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社会学家吴景超(下):清华才子的学术与人生

2017-03-22 | 王振忠 | 来源 来源 澎湃新闻2017年3月22日 |

编者按:本文为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的《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学术情怀》的下篇。

(四)“贾而好儒”之传统与新式教育

在传统时代,“西湖十景”、“潇湘八景”之类的意象影响深远,发展到后来,到处皆出现“十景”、“八景”之说。虽然历史学家对此多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并无实际意义。但若从人文景观的角度视之,至少在村落层面,“十景”、“八景”之出现,明显反映出村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岔口而言,大概是在清代,出现了“八景”之说。其中,列在首位的是“梯云夜读”。对此,吴景超解读说:

梯云草堂,今已焚毁,然荒烟蔓草间,犹令人想见当日情景。每当风和日暖,鸟语花香之际,携书至其地,据磐石读之,令人抑郁之思,不扫而自去。

梯云草堂是岔口村著名的私家藏书处之一,咸同年间毁于太平天国兵燹。之所以将“梯云草堂”冠于“八景”之首,显然是意在标榜岔口系“贾而好儒”的徽州古村落。

根据吴景超的描述,从清初以来,因茶叶之兴盛,岔口教育的发展日新月异:

自清初即崇礼教,重经学,雍、乾以降,有解元、举人数人,岁贡、廪生、生员十余人,武秀才亦有数人。科举废,学校兴,又设有师范传习所、国民学校,毕业其中者,多设馆教授,称良师。

岔口在歙县只是南乡的一个小村落,但从清代到民国,岔口一带的民众教育颇为与时俱进。据文献记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为歙县杞梓里人,亦出身于茶商世家,他后来成为户部右侍郎,主持咸丰年间的货币改革。其人在十三至十五岁时,曾“从双溪吴柳山游”。“双溪”也就是岔口,吴柳山系乾隆丁酉(1777年)科江南乡试解元,为当地的文坛名宿,在歙县南乡培养过不少农商子弟。1906年,晚清举人张云锦等,依靠茶捐及私人捐助,在岔口创办了双溪师范(后改为大洲公学),这是清末徽州师范教育早期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双溪草堂残迹

由于有着悠久的尊师重教传统,岔口人对教育极为重视,当地的文风一向颇为炽盛。对此,吴景超分别叙述了私塾教育和新式小学,特别是对岔口当地的师资、教材、课程及教学安排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在他看来,私塾教育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在当时,新式教育也早已在岔口出现:

村中有一小学,名曰大洲两等学校,此为南一区惟一之小学,开办于民国元年。校址在村西忠烈古庙,内有讲堂二,食堂一,厨房一,职教员办事室一。开办之第一年,有学生五六十人,……校中有职教员三,教授取启发主义,科目为国文、习字、算术、修身、历史、地理、理科、体操、音乐、图画等……授业时间,每日午前八点半起,至下午四点半止。校中无运动场,体操多至村外旷野上行之云。

近代教科书,光绪戊申(1908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尽管仍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新式教育的一种形式,小学与传统私塾的课程及教学安排完全不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皖南民间随处可见的旧书中,清末民国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各类新式小学课本为数最多,这些课本,显然都是旅外徽人寄回家乡的新式教材。当年,除了教材之外,还有不少其他书籍也随之传入徽州。吴景超指出,岔口村中有藏书场所数处,如梯云草堂、双溪草堂、山对旧书斋、霞峰别墅、自得山庄、能静轩和龙门草堂等,皆是私家所设的藏书室,“其中有用之书,无不具备。近今如名家小说、欧美小说,亦多购有”。揆诸史实,徽州素有藏书的传统,迄今在当地的古玩店中,仍可见到不少昔日庋藏古籍的红木书箱。只是到了近代,藏书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儒家经典,而是扩及晚近的小说等。这种情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变迁。此外,文中提及的名家小说、欧美小说等,显然也是由旅外经商者所购置,并寄回桑梓故里。

正是因为茶业之兴盛以及茶商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当地有不少人外出接受新式教育,从而成为知名的学者、文化人。绩溪的胡适如此,吴景超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百年前吴景超走过的路

(五)人生的起伏跌宕

徽州虽然僻处皖南山乡,“山限水隔”,地理上颇为闭塞。但随着徽商的无远弗届,以及土特产与外来商品的转输,人群互动、文化碰撞及社会流动极为频繁。犹如精美的徽派老房子,高墙深屋虽然幽暗,但厅堂前的一方天地,依然透着屋外的光亮,“四水归堂”中精心呵护的盆栽,也在此天地交接间自由地呼吸吐纳,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徽派建筑中的“四水归堂”

