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回忆老校长高景德:治校方略意义深远

2016-12-26 | 丁青青 方惠坚 | 来源 清华新闻网2016年12月24日 |

高景德同志在高等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40多年,并于1983年5月-1988年10月期间担清华大学校长。在此期间,在高景德、李传信等党政班子领导下,清华大学工作得到了全面提高和发展。1985年,校党代会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并为此构建了必要的框架。此后学校历届党政班子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提高办学水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制定意义深远的办学指导方针

从1978年至1988年的十年间,在蒋南翔同志举荐下,高景德同志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和校长。这十年中,他充分发挥才干,贡献出全部智慧和心血,为推动学校发展和提高做出了杰出贡献。

高景德同志指导研究生做实验。

在刘达任校长,高景德任副校长时,学校就着手在多科性工业大学基础上调整学科专业结构。高景德接任校长以后,加大了调整学科专业的力度。1983年开始,先后建立或复建外语系、经管学院、理学院、中文系等,确定并实施从多科性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路径。

在1983年前后,清华校系负责人外调比较多。当时社会上对高等学校怎么办、怎么改革、怎么发展有多种看法,对清华的议论也不少,校内教师和干部也存在分歧。在拨乱反正、恢复调整后的清华,存在着如何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高景德和学校其他负责同志经常讨论。

当时,学校按照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指导原则规划工作。由于经济发展,各行各业都急需大批人才,很多大学扩大了本科招生数量,校内一些专业也希望扩大本科招生规模。但从国情出发,学校要负担学生食宿,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在发展规模和提高水平的关系上,该怎么处理?高景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深入研究思考。

他当时的研究生、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电机系教授的卢强回忆说,有一天到高景德的办公室去讨论问题,见他在沉思便没有进去。等他回过神来,让卢强进去后,盯着问:“你说说当前对学校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见卢强有些犹豫,他坚定地说,“是提高!”

此后不久,高景德和学校党委经过认真研究,逐步在三个重要问题上取得共识。一是继续坚持提高教学质量不放松,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继续大力推进科学研究中心的建设。二是重点抓业务改革,同时进行管理改革。业务改革就是保持学校发展计划拟定的学生总数不变,提高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比例;着手改革多科性工业大学的格局,逐步建设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开创科学研究的新局面,重点关注高新科技的国家课题和基础工业中的重要项目,作为建设科学研究中心的支柱。三是在提高和发展的关系上,确立“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办学方针。高景德同志任校长后形成的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和校长的思想水平和认识高度。

经过充分研讨,学校干部教师对规模和质量的关系形成了共识:强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学科水平、提高高层次人才培养数量,提高各项工作的效率和效益,为国家多作贡献。这也成为从那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学校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他的领导下,全校开启了本科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制度等旨在提高教学质量的系统性改革;初步形成以工科为主体,理工结合,包括文科、管理学科等多学科的发展格局;形成具有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等多层次及类型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1985年清华大学第七次党代会上,高景德和学校党委共同提出:“从现在起的10年,是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为学校90年代进一步明确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是高景德同志为学校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制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发展方案

高景德与校党委一起,带领全校师生制定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方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把清华大学初步建成了培养以工科为主,包括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的高质量人才的综合性大学。

高景德主张稳定本科招生人数,有步骤地扩大研究生招生数量,优化培养人才的结构。以他为首的校领导集体,参照世界一流大学狠抓研究生教育,在1984年就制订规划,希望到1990年实现每年招硕士生800名、博士生200名,使在校研究生达到3000人的规模。

高景德同志在动态模拟实验室指导学生。

到1989年,入学研究生达181人,接近高景德提出的目标,在校博士生已达650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承担的科研任务成倍增加,研究生人数的加快发展对圆满完成科研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清华授予博士学位超过1700名,在校博士生达到2000人,居全国高校首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高景德主持工作时,规划实施加快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措施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面临着从多科性工业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的问题。在高景德任校长后不久,学校决定恢复理学院,建立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系,并聘请学校校友、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光召兼任理学院院长。生物系聘请侨居美国的生物学家蒲慕明担任生物系主任,奠定了生物系快速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已有经济管理系基础上建立经济管理学院,聘请校友、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朱镕基同志兼任院长。以后,朱镕基同志的工作岗位多次变动,但兼任院长长达17年。他延请名家来学院任兼职教授,定期来校与师生见面、座谈、作报告,对推动经济管理学科发展起了极大作用。在高景德领导下,学校于1983年恢复外语系,设英语专业;1984年成立社会科学系;1985年成立中国语言文学系,为学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打下基础。文、理、工综合性布局在清华初具规模。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出现“读书无用论”,有些学生心情飘浮,学习风气有所下滑。1985年5月,高景德在学生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提倡“发扬清华的优良传统,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为保证本科教学质量,有人提出要让老教师给学生讲课。高景德提出,要改为让“最有经验的教师”给学生上课。有一次,在谈到怎样讲课才有好效果时,他认为,两个讲课效果很不同的教师,所讲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差别主要是不同教师对所讲内容理解的深度不同。所以他要求教师应该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做到既能上课、又能科研,并坚持基础课教学要与相关专业融合。

