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许国璋先生和他的“语言”

2017-12-19 | 姚小平 | 来源 《北京教育》杂志2017-11 |

许国璋,1915年生于浙江海宁,1994年卒于北京海淀。先生祖辈殷实,早岁先后就读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抗战初年随校南迁,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继而任教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胜利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及牛津研究院,研探近代英国文学。建国初即归国,入聘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历任英语系主任、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兼《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全国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英语组组长、高教自考委英语专业指委会主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所编《许国璋英语》影响甚巨,嘉惠中华学子多年;论文“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1988)、“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1985)、“《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1990)、“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1993)等沟通中西学问,独具创思而富含哲理;另有《许国璋论语言》(1991)、《许国璋文集》(1997)存世。

求知问学的榜样

1984年仲冬,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毕业须找工作。那时找工作很简便:持着导师的推荐信,找系所领导面谈,只须谈得投机,当面就能落实。听说北外新近成立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是许国璋先生,我便寻到北外西院北楼他家。硕士论文我写的是古汉语颜色词,先生对这一题目颇感兴趣,对我攻读过俄语、略识些法文则觉得意外,说这些短时间派不上用场,长期看应该会有益。于是我有幸入职北外,成为他麾下小小队伍的一员。后来有一次闲聊,我说起祖籍浙江平湖,父亲曾就读于嘉兴秀州中学。先生听得便兴奋起来,原来他和长兄也都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他还告诉我,入校之初他在校史陈列馆看到高年级生的范文,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一篇。我问起父亲,父亲回忆起同级有一个叫许国瑺的学生,大概就是许先生的哥哥了。父亲后来到燕京,许先生则去了清华。两人本不相识,只因我来北外,反而得以结识,且通起信来。人生路上有偶然、有必然,遇到先生是偶然,而一经遇上,今后自己的路要怎样走,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必然。他是这样一位长者,在他身边工作久了,你就一定会奉他为求知问学的榜样。

许国璋和《许国璋英语》

不过起初我并不清楚许国璋先生问学的趣尚,只是慕他的名、冲许国璋英语的牌子去。那些年,《许国璋英语》绝对位居畅销英语教材榜首,从这套教材获益的一代国人恐怕得以百万计。从各地学校到机关,以至机场、宾馆,很多人自称是许国璋的学生,就因为靠《许国璋英语》学的英语。大多数人学英语是出于实际目的,为出国、为求学、为谋职等,而《许国璋英语》正能满足当时社会上的这类需要。但英语在许先生眼里决不只是这些用途;他手中编的是教材,篇篇课文都精心设计、逐句斟酌,而心里则还有一番宏大的考量。“文化大革命”甫一结束,他便预见到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外语学习的迫切需求,在“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1978)一文中提出:外语教学方针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外语的运用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力量”。今日学界热议的语言战略这一话题,其实许先生早就有所论及。

中国学生千千万万,而学校能提供的外语教育终究有限,所以当年他尤其强调自学的重要,他的卓见直到今天仍值得一听:“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提倡自学,提倡尽快地自学语音、语法,自己学会阅读;提倡从理性的认识着手,做到不同程度的外语实际掌握……”,因为“自学有方,即是一种可贵的潜能”,而且长远看是“最可贵的潜能”。这也是他的切身体会,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中学时代他就养成了自学英语的习惯,并有一种“自学的成功感”。《许国璋英语》的社会影响之所以大,原因之一就在它不止是一部优秀的专业英语教材,还是一部可供普通人自学英语的读本。但我感到,先生主张的自学原则还有更深一层的含意:如果你自己不学,没有人能教你学;即使有人教你学,能否学成也得靠自己。

