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他不断写文章，呼吁年轻人参与到保护乡土古建中来。应者众多，但行动者寥寥。

他也时常感慨：“不是我一个老头子擅长做这件事，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做。”

2006年，贵州三江地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陈志华受邀前去调研，在郎德上寨与老人合影

改革开放以前，陈志华已是外国建筑史方面的权威专家。尽管没有出国考察的机会，但他的《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之前）》已修订多版，至今仍是全国建筑学的统一教材，影响了新中国几代建筑师的思想和观念。

不论书再版时如何修改，陈志华在前言中都没有删去这样一段话：“它应该有助于培养年轻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和思想，并以这种精神和思想去理解自己创作的时代任务，而不是技术性地提供一些资料，以便做设计的时候借鉴参考甚至搬用。”

人的建筑

1929年，陈志华出生时，父亲陈宝麟已经是浙江鄞县县长，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不少像陈志华这样的世家弟子，青少年时期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因为战争而流落到底层社会，也使得他们对中国底层社会有真实的认知和感受。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是一个农民，是农村养育了我。”

战乱八年，陈志华脱离了家庭，随老师在江浙一代的深山辗转。因为村落的庇护，他们在祠堂里住宿，在庙宇里上课，由大娘帮忙洗衣服。他跟着老师乡邻开荒种田，生病了，村民送来草药；风雪夜来临前，村民在祠堂点火，用旧棉花堵住风眼，以确保学生顺利过冬。在国难中相依为命的状况下，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亲切的、可信的。“那么多学生，我记得没有一个是饿死的，在那时候多不容易。”如今年近90的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到1947年，陈志华考取清华，不同专业的男生混居一室，他的下铺住的是同样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朱镕基。

1949年，已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二学生的陈志华想转入建筑系，尽管社会系都是从西南联大归来的名教授教学，但这个20岁的青年对建筑学一往情深。

他跑到建筑系看校庆的展览，“居者有其屋”的理想让他有点感动；他去旁听大教授梁思成讲北京古城保护，那种情怀使他内心澎湃。他还听说了林徽因在抗战中体现出不屈服的气节。他想成为梁林夫妇的学生，但当时转系并不容易。

忐忑多时，他终于在一个正午时间，直接推开了梁林夫妇在清华园内的那栋红砖房子。两位教授正在用餐，陈志华急匆匆地就说出了转系的想法，有些前言不搭后语。梁思成问他对建筑学的看法，陈志华预先准备过，说了许多，因为过于紧张，他有些结巴。

林徽因听完，立即说：“好，好，太好了，建筑系欢迎你。”梁思成索性放下筷子，跟他讲起关于住宅和城市问题的社会学。

梁思成多次强调，建筑学专业应该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该深刻地了解人和人的社会。例如，北大女生宿舍是梁思成设计的，他告诉陈志华，因为女生的手掌小，楼梯扶手就要做得细一点，曲面平缓一点，好让女生握上去舒服些。林徽因则说，厨房的朝向要好，窗子要大，因为妇女的很多时间都在厨房里。这些理念也深刻地影响了陈志华的建筑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以“窦武”为笔名，写下大量的建筑批评，这些文章几乎涵盖中国建筑运动浪潮的每个阶段。80年代中期，他批判建筑中“寻根”“文脉”“风水”“易理”，以及所谓的“符号学”；90年代，他批评北京的所谓“复古主义”风潮，因为频发批判性文章，他被称为建筑界的“鲁迅”。晚年，他最为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30年来，城镇化过程中古村落被严重破坏的问题。

有人问陈志华，建筑学的核心是什么？他总说：“建筑学的核心是宽泛的人本主义。”这也是他一生对建筑秉持的态度。

山河故人

陈志华说，“我这一生分为三段：一是少年时期的抗战，二是壮年时期的‘文革’，三是老年时期上山下乡搞乡土建研究。前两个时期都是全民族的事件，我的作用不足挂齿，只有第三个时期，倒是有点儿我个人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陈志华希望能投身乡土研究中去。作为国内研究外国建筑史的权威，他精通英语、俄语，会意大利语，1982年，53岁的陈志华成为中国第一批前往意大利学习文物保护的学者。当时他还没意识到，从此之后，中国古村落的保护将成为他余生的使命。

陈志华终于见到了过去只在资料馆里才见过的罗马。在意大利的参观让陈志华大开眼界，一位大学老师就住在一个古城墙的角楼里，房间内部十分粗糙，甚至没有厕所，但这位老师对能居住在这里感到十分骄傲，当时他的神情让陈志华记忆犹新。一位老太太拿着一盏很古老的琉璃油灯，带陈志华参观自己的房子时，指着壁炉边上只剩下不过三分之一的花边说，“这是洛可可风格的！”

