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编者按：本文为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的《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学术情怀》的下篇。

（四）“贾而好儒”之传统与新式教育

在传统时代，“西湖十景”、“潇湘八景”之类的意象影响深远，发展到后来，到处皆出现“十景”、“八景”之说。虽然历史学家对此多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并无实际意义。但若从人文景观的角度视之，至少在村落层面，“十景”、“八景”之出现，明显反映出村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岔口而言，大概是在清代，出现了“八景”之说。其中，列在首位的是“梯云夜读”。对此，吴景超解读说：

梯云草堂，今已焚毁，然荒烟蔓草间，犹令人想见当日情景。每当风和日暖，鸟语花香之际，携书至其地，据磐石读之，令人抑郁之思，不扫而自去。

梯云草堂是岔口村著名的私家藏书处之一，咸同年间毁于太平天国兵燹。之所以将“梯云草堂”冠于“八景”之首，显然是意在标榜岔口系“贾而好儒”的徽州古村落。

根据吴景超的描述，从清初以来，因茶叶之兴盛，岔口教育的发展日新月异：

自清初即崇礼教，重经学，雍、乾以降，有解元、举人数人，岁贡、廪生、生员十余人，武秀才亦有数人。科举废，学校兴，又设有师范传习所、国民学校，毕业其中者，多设馆教授，称良师。

岔口在歙县只是南乡的一个小村落，但从清代到民国，岔口一带的民众教育颇为与时俱进。据文献记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为歙县杞梓里人，亦出身于茶商世家，他后来成为户部右侍郎，主持咸丰年间的货币改革。其人在十三至十五岁时，曾“从双溪吴柳山游”。“双溪”也就是岔口，吴柳山系乾隆丁酉（1777年）科江南乡试解元，为当地的文坛名宿，在歙县南乡培养过不少农商子弟。1906年，晚清举人张云锦等，依靠茶捐及私人捐助，在岔口创办了双溪师范（后改为大洲公学），这是清末徽州师范教育早期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双溪草堂残迹

由于有着悠久的尊师重教传统，岔口人对教育极为重视，当地的文风一向颇为炽盛。对此，吴景超分别叙述了私塾教育和新式小学，特别是对岔口当地的师资、教材、课程及教学安排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在他看来，私塾教育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在当时，新式教育也早已在岔口出现：

村中有一小学，名曰大洲两等学校，此为南一区惟一之小学，开办于民国元年。校址在村西忠烈古庙，内有讲堂二，食堂一，厨房一，职教员办事室一。开办之第一年，有学生五六十人，……校中有职教员三，教授取启发主义，科目为国文、习字、算术、修身、历史、地理、理科、体操、音乐、图画等……授业时间，每日午前八点半起，至下午四点半止。校中无运动场，体操多至村外旷野上行之云。

近代教科书，光绪戊申（1908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尽管仍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新式教育的一种形式，小学与传统私塾的课程及教学安排完全不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皖南民间随处可见的旧书中，清末民国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各类新式小学课本为数最多，这些课本，显然都是旅外徽人寄回家乡的新式教材。当年，除了教材之外，还有不少其他书籍也随之传入徽州。吴景超指出，岔口村中有藏书场所数处，如梯云草堂、双溪草堂、山对旧书斋、霞峰别墅、自得山庄、能静轩和龙门草堂等，皆是私家所设的藏书室，“其中有用之书，无不具备。近今如名家小说、欧美小说，亦多购有”。揆诸史实，徽州素有藏书的传统，迄今在当地的古玩店中，仍可见到不少昔日庋藏古籍的红木书箱。只是到了近代，藏书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儒家经典，而是扩及晚近的小说等。这种情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变迁。此外，文中提及的名家小说、欧美小说等，显然也是由旅外经商者所购置，并寄回桑梓故里。

正是因为茶业之兴盛以及茶商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当地有不少人外出接受新式教育，从而成为知名的学者、文化人。绩溪的胡适如此，吴景超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百年前吴景超走过的路

（五）人生的起伏跌宕

徽州虽然僻处皖南山乡，“山限水隔”，地理上颇为闭塞。但随着徽商的无远弗届，以及土特产与外来商品的转输，人群互动、文化碰撞及社会流动极为频繁。犹如精美的徽派老房子，高墙深屋虽然幽暗，但厅堂前的一方天地，依然透着屋外的光亮，“四水归堂”中精心呵护的盆栽，也在此天地交接间自由地呼吸吐纳，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徽派建筑中的“四水归堂”

