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傅乐成先生的留影与书札

2017-01-06 | 高明士 | 来源 《文汇报》2016年12月30日 |

傅老师为人倜傥豪迈,愤世嫉俗,善恶分明,但从1974年,时年53岁,第一次中风后,身体已逐渐转衰,精神亦不济。1977年2月在写《年的幻变》一文,文末写道:“……自顾年已垂老,一事无成,过年实在是多余的。每逢过年,总是有点儿强打精神的味道。”这时候傅老师才56岁,今日看来还很年轻,但他觉已垂老,过年是多余的,实在太消沉了。傅老师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汉唐史著作及其教学,至今仍是治汉唐史者必读的。被称为在台的“汉唐帝国”祖师,并不为过。

于傅乐成先生(1922-1984)的传记,笔者已写过几篇,此处所述经历,难免与前文重复,敬请读者见谅。以下主要是就我保存的一点照片及书札作介绍。

在台湾大学历史系的研究室,我和傅乐成老师、徐先尧老师是同一间(即第七研究室)。傅老师的研究室本来在文学院第二十四室,当时这是历史系图书室,在“帝大时期”即一般所说的南洋研究室,也就是面对文学院二楼右边的边间,相当大间,现在则是历史系办公室及会议室。傅老师为学生看相,正是在这里,常见排长龙。1971年7月,台大文学院成立图书馆,将各系图书集中管理,历史系的图书被移至该馆,研究室因而有些调整,傅老师被分配至第七研究室,但从此很少到研究室了。此后都在温州街的宿舍做研究,重要藏书及贵重东西都放在宿舍。1980年1月二度中风以后,请了全日看护的妇人,随侍在旁。此时傅老师在辅仁大学历史系有一门“隋唐史”课程,以及台大历史研究所有一门“隋唐史专题研究”,即由我义务代课,薪水均交给傅老师作为补贴医药及看护费。1979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中国史·隋唐篇》第一册,我和当时研究生代表张荣芳君商量共同翻译此书,后来得到南天书局支持(此书于1987年出版),稿费一万元亦如数交给傅老师,聊尽作为弟子的一份心力(按:先拿稿费,再出书,中间又有些波折,所以拖到傅老师过世才出版)。

1984年2月29日傅老师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63岁,在宿舍的东西(包括一个保险柜,他曾说里面有一些傅斯年先生的东西),即由其异母弟傅乐治先生处理。2004年7月,我自台大退休转任玄奘大学讲座教授时,清理研究室,包括傅老师的一些藏书,看来都是一般书籍,赠给台大文学院图书馆,我刻了一颗“傅乐成教授赠书”图章,盖在每一本后面,以作纪念。另外有几张照片及图章(含傅斯年先生),我转交给历史系胡平生主任。这些照片,我复制一份,以下就所知略作解说。

乐成老师,字秀实。1922年6月29日出生于山东聊城。1930年,时年9岁,随家迁至济南。小学时期,曾至美术学校学习炭画,专画人像。1934年,时年13岁, 迁居北平,就读辅仁大学附中。1936年,时年15岁,迁住南京,仍就读初中(学校名称待查)。由于语言和习惯的差异,生活适应不良,以致滋生不少事端,结果没有得到正式的初中毕业证书。〔照片1〕当是在南京读初中的照片,这是目前所掌握最早的一张照片。

照片1

抗战爆发,政府在南方各地,遍设国立中学。〔照片2〕是1938年2月摄于湖南长沙圣经学校,傅老师17岁,傅老师是否转学到这个学校,仍有待查考。

照片2

1938年,在风景绝佳的国立第三中学(贵州铜仁)复学。当时受教于博学能文的国文教师──金桂荪老师。金老师于品性、学识、文章等方面,对傅老师均有莫大的影响。另一位对傅老师影响甚深的长者,是校长周庆光(邦道)先生,傅老师深受感动,乖戾的个性因而收敛不少。

照片3

〔照片3〕摄于1939年6月18日,是在三中第三届文华编委的合影,时年18岁。对傅老师而言,三中的三年,是他平生读书最愉快,获益最多的一段时光。周校长和金老师,都是他毕生景慕、永难忘怀的恩师。1940年,傅老师19岁,毕业于国立第三中学高中部,并以第一志愿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当时的西南联大是北方三所著名的大学,即北大、清华、南开的混合体,堪称名师如林。傅老师因在三中时读了些旧籍,对历史已稍感兴趣,尤其是震于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诸先生的高名,顿兴“步武前修”的雄心,便填西南联大历史系作为第一志愿。〔照片4〕应该是就读西南联大的照片。

照片4

1945年,傅老师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时年24岁。1946年,时年25岁,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担任干事一职。〔照片5〕可能就是当干事时,背后的建筑物或许就是中央图书馆,此事不敢确定。

