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许国璋，１９１５年生于浙江海宁，１９９４年卒于北京海淀。先生祖辈殷实，早岁先后就读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抗战初年随校南迁，１９３９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继而任教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胜利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及牛津研究院，研探近代英国文学。建国初即归国，入聘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历任英语系主任、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兼《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全国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英语组组长、高教自考委英语专业指委会主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所编《许国璋英语》影响甚巨，嘉惠中华学子多年；论文“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１９８８）、“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１９８５）、“《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１９９０）、“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１９９３）等沟通中西学问，独具创思而富含哲理；另有《许国璋论语言》（１９９１）、《许国璋文集》（１９９７）存世。

求知问学的榜样

１９８４年仲冬，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毕业须找工作。那时找工作很简便：持着导师的推荐信，找系所领导面谈，只须谈得投机，当面就能落实。听说北外新近成立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是许国璋先生，我便寻到北外西院北楼他家。硕士论文我写的是古汉语颜色词，先生对这一题目颇感兴趣，对我攻读过俄语、略识些法文则觉得意外，说这些短时间派不上用场，长期看应该会有益。于是我有幸入职北外，成为他麾下小小队伍的一员。后来有一次闲聊，我说起祖籍浙江平湖，父亲曾就读于嘉兴秀州中学。先生听得便兴奋起来，原来他和长兄也都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他还告诉我，入校之初他在校史陈列馆看到高年级生的范文，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一篇。我问起父亲，父亲回忆起同级有一个叫许国瑺的学生，大概就是许先生的哥哥了。父亲后来到燕京，许先生则去了清华。两人本不相识，只因我来北外，反而得以结识，且通起信来。人生路上有偶然、有必然，遇到先生是偶然，而一经遇上，今后自己的路要怎样走，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必然。他是这样一位长者，在他身边工作久了，你就一定会奉他为求知问学的榜样。

许国璋和《许国璋英语》

不过起初我并不清楚许国璋先生问学的趣尚，只是慕他的名、冲许国璋英语的牌子去。那些年，《许国璋英语》绝对位居畅销英语教材榜首，从这套教材获益的一代国人恐怕得以百万计。从各地学校到机关，以至机场、宾馆，很多人自称是许国璋的学生，就因为靠《许国璋英语》学的英语。大多数人学英语是出于实际目的，为出国、为求学、为谋职等，而《许国璋英语》正能满足当时社会上的这类需要。但英语在许先生眼里决不只是这些用途；他手中编的是教材，篇篇课文都精心设计、逐句斟酌，而心里则还有一番宏大的考量。“文化大革命”甫一结束，他便预见到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外语学习的迫切需求，在“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１９７８）一文中提出：外语教学方针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外语的运用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力量”。今日学界热议的语言战略这一话题，其实许先生早就有所论及。

中国学生千千万万，而学校能提供的外语教育终究有限，所以当年他尤其强调自学的重要，他的卓见直到今天仍值得一听：“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提倡自学，提倡尽快地自学语音、语法，自己学会阅读；提倡从理性的认识着手，做到不同程度的外语实际掌握……”，因为“自学有方，即是一种可贵的潜能”，而且长远看是“最可贵的潜能”。这也是他的切身体会，从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中学时代他就养成了自学英语的习惯，并有一种“自学的成功感”。《许国璋英语》的社会影响之所以大，原因之一就在它不止是一部优秀的专业英语教材，还是一部可供普通人自学英语的读本。但我感到，先生主张的自学原则还有更深一层的含意：如果你自己不学，没有人能教你学；即使有人教你学，能否学成也得靠自己。

英语教学是许国璋先生的本行，可是他却说，“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说到学问，他钻研过英美文学，涉足过翻译文论，探察过西方文化史等，而他的最爱还是语言学。先生属于这样一代中国语言学家：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已经开始了探索，却不得不接受苏联学界的立场、观点、态度；之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研究，十年过去，当他们重新回到语言学领域，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方语言学的世界，有那么多新的领域、理论、方法、概念，等待着他们去认识和把握。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前后，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语言学遍地是荒野，似乎任何人，随便找一块土地，坚持耕耘数年，便能有所收获。当然，远非是个耕耘者都会有大收获。