陈志华对一个普通意大利市民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敬畏感到惊奇。

在这里，他遇到了大名鼎鼎的英国文保专家费尔顿爵士，他是国际上文保机构第一个文物保护文件起草人之一。费尔顿告诉陈志华，形成这个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战结束后，人们都盼望过上新日子，随着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欧洲到处都出现翻新老城的热潮。市议会讨论文物街区保护消息只要一传出去，就有人连夜拆房子，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64年《威尼斯宪章》颁布，这才确定了欧洲在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原则。但一直到1975年，民众才逐渐有了文物建筑保护的意识。从这时候开始，文物建筑保护才从个体推及到建筑区段，并扩大到城市和村镇整体，从历史纪念物推及民间建筑。

在陈志华即将回国时，费尔顿对陈志华说：“你回去要多多宣传，中国有长久而辉煌的历史，你一定要让中国人明白，中国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属于历代祖先和子子孙孙。当代人没有权力破坏它们，只有责任保护它们。”

回国后，陈志华在清华率先开了文物建筑保护课程，但仅一年就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

但这并没有湮灭陈志华对保护乡土建筑的热情。1989年，60岁的陈志华临将退休，他与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楼庆西、研究员李秋香组创“乡土建筑研究组”，开始对中国乡土建筑进行研究和保护。一位外建史研究学者转到中国的乡土建筑研究，学界认为这是他的“暮年变法”。

乡土建筑研究组成员李秋香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乡土建筑是以一个完整的聚落、聚落群或者一个完整的建筑文化圈为研究对象，注重研究它们与历史形成的各种环境关系。要在整体联系中研究聚落中类型的建筑物和它们所组成的聚落本身，而不是孤立地只研究居住建筑一种。在乡土文化的整体中研究乡土建筑，把乡土建筑放在完整的社会、历史、环境背景中，不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尤其不脱离有血有肉的生活。”

几千年，乡村是滋养中华民族的家园。从人生开始，人们在乡村成长、读书；到了人生的最终，无论是贸通四方的商贾、仗剑远游的侠客或者入仕做官的贤达，最终都要回到乡村，带回他们的财富、见识、审美和愿望，改造村落，颐养天年，在村边埋下骸骨。农耕文明与乡土建筑中相互融合，乡土建筑的各个部分都在功能和意识形态上与社会、历史、文化息息相关。

“比如一个发育完全的村子，与科举制度呼应的就能有家塾、私塾、义塾、尊经阁、文会、考棚、文峰塔、文昌阁、举人旗杆、进士牌楼、状元楼等等，再加上文笔峰、笔架山、砚池之类的风水因素。”陈志华说。

正当全国大大小小的建筑师都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名利双收之时，陈志华却决定走向闭塞贫困的农村，去守望他的民族乡愁。他的乡土研究小组长期在宁波、景宁、杭州、瑞安等地工作，陈志华甚至后来学会说当地的方言，他把自己当成了那里的故人，而非过客。

他开始写文章，不断呼吁年轻人参与到保护乡土古建中来。应者众多，但行动者寥寥。他也时常感慨：“不是我一个老头子擅长做这件事，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做。”

为人所不为

在远无支持近无资金的情况下，陈志华率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乡土建筑研究组，以新叶村为发端，开始了专门从事乡土建筑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当时，他们误打误撞走进浙江的新叶村，如今已成为一个纯正的农耕时代村落的标本。它的建筑群和环境不但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还完整无损地保存着一座文峰塔。在经历文革浩劫后，这样完整的村落相当罕见。村子里的住宅、宗祠、书院等等建筑风格完整、工艺高超，整体布局与农田、河渠以及四周山峦的关系相互协调，是乡土建筑群落的典型样式。

1989年9月，工作组凭借记满了12本笔记本的资料，写出了6万字的《新叶村乡土建筑研究》。研究按照古文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写成，每篇开头的定场诗，用的都是老乡提供的家谱。“诗都写得非常好，只要配上照片和测绘就可以成书了。”李秋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调查经费的短缺给他们带来了阻碍。因为古村落研究只是陈志华等人的自选课题，他们无法申请到清华建筑系的相应经费。第一笔经费是陈志华的浙江友人垫付的，这笔钱用来买了4张硬座火车票；第二笔费用是建筑系管理员卖废纸的收入，陈志华用它买了胶卷、指南针和草图纸。后来，陈志华决定去台湾“化缘”，顺便探望定居台湾的母亲。

在台湾某大学的建筑系讲座上，陈志华讲了一个故事：在他们的工作小组考察新叶村时，有一队日本人也在邻村做中国乡土文化的调研。日本同行设备先进齐全，仅照相机和录像机都是黑白、彩色的各两套。而陈志华他们只有一台解放前营造学社留下的老式黑白照相机。在和日本人交流时，日本人说，“你们不必拍了，我们拍的可以送给你们。以后中国乡土文化的研究中心肯定在我们日本。”

台湾《汉声》杂志知道后，决定以预支稿费的方式，支持陈志华继续做乡土建筑研究，但条件颇为苛刻，“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所有的测绘、照片和文字，不能保留。”李秋香说。

1992年，台湾《汉声》杂志出版了《楠溪江中游乡上建筑》。

1999年，陈志华几经化缘，终于在大陆得以出版工作小组的研究著作。他在书中写道：“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土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乐于也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此时的中国尚且有数以十万计的古村落等待着他们发掘。但乡土建筑研究因辛苦、又没有经济效益等原因始终无法引起重视。从学界到民间，中国对文物建筑保护意识的淡薄令陈志华非常痛心。

