走图书馆珍贵书籍
1925年,说不清的压抑和苦闷,蔓延到朱自清的内心。朱自清也对教书生涯感到了厌倦。一个偶然的机会,朱自清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的好友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当年暑假过后,朱自清便一个人匆匆赶往北京。从此,他在清华任教二十余载,一直到生命最后。
焦阳说,对于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历史,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在1935年至1936年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的历史,知之者不多。因此,本次展览就着重展出了朱自清在任代主任(代馆长)时的部分批阅清单。
作为代馆长,在购书时也打上了自己文学趣味的烙印。朱自清是新文学的实践者,也对古典文学珍爱有加。因此,在购买的书单中,既有罗振玉《集古遗文续补》等古籍,又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新文学书籍。
其中最珍贵的一张是朱自清与冯友兰共同签名的清单:中文系与哲学系合买了日本一诚堂的《朝鲜古物图录》。清单上这样写:“价款由中国文学系出三分之二,哲学系出三分之一。”签名为冯友兰、朱自清。冯友兰1928年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1929年起任清华哲学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文学院院长。
除此之外,朱自清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欧游杂记》上,也有他的签名。他在这本书上,写有以下字样:“国立清华大学图惠存朱自清敬赠”,下面签有时间,是民国二三年(1934年)。1931年,任教于清华的朱自清,获得公费出国游历的机会,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他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威尼斯等地,回国后写下了游历欧洲期间的见闻,该书于1934年出版。
朱自清签名的《欧游杂记》
朱自清与冯友兰合签的购书批阅单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内页
朱自清性格温和,为人和善,对待年轻人平易近人。焦阳介绍,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馆长时,一位学生因在图书馆里找不到想借的书,直接打电话到朱自清家里,请他到图书馆来帮着找。朱自清欣然应允。
这次展出的一封信件,也展现了他在年轻学生中的受欢迎度。一位学生,写信给朱自清,陈述自己家境困难,并托朱自清先生帮他留意图书馆的工作,如有合适的岗位就介绍给他。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后,这位学生接过朱自清的“衣钵”,成为清华图书馆的馆长。他就是1960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
除了帮助图书馆购买经典的书籍,对于当时清华师生来说,朱自清最重要的贡献是保护书籍。1935年,时局动荡,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平津一带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时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的朱自清,未雨绸缪,准备将贵重书刊装箱和搬迁的工作。1935年11月19日,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写下寥寥数语:“学校决心迁移各种物品,今晚开始包装书籍。”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的《图书馆工作报告》中记载:“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宛平卢沟事件,竟为燎原星火……馆人乃将本馆及各系预装之图书仪器五十余箱,及馆中目录文件卡片等,不顾敌军严密检查,运存城中某处……幸而年前运出所有中西文善本,全部地志,及各系需用书籍等四百余箱,运存汉口,连同运出者,共约五百箱。”“幸而年前”说明在1936年,朱自清便将中西文善本等贵重书籍和物资运出北京。
焦阳说,当时学校附近有个清华园火车站,在朱自清主持下,师生们将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仪器装上火车秘密南运。这五百余箱重要物资南运后暂存湖北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后来从汉口辗转运送至重庆北碚和云南昆明。“在那艰苦的岁月,这些珍贵的图书成为了西南联大学生们的学习用书,也是师生们学习用书的唯一来源。”
清华大学在抗战期间遭受到重创。1937年10月,清华校河以南被日军占领。1938年1月,清华校园全部被占。8月,日军强令将校内各馆、室钥匙全部交出。1939年春,日军将清华园改为一五二陆军伤兵医院。当时的图书馆被占用后,被作为日军病院本部。其中的图书、杂志损失非常严重。日军还挑选了总计五万多册有关书籍运走,其余交给一些敌伪机构保存。
抗战胜利后,此前曾经运往西南联大的图书又跟着师生们北上,回到清华校园,后来在图书馆馆长潘光旦的主持下,馆员们把其他敌伪机构瓜分走的图书,尽全力搜集回来。
焦阳不无感慨,“今天我们在老馆书库里所见到的部分图书,就是当年曾经经历了南渡北归等诸多事件。它们饱经沧桑,它们也记录了一段难忘的历史。我们应为当时的图书馆负责人及老一辈图书馆员的巨大付出致以崇高的敬意!”