照片5

傅老师想追求一位淑女——H小姐,然而这位H小姐更倾服殷海光先生,曾对傅老师明白表示,假如傅老师有殷海光先生那样好的学问,一定嫁给傅老师,结果没能得到H小姐青睐。傅老师在《悼念殷海光先》一文中提到:“这两位诤友(按,指H小姐与殷海光先生),将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不因生离死别而消失。”可见得这两位友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了。〔照片6〕是1946年(民35)摄于南京,泛舟上的小姐不知是否就是H小姐?兹附志于此,以供参考。但在《悼念殷海光先生》一文中还提到:“所幸此后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并得到一位贤淑的伴侣。”(《时代的追忆论文集》,台北市,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页243)所以照片中的她,或许也有可能是这位“贤淑的伴侣”,而从这句话,似乎也可推测傅老师在此时已结婚,这是傅老师的学生们最想知道的事。傅老师在《年的幻变》一文(《中国时报》1977年2月20日发表时,误植为《年的变幻》),也透露他已结婚生子(前引《时代的追忆论文集》,页273-274)。

照片6

1947年,时年26岁,于私立弘光中学担任教师(南京)。1948年,时年27岁,于国立河南大学担任助教,时值江南渐危,无心读书,每晚只是与同事大唱京戏以遣愁怀,便在此时奠下京戏的基础。

1949年2月,傅老师28岁,追随其伯父傅斯年先生自上海乘船来台,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担任助教。这个时候除受傅斯年先生的鼓励外,也受到姚从吾老师的影响,喜欢讨论外族问题,其后才渐渐移转到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姚老师是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也曾经是他的校长。傅老师在台大担任助教时,姚老师执教于历史系,二人有一段极深的情谊。1951年,傅老师30岁,发表《孙吴与山越之开发》,1952年发表《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以及《荆州与六朝政局》诸文。〔照片7〕是1952年10月摄于草山(阳明山),详细地点不明。1956年,傅老师才由助教晋升为台湾大学历史系讲师,时年35岁,其担任助教工作竟长达七年半。原本以“傅校长之侄”的身份来到台湾大学服务,可有一番作为,事实上不然,傅老师在台湾大学只得了个“傅大少爷”的名号。傅老师个性倔强,不平则鸣,导致升迁不顺。虽然可以有较充足的时间研读史学,但在这段时间,他的心情是抑郁而沉重的。

照片7

〔照片8〕是在演讲,讲题为《孔学往何处走》,时间、地点不甚清楚。1979年,傅先生时年58岁,已手持拐杖,因为1974年冬,时年53岁,患第一次中风,身体每况愈下了〔图见后文《傅乐成先生年谱》〕

照片8

于书札方面,只有身处异域才有可能获得。我第一次到日本,是1973年9月到1976年3月在东京大学研究,这段期间,除寄给傅老师贺年卡外,也有若干信函与傅老师往还。现在找到傅老师寄给我的两封信,可以提供给读者参考,其一为1974年3月24日,其二为1976年1月16日。

1974年3月24日,傅先生寄给笔者的信

1974年3月24日的信,其中写道:

我国学人,类好固步自封,不知行情,以致成果甚少。兼以环境所限,著作多系敷衍,不关痛痒,此我国学术所以不能有长足进步者也。……

我的健康已大有进步,心脏病已痊愈,只是血压仍高,每日尚须吃药,然已无大碍矣!乞释 锦注。日前李玄伯先生去世,本月三十日发丧,我撰一挽联:

“昔年豺狼当道,狐鼠横行,微公垂怜成逐客;

身后诗礼不传,箕裘难绍,使我叹恨伤精魂。”

恐治丧会不予悬挂,特录奉一阅,借以存证也。

此信教示当时学术所以不能有长足进步的原因,可谓切中肯綮。又提到心脏病已痊愈,这是因为1972年,时年51岁,曾患心脏扩大症之故。最重要的地方,是傅老师为李玄伯(宗侗)先生的去世写了挽联,担心治丧委员会不予悬挂,所以寄给我作存证。我不清楚是否有人知道这个挽联,因为已经过了40多年,相关人员都已物故,所以此处只当历史档,附志于此,以报答傅老师。从傅老师的《追念玄伯先生》一文(收入前引《时代的追忆论文集》,原刊《传记文学》25巻6期,1974年12月),可知李玄伯先生卒于1974年3月17日,傅老师给我信是署3月24日,不到一周即撰就挽联,当时还没出殡(30日发丧),3月27日我在东京收到此函,相当快速,但傅老师的追念玄伯先生之文,是要到年底才发表。此文提到:

其实当时在台湾的人,与我有世交的,又岂止先生一家!那些媒孽我的人中,有几位与我的关系,尚不止世交!四十五年,先生在台大任代理历史系主任,把我由助教升为讲师。说来惭愧,那时我在台大已作了七年半的助教。如果不是先生的提拔,我可能作助教至十年以上!也就从那年起,每年旧历除夕,先生总是邀我到他家中作客,年年如此,直到去年,算来已有十八年了。(页228)

类似的说法,在《我怎样学起历史来》一文,提到:

当时(按,指1950年)我的性格,已远较大陆时代为和气,行为也颇能安分。但因老赶的本质,尚未尽除,不谙学林的漏规,仍为某些人所不喜。时常玩弄些损人而不利己的手段,在险恶的环境中,我沉埋于史籍者数年,写成一部中国通史(按,大中国图书公司出版,1968年),风评尚属不恶。(收入前引《时代的追忆论文集》,页264;原刊《中国时报》1978年5月7日)

以上,可作为对联上联的注解。至于下联,傅老师在《悼念殷海光兄》一文,文末借用杜甫的两句诗(按,指《苦战行》),同时表示对殷海光、徐高阮两位老友的哀悼,其曰:“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所以最后一句即套用杜诗。

1976年1月16日的信写道:

自任中兴院长之后,深感此工作毫无意义,殊以为苦。今爰准备辞职,以便专意于读书撰文,或较有益。我近况如昔,每两周须赴中兴开会一次。虽不甚忙,却甚烦人。去年底写成二文,一为《汉法与汉儒》,一为《傅孟真先生的先世》,业已于杂志刊出。吾弟返国后,当奉赠请正。台大史系,仍不时闹些无聊事件,人心陷溺,已至其极矣。……叶达雄弟常见面。林胜俊弟则屡次邀我南游,三四月间,我须赴台南演讲,顺便一游高雄,届时可见面也。二君皆忠诚之人,惟值此时代,好人反处处吃亏,令人徒唤奈何!

……

今年在台大研究所授“秦汉史专题研究”,选修者十六人,其中颇有才调甚优者。

此函谈了几件事:1.傅老师于1975年8月,时年54岁,出任中兴大学文学院长一职,到任后才发觉此职甚为烦人,毫无意义,所以函中表示“准备辞职”,其实到任不过才半年而已。2.虽说“近况如昔”,但在1974年已有第一次中风,健康早已亮红灯了。3.函中告诉我说去年已发表《汉法与汉儒》《傅孟真先生的先世》二文。《汉法与汉儒》发表于《食货复刊》5卷10期(1976年1月),亦收入《汉唐史论集》(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傅孟真先生的先世》,发表于《传记文学》28卷1期(1976年1月),亦收入《时代的追忆论文集》。4.当时的台大历史系“人心陷溺,已至其极”,看来非常令人失望。5.称赞叶达雄、林胜俊二君,认为此时好人反多吃亏。6.此时在台大开授“秦汉史专题研究”,选修16人当中,颇有优秀的研究生,让他感到欣慰。

傅老师为人倜傥豪迈,愤世嫉俗,善恶分明,但从1974年,时年53岁,第一次中风后,身体已逐渐转衰,精神亦不济。1977年2月在写《年的幻变》一文,文末写道:“但老实说,虽然李府的人(按,指已故玄伯先生家人)对我十分热诚,十分温暖,但自顾年已垂老,一事无成,过年实在是多余的。每逢过年,总是有点儿强打精神的味道。”(收入《时代的追忆论文集》,页274)这时候傅老师才56岁,今日看来还很年轻,但他觉已垂老,过年是多余的,实在太消沉了。傅老师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汉唐史著作及其教学,至今仍是治汉唐史者必读的。被称为在台的“汉唐帝国”祖师,并不为过。

最使他安慰的,恐怕是学生们对他的爱戴。他曾说:

在台大教书二十余年,与学生们的感情颇为融洽;他们对我,也还不算失望,能有这样的结果,已应该满足。有时想到,佥壬的暗算,也未始不等于一种照拂。(见《我怎样学起历史来》,收入《时代的追忆论文集》,页264;原刊《中国时报》1978年5月7日)

记得1991年,台大历史系增聘二位教师,没经过公开征聘公告,即迳行开会投票,我指出程序不合法,不能投票,在座也有几位号称为“民主斗士”,居然没意见,我乃愤而离席,张奕善教授亦跟着离席,到外面时,拍我肩膀说:“你有傅老之风。”这个称誉,是忧?是喜?总之,所谓“傅老之风”好像已经成为在台“汉唐帝国”的风范,只是世风日下,以迄今日,傅老师所痛恨的“人心陷溺,已至其极”,恐仍“令人徒唤奈何”!但若“汉唐帝国”的研究,能够继续发扬光大,傅老师即可含笑九泉矣。

(作者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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