吴景超出身于茶业富商家庭，于1923年夏远赴太平洋彼岸留学，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并荣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春风得意，以青年才俊荣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开展城市经济调查。当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名流荟萃，著名学者陈达担任系主任，潘光旦、李景汉等人也是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都曾赴美留学，彼此关系颇为融洽，相互汲引，希望在中国大展身手，拓展出社会学研究的新天地。

1936年，应同窗好友翁文灏之邀，吴景超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其间，曾赴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等国，为中国的外事奔忙。抗战胜利后不久，吴景超调任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顾问。但他为人正直，深恶官场陋习，对仕途交际间的钻谋营取颇为不屑，遂辞去顾问职务，于1947年1月重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此后，他与一些同好在北平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会，出版著名的《新路》周刊，聚焦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相互交流辩驳。从政治倾向上看，吴景超与当时的一些学者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崇尚美国式的“民主”，既抨击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又对共产主义抱持怀疑态度。正因为如此，《新路》周刊既遭到左派知识分子的批判和谴责，也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警告与压制，以致该刊不久后即被勒令停刊。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吴景超等人，都站在个人命运上的一个重要“岔口”。据说，蒋介石曾让人捎信给吴景超，希望他能随同国民党撤到南方。后来，胡适还专门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动员他一路同行，搭机南飞。为此，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甚至迫不及待地登出吴景超南下的消息。不料，这些都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此时，吴景超似乎对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失望至极，他甚至还劝胡适也一同留下。与此同时，傅斯年也极力劝诱吴景超前往美国执教，他亦不为所动，仍继续留在北京，迎接新政权。

吴景超手迹（复旦大学档案馆馆收藏）

吴景超致胡适（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

新中国建立以后，吴景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改造思想。1951年春，他参加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组织的西北土改参观团，前往大西北参观土改。此一活动历时一个月，归来后，他写了《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重点表达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必要性的心悦诚服。1952年，中国大陆高校院系调整，许多大学原设的社会学系一概都被取消。1953年以后，吴景超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在此期间，曾发表不少有关人口的文章，指出节制生育与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相关见解极受马寅初的叹赏。1954年，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全面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1955年2月8日，吴景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剖析个人思想的来源，批判了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并决心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虽然不能完全了解这篇文章发表前后吴景超的处境，但他努力跟上时代，洗心革面、痛下决心改造思想的心路历程，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6年10月19日，《真理报》上刊登了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费多塞也夫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国际社会学会第三次会议的盛况。文中提及，此次会议共有五十七个国家的五百个代表参加。其中，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劳动、文化、生活、家庭、道德、都市与乡村等问题的成果，此类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篇文章，让具有浓厚专业关怀的吴景超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他迫不急待地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指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新建设》1957年1月号）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最切实用的社会科学，在改造中国社会落后面貌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故而应当精心研读必要的现代知识，恢复讲授社会学，研讨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吴景超私下曾表示，“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东西不要轻易放弃”，取消社会学是“破坏科学，摧残科学”，因此，他主张重新设立社会学系，并提出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四大城市的大学内重新建系的具体方案。这些专业主张及方案，在政治与学术牵丝攀藤的诡秘气氛中，自然是形格势禁、求清得浊。不久，他就因世事突变而招尤惹谤，与学生辈的费孝通等人一起被错划为“右派”，历经磨难后，于1968年赍志永逝，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

（六）“被浪费的才情”

中年以后的吴景超（网络图片）

作为徽商之子，吴景超出身于殷实人家，少年时代饱食暖衣，得以安心求学。他天资聪颖，且极具悲天悯人的社会关怀和强烈的爱国热忱。其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经历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曾与闻一多、罗隆基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当年，吴景超极为活跃，他曾是《独立评论》的作者和编辑，深受胡适等人的推重。1947年，他重返清华大学。一位署名为“域槐”的人，在《自由文丛》上发表《吴景超教授回到北平以后》的文章，其中指出：