语言学家许国璋

１９７８年，许国璋先生已６３岁，年龄对他很不利。但他凭着天生的敏悟，凭他的执著和勤奋，开始了垦拓。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索绪尔语言理论—至少在这三个领域，他是国内最早的探路人之一。在语用学上，他稍事开发，便把领地让给了年轻人；在社会语言学上，他停留的时间较长，作了理论探索；在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上，他下的工夫最多，国内至今尚无几人能在思索的深度上与他并论。他对索绪尔语言观有特殊兴趣，是因为：其一，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探讨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索绪尔在他是原有兴趣的复苏。其二，他向来偏重思辨，喜做哲理的推阐，对语言本体研究、实地勘察虽不看轻，但并不热衷；而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的探讨，终不能局限于理论层面。其三，他最关心语言本质、符号特性一类抽象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索绪尔语言理论切入，再合适不过。

在研究索绪尔的过程中，对上述抽象问题的思考把许国璋引向了中国古代语言理论。试想索绪尔的背后，是两千年绵延不断的西方语言思想发展史；中国虽然没有索绪尔式的人物，但未必没有语言思想，即针对语言的自觉思维。这思想在何处？有无踪迹可觅？是零碎的，还是连续的？中国古代学者对语言究竟有多少理性认识？有无系统的理论，明白的表述，成篇的专作？—这一系列问题迷住了晚年的许国璋。我手头存有他留下的一本书，洪诚选注的《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里页有他的两行手迹：“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日与怀仁过魏公村之书肆，余入内购此。盖余数十年中一直疑而未决之题：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没有语言学？读此稍解也。国璋　是日晚归后记”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读《说文解字》《文心雕龙》《马氏文通》。为读通《说文解字》这部古代文字学第一书，他付出了大量精力。１９８３年，北外成立外国语言研究所，许先生出任首届所长。在他为语言所陆续采买的图书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说文解字学，不仅有清代四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而且有近人丁福保的一套二十册《说文解字诂林》。校里校外来人，到访语言所资料室，见到这批古书都会觉得奇怪：你们是外国语言研究所，何必购置这些东西？的确，以后北外还会有人再去研读它们么？然而，不理会这批中国古书，我们就无法懂得许国璋。

许国璋先生对《说文解字》的探讨主要是哲理性的，与一般基于形音义分析的《说文解字》之学大不相同，也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从文化语言学着眼的《说文解字》研究。他试图阐明许慎的语言哲学，“找出对现代语言学有普世意义的信息”。虽说他也利用了前人考据所得，但更多的是从现代角度加以阐释。他深知，《说文解字》探讨的对象是文字，研究文字不等于研究语言，“中国古代经学家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人所谓的“字”，其实相当于词素和词，因此《说文解字》研究文字很大程度上也就可以说是在研究语言。他尤其欣赏许慎关于文字起源和发展的论述，认为“对于语言起源的问题，中国古时哲人也是从书写形式着手的（事实上这也是最为可行的方法）”，从古人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可以觅得某些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

以《说文解字》研究为基础，许先生进一步扩大考察范围，下延至刘勰的《文心雕龙》，往上则追溯到《周易·系辞》。在“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一文中，他为这一范围设定了时限：“我所谓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是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时间内有关语言的起源、功能和发展的论述”。他不涉足先秦名论，而以“语言的起源、功能和发展”为题，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落入老套。在中国语言学史方面，他所探讨的最后一个题目是《马氏文通》。在他写于１９８８年的“论语法”中，我们已能读到一些关于这部中国第一语法书的评论。他称马建忠是一位“普遍语法和唯理语法的理论家”，因为其作根据的是普遍语法原理，而不是基于拉丁语法或某一具体语法的原则。两年后，他写成“《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改称“普遍语法”为“普世语法”。作为研究对象，《马氏文通》比《说文解字》复杂得多。《说文解字》是地道的中国土产，用中国语言学传统自身的发展线索就能解释清楚。《马氏文通》则不然，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中西融聚的果实。考明其理论根据和哲学信条的来源，弄清它究竟本于哪种性质的西洋语法，是《马氏文通》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由于马建忠未能明白交代来源，即所仿效或参照的具体书籍，这一问题也就成了一大难题。许国璋断定马建忠受到唯理语法影响，但对马氏是否读过１６６０年的《普遍唯理语法》，也只能猜测他“可能见过”，并说，“至于他到底受何家何书的影响，笔者还在探索之中”。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这是一种谨慎负责的历史态度。

《马氏文通》的来源问题相当棘手，许国璋先生以其擅长的思辨方式做了独到的解释。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我认为，今后再有人研究《马氏文通》，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都应该先读他的“《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一文，了解他的思路和方法。许先生的探索是真探索。他说，“所得不富，则俟诸来日”。这话出自一位古稀老人之口，让人怎能不钦佩，又怎能不为他余日不多而伤感。时隔二十年，重读先生的作品，我感觉最能夺人眼球的，仍是论《说文解字》、论《马氏文通》等几篇文字。这不是说，他的那些讨论西方现代语言理论的作品不耐看。那些论文也同样透出卓识、显出力道，但我想，他会赞同我这样说：一个外语学者，谙熟西学是本分，兼通国学才是超越。