吴景超出身于茶业富商家庭,于1923年夏远赴太平洋彼岸留学,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并荣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春风得意,以青年才俊荣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开展城市经济调查。当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名流荟萃,著名学者陈达担任系主任,潘光旦、李景汉等人也是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都曾赴美留学,彼此关系颇为融洽,相互汲引,希望在中国大展身手,拓展出社会学研究的新天地。

1936年,应同窗好友翁文灏之邀,吴景超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其间,曾赴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等国,为中国的外事奔忙。抗战胜利后不久,吴景超调任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顾问。但他为人正直,深恶官场陋习,对仕途交际间的钻谋营取颇为不屑,遂辞去顾问职务,于1947年1月重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此后,他与一些同好在北平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会,出版著名的《新路》周刊,聚焦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相互交流辩驳。从政治倾向上看,吴景超与当时的一些学者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崇尚美国式的“民主”,既抨击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又对共产主义抱持怀疑态度。正因为如此,《新路》周刊既遭到左派知识分子的批判和谴责,也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警告与压制,以致该刊不久后即被勒令停刊。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吴景超等人,都站在个人命运上的一个重要“岔口”。据说,蒋介石曾让人捎信给吴景超,希望他能随同国民党撤到南方。后来,胡适还专门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动员他一路同行,搭机南飞。为此,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甚至迫不及待地登出吴景超南下的消息。不料,这些都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此时,吴景超似乎对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失望至极,他甚至还劝胡适也一同留下。与此同时,傅斯年也极力劝诱吴景超前往美国执教,他亦不为所动,仍继续留在北京,迎接新政权。

吴景超手迹(复旦大学档案馆馆收藏)

吴景超致胡适(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

新中国建立以后,吴景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改造思想。1951年春,他参加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组织的西北土改参观团,前往大西北参观土改。此一活动历时一个月,归来后,他写了《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重点表达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必要性的心悦诚服。1952年,中国大陆高校院系调整,许多大学原设的社会学系一概都被取消。1953年以后,吴景超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在此期间,曾发表不少有关人口的文章,指出节制生育与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相关见解极受马寅初的叹赏。1954年,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全面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1955年2月8日,吴景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剖析个人思想的来源,批判了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并决心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虽然不能完全了解这篇文章发表前后吴景超的处境,但他努力跟上时代,洗心革面、痛下决心改造思想的心路历程,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6年10月19日,《真理报》上刊登了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费多塞也夫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国际社会学会第三次会议的盛况。文中提及,此次会议共有五十七个国家的五百个代表参加。其中,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劳动、文化、生活、家庭、道德、都市与乡村等问题的成果,此类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篇文章,让具有浓厚专业关怀的吴景超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他迫不急待地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指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新建设》1957年1月号)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最切实用的社会科学,在改造中国社会落后面貌的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故而应当精心研读必要的现代知识,恢复讲授社会学,研讨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吴景超私下曾表示,“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东西不要轻易放弃”,取消社会学是“破坏科学,摧残科学”,因此,他主张重新设立社会学系,并提出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四大城市的大学内重新建系的具体方案。这些专业主张及方案,在政治与学术牵丝攀藤的诡秘气氛中,自然是形格势禁、求清得浊。不久,他就因世事突变而招尤惹谤,与学生辈的费孝通等人一起被错划为“右派”,历经磨难后,于1968年赍志永逝,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

(六)“被浪费的才情”

中年以后的吴景超(网络图片)

作为徽商之子,吴景超出身于殷实人家,少年时代饱食暖衣,得以安心求学。他天资聪颖,且极具悲天悯人的社会关怀和强烈的爱国热忱。其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经历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曾与闻一多、罗隆基一同被誉为“清华三才子”。当年,吴景超极为活跃,他曾是《独立评论》的作者和编辑,深受胡适等人的推重。1947年,他重返清华大学。一位署名为“域槐”的人,在《自由文丛》上发表《吴景超教授回到北平以后》的文章,其中指出:

