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编者按：本文为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的《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学术情怀》的上篇。

与胡适相似，才华横溢的吴景超亦出身于徽州茶商世家，早年也是在“贾而好儒”的皖南山乡，接受过初级的传统教育，此后则藉由徽商在全国的商业网络，随从父、兄辈步入开放、包容的繁华都市求学，从而开阔了眼界，并赴太平洋彼岸留学深造。他一生治过学，办过刊，从过政，曾一度独步学界、声名藉甚，但其暮年的人生轨迹却起伏跌宕。虽然，他的“正牌学生”中也出现过像费孝通那样的著名学者，但其本人却未能成为一代宗师。吴景超的不少著述，亦因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骤然中断而为学界所淡忘。而今，我重读他所撰述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仍能感受到近百年前一位有志青年强烈的学术激情，以及宏大的人文关怀。

（一）地理、商业与家世

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穿行于皖南的低山丘陵之间，河谷深切地层，两岸群山起伏，其上游密布着众多的支流。在歙县南乡，大源河自周家村蜿蜒曲折，与从井潭流出的小源河交汇，始称大洲源。大洲源西南流至武阳附近，折而东南，继而转向西行，汇入新安江。再沿新安江途经皖浙交界处辗转而下，清湍激流，一路到达钱塘江滨的杭州。

安徽省歙县岔口村及周遭形势图

岔口村就位于新安江上游，大源河与小源河在此汇聚，呈Y字形，村落因此而得名。在传统时代，岔口历来就是大洲源流域日用消费品和土特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大洲源沿岸的物产由此汇聚，然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江三角洲各地。

双溪汇流的岔口

在这些土特产品中，茶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1919年6月，年届弱冠的吴景超（1901—1968）发表了徽州洋庄绿茶之调查报告。他指出：徽州物产以茶叶最为著名，蜚声中外。具体可分为“店庄”和“洋庄”，内销茶叶称为店庄，而供出口海外的则叫洋庄。当时，徽州茶号约计二百余家，较“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所减少，这是因为战后“银根吃紧，航路阻碍，洋庄不甚行销”的缘故。而在徽州，茶号最多之处，除了休宁屯溪（当年屯溪是休宁县辖下的一个市镇）之外，还有歙县的深渡、岔口等处。

徽州茶商的洋庄贸易成单，光绪十七年（1891年），歙县档案馆藏

《卖方茶寄家信俚言》（歙县大洲源流域的日用类书，民国抄本）

这里提到的“岔口”，就是调查报告执笔人吴景超的老家。早在唐代，徽州方茶就已颇为著名，这在唐人杨晔的《膳夫经手录》中即有记载。及至晚清时期，大洲源一带更是歙县方茶的重要产地。当时，岔口曾出现过徽州著名的茶叶巨商，其中有不少人都从事外销的洋庄贸易。例如，民间珍稀抄本《杂辑》中，就有《岔口吴锡蕃先生伯仲》条，文中提及：

岔口开设吴心记之吴锡蕃，兄弟五人，北岸支，扦岔口数世矣。父蔚文在日，家道康，因做洋庄中落。锡蕃经理店事、田园，勤劳罔懈，守之二十年，重做洋庄而中兴。……同时，伊之本家有荣寿字俊德者，……以做洋庄，骤发至二十万，在屯溪为徽商领袖云。

“茶叶大王”吴荣寿等人的小传（徽州珍稀文献《杂辑》，民国抄本）

文中提及的吴荣寿（1873-1934），自其童年起即随父、兄在屯溪经营茶叶，光绪二十七年（1901）子承父业，在屯溪开设了怡春、永原、华胜等茶号，精制“屯绿”。此后，他与同好倡导组织屯溪公济局。此一慈善机构系由茶商出资，开展施药、施棺、育婴等公益活动。1910年，他又在屯溪阳湖创办了徽州乙种农业学堂。曾先后担任徽州茶务总会会长、休宁商会会长等职，并制定《徽州茶务章程》。因其席丰履厚，被时人尊为“茶叶大王”（另在上海滩，同行称之为“茶大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前述的传记称他为屯溪的“徽商领袖”。1914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前往屯溪考察，其间曾拜访吴荣寿，并赴阳湖参观乙种农业学堂，调研茶业状况。当时，与吴荣寿合伙做茶叶生意的岔口人，还有吴汉尘、吴佩行等，其人的旧宅皆在屯溪阳湖一带，直到晚近仍清晰可辨。