许国璋先生晚岁研读先秦两汉的典籍，发掘古代语言理论的瑰宝，正是试图超越自我。学问著述，超越别人容易，超越自身却很难，因为问学之道最易止步于小康。１９世纪后期，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曾撰《劝学篇》，告诫学人勿贪小康：一如“务农就要务大农，经商就要经巨商”，探索学问也切忌短视，而要树远志、为通学。天下学问，无分古今东西，学理、方法、意趣都能相通，只是对象有别而已。所以，向来学界达人，都追求赅博贯通，不以终生熟习一技而自满。这是一个学问家应有的气概，许国璋先生身上绝对存有这种气概。

记得三十年前的外语界，大多数学者在谈论生成语法、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应时应景的论著充斥一时。对这些源出西学的新鲜领域，许国璋先生也很关心，但不为之分心；他专注于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而这是一门清清冷冷的学问，如今也没有几人探究，当年他更是孤孑独行。好在他不缺西学视野和现代方法，以此审视古老的中国学术问题，便能明辨根由，洞察所以。中国传统学术之独异和发达，也包括拥有方法论的反思和深刻的学术批评，如清儒颜元曾经警示学人：“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新潮的学术也要做，而且可能确实需要很多人投入，才能探求出一些名堂。可是如果人人都贪图热闹，朝一两个方向竞跑，久之再高尚的学术也会变得滥俗。许先生之学能够脱俗而历久，正是因为他有个性、有眼力、有勇气。特立难、跟风易，学问与人生同理。

许国璋和《外语教学与研究》

纵观许国璋先生的学术作品，又深感他颇得传统学人的遗风，既求索学问，也讲究文章。他的学术作品时至今日依然耐读，这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前中国没有论文，只有文章；曾几何时，中国学术并入国际轨道，才有了论文，于是文章也就不再是学者追求的目标。可是在许先生，学问和文章原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故而他的每一篇论文，都做成了美文。只是论文好写，美文难作，他能一气呵成，却不能高产，够得上今日科研标准的长篇论作并不多。在一个人文学者，这一点显然很要紧：不应为取悦于当世而快速炮制，而要为裨益后世、为作品能有经久的价值而潜心撰著。当年许先生深明此理，但愿身为后学的我们，今天也能谨记这一道理。

晚年，许国璋先生接过《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花费了大量心血。不像有些杂志的主编，只图挂个虚名，他这个主编当得实实在在，不仅亲自组稿、审稿，而且连改稿、校订也会参与。每一期首页“主编的话”，及一些专栏的编者按，更是属于他的专利，文字既活泼而灵动，又不乏识见与气势。这些至多千字、少则两三百字的短小篇章，我想可以叫做“许国璋体”，赋予了这份杂志一幅独异的面貌，在同类的多家刊物中颇能特出。人文学术依赖于有个性的人，随着先生的离去，这种个性化的杂志风格也就不复存在。但先生论学著文的风格，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年青人。他常说，写文章一忌社论文体；二忌滥用四字成语；三忌“初探”“刍议”“浅谈”之类俗词，以及“时间仓促，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一类模式化的假客套。我现在审人书稿，每见前言后序里出现“抛砖引玉”，就想起先生有一回给人改稿，毫不迟疑地把它删掉，可终于还是忍住不删，因为怕人质疑：成语乃是瑰宝，不用就可惜了。

如今我走在北外校园西区，走过虽显得老旧而依然坚挺的北楼，还记得进了乙门，上至三层，就到了先生家。应门的总是他夫人怀仁，我们叫她许师母。先生性情耿直，是一爽快人。不止一次我在他家，听得他朝电话那头大声嚷叫，多半是为了学生或同事；有一次还是为了我，因为回国后一时无处落脚，得找房管科协调。先生不是穷书生，日子过得宽绰，衣着始终体面，还经常请我们吃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人收入很低，饭馆去得少，所以对吃饭这件事很期待。有时不禁暗想，将来如果也做学问，最好能像许先生一样有点闲钱，必要时可以济人。外研社前社长李朋义曾说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他留学英国时，许先生便给他汇过一笔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在德国，也收到先生转经一家英国出版社汇来的两百镑，除了指定的几部资料，余款随我添置图书。这是学问之外的许国璋，一个有生趣、有情谊的人，一样地令我们经常忆起。

（作者：姚小平，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