3 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
作为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一生著作颇丰,在纪念展的实物展示中,朱自清的诗集和散文集占据了重要的比例。朱自清的诗歌和散文,在经过数十年时光的洗礼后,依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因此,焦阳也将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朱自清文集分列展示。在当今出版的朱自清文集中,《匆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口的篇章自然少不了,但实际上,朱自清最先是作为诗人引起世人关注的。
1918年,还是大学生的朱自清,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喜欢上了新诗。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开始释放自己的才情。他的处女作《睡罢,小小的人》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扣开了艺术的大门。
1922年,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创办了《诗》月刊,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诗》月刊发表了朱自清的很多新诗,也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适、周作人都为它写过稿。《诗》月刊于1923年5月停刊,共刊出两卷七期。
在停刊后,朱自清仍然坚持诗歌创作。1924年,朱自清第一本集子《踪迹》由上海东亚书局出版,内分两辑,第一辑收录诗歌31首,第二辑收录散文7篇,《匆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便是出自这本集子。郑振铎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一文中曾评价道:“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地超过《尝试集》里(《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也是胡适文学主张的自我实践——编者注)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决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力来写着的。”
1935年,郑振铎受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文艺编辑赵家壁的委托,邀请朱自清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分为十大卷,蔡元培作总序,《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小说分三集,分别由茅盾、鲁迅、郑伯奇编选,散文分两集,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戏剧由洪森编选。朱自清接受任务后,将五四以来新诗的各种选本借来阅读,还把清华图书馆存的新诗集都借了出来。他从七月中旬开始整理,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完稿,最终,《诗集》共选59位诗人的408首诗。在写导言时,朱自清严肃认真的秉性,使得他仅写了五千来字,不过,正是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得这篇简短的导言成为新诗史上的重要理论文章之一。他把五四以来诗歌创作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这也是朱自清对新诗发展历程最为独特的见解。
4 由作家转向国学研究
在本次纪念展的展品中,还有《国文教学》《朱自清讲国学》等不同时代出版的书籍,这与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的执教生涯有极大的关系。
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1932年,朱自清从欧洲游历回国后,被校长梅贻琦任命为中国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还担任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后以身体为由辞去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和清华国文系主任一职)。这一年,朱自清也组建了新的家庭(1929年结发妻子武钟谦因病去世,1932年与陈竹隐结婚),朱自清在清华开始了新的篇章。
这一学期,朱自清开设了“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三门课,后又开讲“陶诗”和“李贺”诗,开始从事国学的研究。他在教学之余,还从事考证类的研究。朱自清深入研讨陶渊明和李贺的作品后,写下了《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疑问,纠正了一些不妥的说法。这是朱自清第一次写考证文章,当它发表在《清华学报》上时,朱自清非常高兴,特意寄给叶圣陶一本,请他“教正”。
朱自清教学负责,对学生要求严格,在《陶诗》课里,常常要学生背诵或默写诗句,写错字还要扣分。因此,一些学生都不敢选他的课,以至于“李贺”的课只有五人选修。不过,虽然要求严格,但是朱自清对学生非常关爱,他还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比如,他建议吴组缃多选外文课,并鼓励他学英语和法语。
这一时期,朱自清与学生们还发生了一件趣事。1932年11月,鲁迅为探望母亲,从上海来到北京,北京的许多高校都邀请鲁迅去讲课。鲁迅也应邀到北大和辅仁大学讲了课,清华中文系学生也纷纷向系里提出请求,希望能邀请鲁迅到学校演讲,朱自清答应去试试。当朱自清到位于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的住宅(如今的鲁迅纪念馆),请鲁迅去清华演讲时,鲁迅或许因为抽不出时间,婉拒了朱自清的请求。朱自清回到学校,流着大汗对学生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是一样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师生辗转来到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因为炮火的临近,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又跋山涉水来到昆明,学校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朱自清开讲了“宋诗”,所用课本都是他从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的《宋诗钞》中精选而成。因为对于宋诗非常熟悉,朱自清讲得也非常生动。在讲授时,他不仅逐句解析,探究用辞的来历,还剖析了宋诗不同流派的差异。他还常要求学生当堂讲解,学生不敢不预习,虽然要求很严格,不过,凡是选修这门课的学生都受益不少。
抗战胜利后,朱自清和师生们回到北京。但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没有为人们带来任何希望,法币贬值,物价暴涨,人们困苦不堪,朱自清发出了“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见沉重了”的感喟。1948年5月,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后来反帝爱国风暴波及全国。当时,为了欺骗和收买知识分子,国民党发放了配购证,用此证可低价购买“美国面粉”。6月,患胃病多年的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朱自清还将面粉配购证以及面粉票退了回去。这也正是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故事的由来,不过,后来流传很广的朱自清因拒领美国粮而饿死的说法,是以讹传讹。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不堪胃病折磨,离开人世。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时,朱自清却匆匆地离人们远去。他为人们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诗歌和文字,还有永不屈服的精神。
通过这个展览,策展人焦阳再次深刻理解了朱自清的为人:他不但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也是一名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