吴先生是清华园的名人,从进清华当学生起到一九二二年出国,在七年的学生生活中,他是清华园里一名出众的人物,是当年的活动份子,他曾长期主编《清华周刊》,又是成绩优良的学生,高高的身材,轮廓可分,谈话使人觉得松适,还颇带一些诙谐口吻。留美归来后便开始了教授生涯,这正是传统典型的清华教育出来的人物。他一直是生活在舒适和安乐的环境中,从事着一种所谓的神圣的教育工作,他是一位社会学的专家,热心于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然而由于生活意识的拘束,总不免带着一些传统文人和浓厚的经院习气,始终只是以观察人的身份去观察实际的问题。基于这种态度得来的结论,除了富于一点人类本性的同情和怜悯而外,是不易于对问题得到真切的发解的。

自然吴先生自己不会这样设想,而相反地正因为有他自己的结论,终于禁压不住自己胸怀的抱负远见,他不能再把自己局限在象牙之塔内,让自己生命之火在里面窒息,他要为他所从事研究的学问,寻求实践的机会,他要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找出路谋取改革,救助在穷苦中挣扎着的人民,他力主中国应该工业化以扩大生产的能力,从而吸收农田上剩余的劳力,普遍地提高生活程度,而更基本的他主张限制人口的政策,他觉得三民主义中提倡鼓励人口的增加,实在是一种盲目的见解……

这篇文章明显是站在批评国民政府的立场上去看问题,对吴景超此前弃儒为官不无微辞,不过,对其人的才情以及学术贡献,亦掩饰不住地称赞有加。据说,梁实秋曾这样刻画他:“景超徽州歙县人,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袍,道貌岸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好读《史记》,故大家戏呼之为太史公。为文有法度,处事公私分明。”

吴景超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治学态度严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研方法。他早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受过良好的语言训练,英语基础扎实。在美留学期间,又学习了德、法两种语言。在他最为活跃的年代,中国的社会学界,能以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通用的一流科学研究方法,从事最前沿的学术调查。当年的不少科学报告,开山挖铜、创业拓地,迄今仍是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具有难以取代的学术价值。1949年以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吴景超又以五十多岁的年纪开始专修俄语,几年之后便能通畅地阅读俄文报刊、书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苏联、东欧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不过,尽管他久擅才华,又极为勤奋而努力,但却身不由己地牵缠于政坛诡状斯文变相,最终因种种忧累纷集一身而晚景凄凉……虽然他曾培养过像费孝通那样的著名学者,但本人却未能成为一代宗师,以致被今人评价为“被浪费的才情”。其人生轨迹之起伏跌宕,令人欷歔!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特殊时代中国学术界的苦难与不幸。吴景超的一些著述,涉及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社会安全以及经济制度之选择等,事关国运民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直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只是随着中国社会学的一度中断而湮没不彰,有不少长期为世人所淡忘。

闭锁的门户

(七)外来经验与本土关怀

吴景超为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曾励志潜修,立身示范,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都市社会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著书立说,阐扬学术,并抱有平成天地、治国化民的远大理想。1929年,他出版《都市社会学》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都市社会学的专著。他主张模仿英国社会学家Charles Booth(1840-1916)所开创的“社会调查”之研究方法,将中国的社会调查分为农村调查和城市调查两个方面。其中,农村调查可以依靠学生,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学生大半来自农村,他们可以返回家乡调查自己的村庄。以往从未有人关注到他所撰写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以至于至今还有学者认为“尽管吴景超积极提倡社会调查,他自己却没能亲身参与”。其实,早在1919年,吴景超就在家乡岔口村做过类似的调查。从前述的分析可见,《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是一篇有关其人桑梓故里、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类型之资料,它从位置、沿革、物产、宗法、生活(含职业、衣食住、娱乐)、教育、风俗(婚嫁、丧葬、岁时、迷信)和胜景八个方面,对徽州的一个传统村落作了多角度的细致描述,其中不乏精彩的刻画和珍贵的史料记录。

歙县岔口的吴景超故居

1928年8月,吴景超以《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一文荣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它是吴景超“对本土关怀、实用主义立场以及实证性研究态度的兼顾”,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此一成果是吴景超承自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心得,这固然不无道理,不过,倘若我们对照《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不难看出,有过先前村落调查的实际阅历,对从事更复杂社会的研究显然颇有助益。也正因为如此,吴景超的诸多论断并没有处处流露出当时习见的舶来洋腔,而是有着较好的本土经验表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一文独具特色,对我们理解吴景超的生活经历及其社会学实践,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村社会,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岔口村吴景超后人与本文作者合影(凌华兵摄)

(本文所附徽州文书及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系私人收藏或拍摄。另,文中绘图由李甜博士协助清绘,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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