英语教学是许国璋先生的本行,可是他却说,“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说到学问,他钻研过英美文学,涉足过翻译文论,探察过西方文化史等,而他的最爱还是语言学。先生属于这样一代中国语言学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已经开始了探索,却不得不接受苏联学界的立场、观点、态度;之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研究,十年过去,当他们重新回到语言学领域,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方语言学的世界,有那么多新的领域、理论、方法、概念,等待着他们去认识和把握。1978年至1985年前后,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语言学遍地是荒野,似乎任何人,随便找一块土地,坚持耕耘数年,便能有所收获。当然,远非是个耕耘者都会有大收获。

语言学家许国璋

1978年,许国璋先生已63岁,年龄对他很不利。但他凭着天生的敏悟,凭他的执著和勤奋,开始了垦拓。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索绪尔语言理论—至少在这三个领域,他是国内最早的探路人之一。在语用学上,他稍事开发,便把领地让给了年轻人;在社会语言学上,他停留的时间较长,作了理论探索;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上,他下的工夫最多,国内至今尚无几人能在思索的深度上与他并论。他对索绪尔语言观有特殊兴趣,是因为:其一,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探讨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索绪尔在他是原有兴趣的复苏。其二,他向来偏重思辨,喜做哲理的推阐,对语言本体研究、实地勘察虽不看轻,但并不热衷;而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的探讨,终不能局限于理论层面。其三,他最关心语言本质、符号特性一类抽象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索绪尔语言理论切入,再合适不过。

在研究索绪尔的过程中,对上述抽象问题的思考把许国璋引向了中国古代语言理论。试想索绪尔的背后,是两千年绵延不断的西方语言思想发展史;中国虽然没有索绪尔式的人物,但未必没有语言思想,即针对语言的自觉思维。这思想在何处?有无踪迹可觅?是零碎的,还是连续的?中国古代学者对语言究竟有多少理性认识?有无系统的理论,明白的表述,成篇的专作?—这一系列问题迷住了晚年的许国璋。我手头存有他留下的一本书,洪诚选注的《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里页有他的两行手迹:“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日与怀仁过魏公村之书肆,余入内购此。盖余数十年中一直疑而未决之题: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没有语言学?读此稍解也。国璋 是日晚归后记”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读《说文解字》《文心雕龙》《马氏文通》。为读通《说文解字》这部古代文字学第一书,他付出了大量精力。1983年,北外成立外国语言研究所,许先生出任首届所长。在他为语言所陆续采买的图书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说文解字学,不仅有清代四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而且有近人丁福保的一套二十册《说文解字诂林》。校里校外来人,到访语言所资料室,见到这批古书都会觉得奇怪:你们是外国语言研究所,何必购置这些东西?的确,以后北外还会有人再去研读它们么?然而,不理会这批中国古书,我们就无法懂得许国璋。

许国璋先生对《说文解字》的探讨主要是哲理性的,与一般基于形音义分析的《说文解字》之学大不相同,也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从文化语言学着眼的《说文解字》研究。他试图阐明许慎的语言哲学,“找出对现代语言学有普世意义的信息”。虽说他也利用了前人考据所得,但更多的是从现代角度加以阐释。他深知,《说文解字》探讨的对象是文字,研究文字不等于研究语言,“中国古代经学家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人所谓的“字”,其实相当于词素和词,因此《说文解字》研究文字很大程度上也就可以说是在研究语言。他尤其欣赏许慎关于文字起源和发展的论述,认为“对于语言起源的问题,中国古时哲人也是从书写形式着手的(事实上这也是最为可行的方法)”,从古人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可以觅得某些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