与上述诸人相似，吴景超也出身于茶业世家，家境饶裕。其父吴瀚云为晚清贡生，热心于公益事业，捐资兴学、筑路修桥等，一向不遗余力。在家族的资助下，吴景超于1914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翌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夏获公费资助赴美留学。有关徽州洋庄绿茶的调查报告，应当就是他在北京求学期间所撰写。

年轻时代的吴景超（图片载《癸亥级刊》1919年6月，取自“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当时，吴景超虽然在外求学，但每逢假期，总要抽空回到故乡。他曾对同在留美预备学校的闻一多说过：“人生最完满、最快乐的生活，只是诚心悦意地加入社会去活动，使我所居的社会，因为有我，可以向真美善的仙乡，再进一步。”从中可见，青年时代的吴景超，有着崇高的人文关怀，对自己的研究更是充满了激情。在《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一文中，吴景超表示要回乡组织“少年学会”，其宗旨主要在于研究学术、修养品行与改良社会。他主张在假期要外出旅行，“调查社会，为改良张本”。为此，他拟定了社会调查工作的详细计划，关注的重点包括一地的农业、工业、商业、物产、人口、风俗、教育、交通、慈善机关和生活状况等，宏纲细目，靡不毕该。

（二）生活体验与社会调查

也就在1919年，吴景超深情款款地写道：

昔仲尼去鲁，迟迟其行；汉高过沛，留连不舍。人无不爱其故乡，凡有血性者皆然也。岔口，余之生长地也，其地山清水秀，风俗淳朴，余自束发以至成童，皆度岁月于是。及长，离乡他适，然每逢佳日，心中辄怀故乡弗能忘。因就记忆所及，著为是篇……

《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图片截自“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这是他在清华《癸亥级刊》上发表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之序言，文中“首位置，次沿革，次物产，次宗法，次生活，次教育，次风俗，次胜景”，概述了村落的生活实态及其时势权宜，阙疑征信，叙述精当。对照前述的社会调查工作纲目，可见吴景超这篇“风土志”之形成，除了桑梓情深之外，还与其人对社会调查重要性的自我意识，以及较为长期的知识储备密切相关。

《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藉由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体验，并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对民国前期皖南山乡的一个村落，作了几近全景式的描摹。其中的“职业”部分，就与前揭的洋庄调查密切相关。关于岔口村的茶叶贸易，吴景超指出：

茶之出类，颇为不少。村中有洋庄茶号六家，每年收集村中及他乡之茶叶，制为洋庄，运往沪上，销与外人。开设茶号，需资甚钜，而村人有充厚资本者，绝无仅有。曩时皆由沪上茶栈放水脚，或息借庄款，以应需用。年来金融紧迫，茶栈及钱庄，多不愿放款，村中茶号，以此停止或减少营业者，已非一睹矣。

吴景超出身于茶商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洋庄绿茶的了解颇为细致。在上揭文字中，他对岔口村中洋庄茶号的数量、茶叶制作、运输方式、资本规模及融资方式等，都有简明扼要的概述。从中可见，岔口虽然地处偏陬一隅，但它却与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国际经济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较为细致地观察二十世纪初国际贸易冲击背景下皖南山乡的巨大变化。

在《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中，吴景超首先概述了岔口村的位置和沿革，指出：岔口位于歙县南乡，属于当时的南一区，“村之四周多山，……四山拱卫，如围屏然”。接着，他记述了岔口村的“物产”，并对当地人的生计实态和社会关系作了重点描摹，勾画了农村家庭的日用食料、经济作物和家禽家畜等的一般状况，从诸多侧面展示了皖南地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中不难看出，岔口仍属传统徽州典型的农村社会，村内居民绝大多数从事农耕，民风颇为淳朴。不过，在经商风气愈益炽盛的背景下，当地也有不少人外出务工经商：

村人又有经商于外者，其地多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及江西之景德镇，浙江之金华、兰溪、衢州、龙游，安徽之寿州、霍山等处，或为人作夥，或自设店业。其最远者则为日本，行业为茶、漆为多云。

由此可见，一些岔口人走出山遥水隔的皖南山乡，在全国各地居廛列肆、服贾经商。而在旅外徽商以及本地茶叶贸易兴盛的晚清、民国，岔口村也逐渐受到与日俱增的外来影响。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一个标志是村中设有药房，所卖药品多有外来的金鸡纳霜丸等西药。而馄饨摊和面摊之纷纷设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与茶叶贸易相关的外来流动人口之增加。