吴先生是清华园的名人，从进清华当学生起到一九二二年出国，在七年的学生生活中，他是清华园里一名出众的人物，是当年的活动份子，他曾长期主编《清华周刊》，又是成绩优良的学生，高高的身材，轮廓可分，谈话使人觉得松适，还颇带一些诙谐口吻。留美归来后便开始了教授生涯，这正是传统典型的清华教育出来的人物。他一直是生活在舒适和安乐的环境中，从事着一种所谓的神圣的教育工作，他是一位社会学的专家，热心于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然而由于生活意识的拘束，总不免带着一些传统文人和浓厚的经院习气，始终只是以观察人的身份去观察实际的问题。基于这种态度得来的结论，除了富于一点人类本性的同情和怜悯而外，是不易于对问题得到真切的发解的。

自然吴先生自己不会这样设想，而相反地正因为有他自己的结论，终于禁压不住自己胸怀的抱负远见，他不能再把自己局限在象牙之塔内，让自己生命之火在里面窒息，他要为他所从事研究的学问，寻求实践的机会，他要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找出路谋取改革，救助在穷苦中挣扎着的人民，他力主中国应该工业化以扩大生产的能力，从而吸收农田上剩余的劳力，普遍地提高生活程度，而更基本的他主张限制人口的政策，他觉得三民主义中提倡鼓励人口的增加，实在是一种盲目的见解……

这篇文章明显是站在批评国民政府的立场上去看问题，对吴景超此前弃儒为官不无微辞，不过，对其人的才情以及学术贡献，亦掩饰不住地称赞有加。据说，梁实秋曾这样刻画他：“景超徽州歙县人，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袍，道貌岸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好读《史记》，故大家戏呼之为太史公。为文有法度，处事公私分明。”

吴景超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治学态度严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研方法。他早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受过良好的语言训练，英语基础扎实。在美留学期间，又学习了德、法两种语言。在他最为活跃的年代，中国的社会学界，能以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通用的一流科学研究方法，从事最前沿的学术调查。当年的不少科学报告，开山挖铜、创业拓地，迄今仍是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具有难以取代的学术价值。1949年以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吴景超又以五十多岁的年纪开始专修俄语，几年之后便能通畅地阅读俄文报刊、书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苏联、东欧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不过，尽管他久擅才华，又极为勤奋而努力，但却身不由己地牵缠于政坛诡状斯文变相，最终因种种忧累纷集一身而晚景凄凉……虽然他曾培养过像费孝通那样的著名学者，但本人却未能成为一代宗师，以致被今人评价为“被浪费的才情”。其人生轨迹之起伏跌宕，令人欷歔！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特殊时代中国学术界的苦难与不幸。吴景超的一些著述，涉及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社会安全以及经济制度之选择等，事关国运民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直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只是随着中国社会学的一度中断而湮没不彰，有不少长期为世人所淡忘。

闭锁的门户

（七）外来经验与本土关怀

吴景超为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曾励志潜修，立身示范，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都市社会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著书立说，阐扬学术，并抱有平成天地、治国化民的远大理想。1929年，他出版《都市社会学》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都市社会学的专著。他主张模仿英国社会学家Charles Booth（1840-1916）所开创的“社会调查”之研究方法，将中国的社会调查分为农村调查和城市调查两个方面。其中，农村调查可以依靠学生，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学生大半来自农村，他们可以返回家乡调查自己的村庄。以往从未有人关注到他所撰写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以至于至今还有学者认为“尽管吴景超积极提倡社会调查，他自己却没能亲身参与”。其实，早在1919年，吴景超就在家乡岔口村做过类似的调查。从前述的分析可见，《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是一篇有关其人桑梓故里、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类型之资料，它从位置、沿革、物产、宗法、生活（含职业、衣食住、娱乐）、教育、风俗（婚嫁、丧葬、岁时、迷信）和胜景八个方面，对徽州的一个传统村落作了多角度的细致描述，其中不乏精彩的刻画和珍贵的史料记录。

歙县岔口的吴景超故居

1928年8月，吴景超以《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一文荣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它是吴景超“对本土关怀、实用主义立场以及实证性研究态度的兼顾”，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此一成果是吴景超承自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心得，这固然不无道理，不过，倘若我们对照《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不难看出，有过先前村落调查的实际阅历，对从事更复杂社会的研究显然颇有助益。也正因为如此，吴景超的诸多论断并没有处处流露出当时习见的舶来洋腔，而是有着较好的本土经验表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独具特色，对我们理解吴景超的生活经历及其社会学实践，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村社会，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岔口村吴景超后人与本文作者合影（凌华兵摄）

（本文所附徽州文书及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系私人收藏或拍摄。另，文中绘图由李甜博士协助清绘，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