以《说文解字》研究为基础,许先生进一步扩大考察范围,下延至刘勰的《文心雕龙》,往上则追溯到《周易·系辞》。在“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一文中,他为这一范围设定了时限:“我所谓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是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时间内有关语言的起源、功能和发展的论述”。他不涉足先秦名论,而以“语言的起源、功能和发展”为题,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落入老套。在中国语言学史方面,他所探讨的最后一个题目是《马氏文通》。在他写于1988年的“论语法”中,我们已能读到一些关于这部中国第一语法书的评论。他称马建忠是一位“普遍语法和唯理语法的理论家”,因为其作根据的是普遍语法原理,而不是基于拉丁语法或某一具体语法的原则。两年后,他写成“《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改称“普遍语法”为“普世语法”。作为研究对象,《马氏文通》比《说文解字》复杂得多。《说文解字》是地道的中国土产,用中国语言学传统自身的发展线索就能解释清楚。《马氏文通》则不然,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中西融聚的果实。考明其理论根据和哲学信条的来源,弄清它究竟本于哪种性质的西洋语法,是《马氏文通》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由于马建忠未能明白交代来源,即所仿效或参照的具体书籍,这一问题也就成了一大难题。许国璋断定马建忠受到唯理语法影响,但对马氏是否读过1660年的《普遍唯理语法》,也只能猜测他“可能见过”,并说,“至于他到底受何家何书的影响,笔者还在探索之中”。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这是一种谨慎负责的历史态度。

《马氏文通》的来源问题相当棘手,许国璋先生以其擅长的思辨方式做了独到的解释。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我认为,今后再有人研究《马氏文通》,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都应该先读他的“《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一文,了解他的思路和方法。许先生的探索是真探索。他说,“所得不富,则俟诸来日”。这话出自一位古稀老人之口,让人怎能不钦佩,又怎能不为他余日不多而伤感。时隔二十年,重读先生的作品,我感觉最能夺人眼球的,仍是论《说文解字》、论《马氏文通》等几篇文字。这不是说,他的那些讨论西方现代语言理论的作品不耐看。那些论文也同样透出卓识、显出力道,但我想,他会赞同我这样说:一个外语学者,谙熟西学是本分,兼通国学才是超越。

许国璋先生晚岁研读先秦两汉的典籍,发掘古代语言理论的瑰宝,正是试图超越自我。学问著述,超越别人容易,超越自身却很难,因为问学之道最易止步于小康。19世纪后期,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曾撰《劝学篇》,告诫学人勿贪小康:一如“务农就要务大农,经商就要经巨商”,探索学问也切忌短视,而要树远志、为通学。天下学问,无分古今东西,学理、方法、意趣都能相通,只是对象有别而已。所以,向来学界达人,都追求赅博贯通,不以终生熟习一技而自满。这是一个学问家应有的气概,许国璋先生身上绝对存有这种气概。

记得三十年前的外语界,大多数学者在谈论生成语法、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应时应景的论著充斥一时。对这些源出西学的新鲜领域,许国璋先生也很关心,但不为之分心;他专注于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而这是一门清清冷冷的学问,如今也没有几人探究,当年他更是孤孑独行。好在他不缺西学视野和现代方法,以此审视古老的中国学术问题,便能明辨根由,洞察所以。中国传统学术之独异和发达,也包括拥有方法论的反思和深刻的学术批评,如清儒颜元曾经警示学人:“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新潮的学术也要做,而且可能确实需要很多人投入,才能探求出一些名堂。可是如果人人都贪图热闹,朝一两个方向竞跑,久之再高尚的学术也会变得滥俗。许先生之学能够脱俗而历久,正是因为他有个性、有眼力、有勇气。特立难、跟风易,学问与人生同理。

许国璋和《外语教学与研究》

纵观许国璋先生的学术作品,又深感他颇得传统学人的遗风,既求索学问,也讲究文章。他的学术作品时至今日依然耐读,这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前中国没有论文,只有文章;曾几何时,中国学术并入国际轨道,才有了论文,于是文章也就不再是学者追求的目标。可是在许先生,学问和文章原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故而他的每一篇论文,都做成了美文。只是论文好写,美文难作,他能一气呵成,却不能高产,够得上今日科研标准的长篇论作并不多。在一个人文学者,这一点显然很要紧:不应为取悦于当世而快速炮制,而要为裨益后世、为作品能有经久的价值而潜心撰著。当年许先生深明此理,但愿身为后学的我们,今天也能谨记这一道理。