“在意大利，城市规划是由总规划师、总建筑师和总文物建筑保护师三人签字执行，文物建筑保护直归议会负责，即便是总统，也不能越俎代庖。每一年，意大利培训的文物建筑保护的人才就有3000人之多。”陈志华对此感慨万千。

陈志华始终都在与推土机比赛。他常常主动找到地方“一把手”，希望对方能保护古村落，但在以GDP作为最大政绩考量的年代，他的请求往往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甚至有时还被面斥“狗屁”。

在楠溪江流域，陈志华考察了267个村子，这些古村落让人叹为观止。工作组用心记录了它们的全貌，并努力向当地领导和民众普及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陈志华游说一位县领导，请他想办法保护好这些村子。这位县领导表示可以针对两个村进行保护（其中一个还因为是一位老革命家的老家）。陈志华说，两个太少了。几位领导商量了一番后说，“看在您的面子上，我们再多保护一个吧。”

惜见梁上旧巢燕子归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志华和费尔顿提出并实践了“以乡土聚落为单元的整体研究和整体保护”的方法论，并向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建议，在墨西哥召开的第十二届大会上提出乡土建筑要以村落为整体进行保护的主张。

2007年，陈志华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总结了中国乡土建筑研究的意义。他提出，我国乡土建筑为东方农业文明之见证，尤其表现在宗祠、庙宇和文教建筑三个元素上，它们分别对应着宗族、泛神崇拜和科举这三样西方文明没有的制度或观念。

在陈志华等人的努力下，2007年在无锡举行的乡土建筑保护论坛，通过了国内首部关于乡土建筑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中国乡土建筑保护——无锡倡议》。也是在这一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第三次文物建筑大普查，第一次把乡土建筑作为普查的重点之一。

2012年，陈志华获得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杰出成就人物殊荣，获奖理由中说，陈志华“不满足于做一个书斋中的学者，常年奔波于田野乡间，尽一己之力，用书写和文字，用呼吁和人道关怀，与中国经济大潮席卷下的功利和短视，麻木和贪婪作着不懈的抗争”。

陈志华对此并没有坦然接受，“说我常年奔波于田野乡间不假，但何来丰硕成果？我们跑了二十多年，保住了几个村？一个都没有！”

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12年的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230万个村庄，其中古村落已经由2005年的约5000个锐减至不足3000个，并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不过，在近几年来的旅游市场井喷的带动下，古村落的开发成为了热门，乡土建筑领域开始被关注，年逾80的陈志华又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座上宾。

然而，这一波的重建又让陈志华忧心忡忡——“假古董”开始盛行。水碓屋得以重建却破坏了整个村落的美感；天然雕饰的石头墙被糊上了水泥；村口突然冒出了水泥砌成的亭子；老廊子原本是每户几间，夏天有芦苇，秋天有荻花，三三两两的割断处，可以让人下去洗衣服，现在却变成了一条300米的长廊。

“这要造在皇家园林颐和园就漂亮，在这里就违背当地的文化环境。明眼人一看，就是现代人出钱造的。大家只要看电视里播放的文物拍卖会就能理解，只要是真文物就值钱，假的东西就不值钱。”陈志华说。

“早已昨是今非了，几千年的乡土建筑，禁不起市场经济区区十几年的冲击。”陈志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这个话题时，无限伤感。

“古村落的保护是否就是让老百姓维持落后的生活问题？”一直有人这样问他。

陈志华解释说：“并不是说文保村落就要古，就要旧，让老百姓过古老落后的生活，文物建筑保护不是一种老文化，而是一种新文化，至今也就五六十年，现在中国人不接受不是因为它太老，而是因为它太新。文物建筑保护是很新的一种知识，我们做不好，是因为我们对于先进的、超前的东西还没有理解。”

他在《寻找远去的家园》中写道：“我们并不是眷恋农业社会的怀旧者，我们想要留住的，不过是历史的几件标本而已。暮春时节，残花总要辞别枝头，我们乐于看到，梁上的旧巢里，还有去年的燕子归来。”

2013年，乡土建筑组出版了《中国乡土建筑初探》，书中囊括了13个省份100余个不同类型的村镇，3000余张建筑测绘图纸和40余部关于乡土聚落的研究报告，引来建筑界的极大关注。至此，乡土建筑组已经出版了50多部著作。

这一年是陈志华的最后一次下乡，从60岁到84岁，他已经走不动了。慢慢地，也记不清了。

2014年，乡土建筑组又回到了“断炊”的局面，组员也只剩下李秋香一个人。因为古村落成了旅游热点，乡土建筑组还是可以做一些项目，再留些钱，自己继续搞研究，“只是现在值得研究的村落少了很多。”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久前，陈志华打电话给李秋香，很认真地问她：“最近分配我干哪部分工作？”语气里透着认真。

李秋香说：“他记忆有些混乱了，但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还是在做乡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