与传统描述不尽相同，吴景超在考察各类劳作时，非常注意记录当时的工价，这是颇有价值的线索。以择茶为例，他在《徽州之洋庄绿茶》一文中就指出：“茶号收茶百余石，即可开工。工人有三种，多寡视号之大小而异。大号约有烚工二百人，拣工六百人，作工八十人。小号则烚工不过数十人，拣工不过百余人，作工不过十余人耳。……拣工皆本地女人，工价视拣茶之多寡而差，自数十文以至百数十文不等。”可见，无论是大号还是小号，拣工的数量总是最多的，而这些拣工，皆是由当地的女人充当。由于上揭描述记录了各类劳作相关的明确工价，倘若结合其他记载，便可作为比较的基础，从而对民众的生活水准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例如，《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中提及，当地猪肉价格一百数十文一斤，面、盐等物约三四十文一斤，豆腐三四文即可购得一大方。相比之下，一般人只要勤于劳作，基本上便可生活无忧。

当代的岔口村（2015年12月拍摄）

（三）宗族社会与民事惯例

中国的“风土志”撰述，可以上溯至先秦的《禹贡》。此后，“风土志”也成为方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至晚清、民国，“风土志”之撰写，逐渐由传统方志学的描述转向具有一定近代社会调查意义的资料，其部分编撰者也从传统士绅转向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这使得“风土志”的内涵更为丰富和细致。

自明代以来，徽州就逐渐形成宗族社会。根据吴景超的描述，岔口一带最早的居民为郑姓，明末，附近的凌姓以及昌溪吴姓相继迁入。及至清代，北岸吴姓开始迁入。到了民国，全村共有三百余户，约一千余人，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吴姓。对岔口一地的“宗法”，吴景超指出：当地有吴姓祠堂四所，即光裕堂、积善堂、彝叙堂和祥和堂。另外，还有属于凌姓的敬本堂。其他各姓，则因人数过少而未建祠堂。各祠堂中，以吴景超所在的光裕堂人数最多，为其他祠堂所不及。由于吴姓的四个祠堂源出一支，关系甚密，而且，他们又与凌姓互通婚姻而为亲戚，所以村中彼此和谐相处，数十百年来都没有打过官司，这在素以“健讼”著称的徽州颇为少见。

徽州的祠堂

关于祠堂，吴景超细致描述了祠产管理、祭祀及其相关食物，对于宗族社会背景下的佃仆制度，亦有专门的论述。在家族与家庭方面，他特别推崇徽州的分家习俗：

村中绝少三四世同居，虽兄弟亦多分爨，如一人有二子，则其子长大时，为父母者即为之析产。析产之书，多请族人签押，防他日之争执也。考家族制度中，惟数世同居一习为最恶，盖人口众多，则逢财相竞，遇事互诿，俭者不复俭，而勤者不复勤，终至人逸家衰，趋于贫困。吾村虽行家族制度，然能择其善而祛其恶，此村人所以多独立之精神，而少依赖之恶习也。

徽州分家书（清代抄本）

根据吴景超的看法，分家习俗促使徽州的个体各自独立，发家致富。而在我看来，此一习俗与“打会”（民间融资）惯例，是明清徽商崛起及称雄商界颇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另据唐力行教授的研究：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次。在传统时代，徽州的宗族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商业发展促进了家庭的裂变，家庭规模之缩小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此种家庭—宗族结构，使得徽州社会更富于弹性和流动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徽商的商业活动。换言之，在大宗族的格局下，小家庭更能迸发出旺盛的竞争活力。

岔口村中残存的老房子

在论述了宗族和家庭的基本结构之后，吴景超认为：“风俗者，所以表现一地习尚之美恶，而政教所因也。”他将岔口的风俗分为婚嫁、丧葬、岁时和迷信四项加以分类论述。有关婚嫁，他具体描述了婚姻嫁娶的基本情况，包括在男方的送房、传袋、吵新人、撒帐、吃交杯酒、拜灶司、拜三朝等，以及女方家中的嫁妆、辞祖、分家饭、哭嫁、接回门等。其中的一些记载，也反映出近代以来婚礼程序上的细微变化以及岔口村婚俗的独特之处。在岁时节俗和“迷信”方面，文中对二月二日接土地，三月三日嬉龙舟，清明祭扫挂纸，立夏食面，五月五日端午，七月十五祭祖宗、焚烧金银纸袋、作斋醮之会、召僧道施食，中秋食月饼、设宴赏月，九月重阳食角黍，十二月初八腊八节，二十四日送灶，除夕前数日送年节，除夕索压岁钱、坐三十夜等，皆有细致的描述。既描摹了一地民众衣食住行之常态，又展现了节日狂欢时众多的迎神赛会场景。

大洲源流域的民间日用类书（民国抄本）

（本文所附徽州文书及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系私人收藏或拍摄。另，文中绘图由李甜博士协助清绘，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