晚年,许国璋先生接过《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花费了大量心血。不像有些杂志的主编,只图挂个虚名,他这个主编当得实实在在,不仅亲自组稿、审稿,而且连改稿、校订也会参与。每一期首页“主编的话”,及一些专栏的编者按,更是属于他的专利,文字既活泼而灵动,又不乏识见与气势。这些至多千字、少则两三百字的短小篇章,我想可以叫做“许国璋体”,赋予了这份杂志一幅独异的面貌,在同类的多家刊物中颇能特出。人文学术依赖于有个性的人,随着先生的离去,这种个性化的杂志风格也就不复存在。但先生论学著文的风格,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年青人。他常说,写文章一忌社论文体;二忌滥用四字成语;三忌“初探”“刍议”“浅谈”之类俗词,以及“时间仓促,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一类模式化的假客套。我现在审人书稿,每见前言后序里出现“抛砖引玉”,就想起先生有一回给人改稿,毫不迟疑地把它删掉,可终于还是忍住不删,因为怕人质疑:成语乃是瑰宝,不用就可惜了。

如今我走在北外校园西区,走过虽显得老旧而依然坚挺的北楼,还记得进了乙门,上至三层,就到了先生家。应门的总是他夫人怀仁,我们叫她许师母。先生性情耿直,是一爽快人。不止一次我在他家,听得他朝电话那头大声嚷叫,多半是为了学生或同事;有一次还是为了我,因为回国后一时无处落脚,得找房管科协调。先生不是穷书生,日子过得宽绰,衣着始终体面,还经常请我们吃饭。20世纪80年代国人收入很低,饭馆去得少,所以对吃饭这件事很期待。有时不禁暗想,将来如果也做学问,最好能像许先生一样有点闲钱,必要时可以济人。外研社前社长李朋义曾说起,20世纪80年代初他留学英国时,许先生便给他汇过一笔款。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德国,也收到先生转经一家英国出版社汇来的两百镑,除了指定的几部资料,余款随我添置图书。这是学问之外的许国璋,一个有生趣、有情谊的人,一样地令我们经常忆起。

(作者:姚小平,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相关新闻

  • 232019.12

    纪念我的舅公暨恩师吴景荣先生诞辰100周年

    我的舅公吴景荣(1915—1994)是著名英语教育家,《汉英词典》和《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主编。《精选英汉汉英词典》(汉英部分主编)《汉英词典》是和北外....

  • 232019.12

    纪念我的舅公暨恩师吴景荣先生诞辰100周年

    我的舅公吴景荣(1915—1994)是著名英语教育家,《汉英词典》和《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主编。《精选英汉汉英词典》(汉英部分主编)《汉英词典》是和北外....

  • 062022.09

    契合与超越——王佐良先生的学术人生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英语语言文学专家、翻译家、教育家、作家。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任西南联大助教,1947年考取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1949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主编。出版《彭斯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英国散文的流变》《英国文学论文集》《...

  • 262016.07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

  • 052012.11

    简讯目录1~29期(文纪俊整理)

    筹备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情况汇报 欢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名单及情况简介 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

  • 192015.11

    北外纪念许国璋百年诞辰

    11月1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启动会、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成立仪式、许国璋学术思想与外语教育发展....

  • 252022.02

    被“许国璋英语”所遮蔽的许国璋:其实我是个哲人

    他说,“许国璋英语”大行其道 只表明英语教学界的落后

  • 082019.07

    《许国璋英语》背后的故事

    1994年,病榻之上的许国璋为外研社建社15周年题词——“必欲达至天下,岂能独善其身”,言简意赅的十二字励志箴言,是许老立德修身的自我规范,更是他对外....

  • 092016.11

    我所认识的许国璋教授

    学问家,有真学问不容易,有真才实学又别具人格魅力,更不容易。许国璋教授,就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大学问家,人们所崇敬的一代宗师。

  • 132015.11

    斯人已去,遗风永存——追思外语界的良师益友许国璋先生

    许国璋(1915年11月25日—1994年9月11日),祖籍浙江海宁。1934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36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