指导清华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女博士倪以信。

从1985年起,有人到学校散布自由化思潮。他在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办学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一个根本,两个中心,三个结合”的指导思想:即把培养人作为学校的一个根本任务,要把学校建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实行教学、科研和社会生产实践三结合。这些指导思想为稳定学校运行,维护正常工作和事业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制定科研发展规划

高景德一贯关注科学研究工作,领导开创了清华大学科研工作新局面。他首先明确了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以应用研究为主体,基础研究及技术开发为两翼的科研工作规划,着力领导和支持国家攻关项目和“863”高新科技项目,促进了科研工作快速发展。

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专门从事微电子学和纳电子学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1985年,由李志坚(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领导的微电子研究所需要购置重大设备,但有关部门允诺的经费不能及时到位,这使李志坚团队十分焦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高景德下决心说:“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支持。”请主管科研的张孝文副校长想办法从科研经费的积蓄中调出1500万元垫支。此后,张孝文同志又经多方努力,促使经费拨付到位,使微电子所不失时机地上了一个新台阶。此后,微电子研究所在我国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发展史上取得了一系列代表国家水平、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现核能技术研究院)筹建于1958年,始建于1960年1月。1990年11月10日,更名为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简称核研院)。高景德对研究所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使各方面工作蓬勃发展,打开了国内国际合作的新局面。研究所(院)先后在吕应中、王大中同志带领下,于1983年前后走出了困境,开创了核低温供热堆的关键技术,随后又进行高温气冷堆的研究准备工作,为国家建立了核能发展的新领域。1989年,核研院设计建设的5兆瓦低温核供热试验反应堆建成并运行成功,完成了核能热电联供、低温制冷和海水淡化等一系列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一座投入运行的“一体化自然循环壳式供热堆”,也是世界上第一座采用新型水力驱动控制棒的反应堆。199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低温供热堆列为全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5项重大研究项目之一。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吴澄教授主持的跨系、跨校合作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重大项目,在高景德和张孝文的积极支持下,创造条件开展工作,迅速取得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创造性成果。以此为基础,清华大学建立了国家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国家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实践中发挥了“国家队”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贡献。1994年,中心获得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颁发的“大学领先奖”。

与电机系李永东在实验室。

以上是通常说的清华80年代中后期的“三大高地”,这是全校工作同步发展的一个缩影。在高景德任校长期间,学校获得国家三大奖的总数、获准申请专利总数居全国高校之冠,而且这种势头保持着长盛不衰。

注重党政配合,决策有力

在高景德担任校长期间,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8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高景德用他的陕北口音说:“如果学校党政不配合,什么制,也没‘治’”。这是一个简明正确而风趣的回答。他在工作中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十分尊重党委的领导,学校重要事项和决策他都要主动和党委领导同志商量。党委领导也十分尊重高校长的意见,遇到大事要事也要先征求他的意见。在这样的良性机制下,学校形成了党政密切配合的优良传统和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几十年来,学校党政班子到期换届,学校党政配合的好传统、好作风不断传承发展。

高景德同志与朱镕基同志在电机系(1992年)。

高景德十分注重发挥学校领导集体的作用,让每个领导成员都能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清华大学教师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选拔到学校领导岗位的干部也是好中选优。这些同志经过多年工作锻炼,又经过层层选拔,工作能力普遍很强,每位同志都用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领导班子中,有的熟悉教学,有的善于领导科研,有的善于开拓境外资源;有的善于做干部工作,有的对学生工作比较熟悉,等等。高景德总揽全局,高瞻远瞩,从学校长远发展考虑问题,各项日常管理工作分别委托给各位副校长分工负责,充分信任并放手发挥大家的智慧和才能,对各副校长分管工作不具体干预。

高景德待人宽厚、谦虚、诚恳,工作中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重大问题抓得很紧,具体工作放手让副校长去办,在学校领导集体中威望很高。在校务工作会议上,他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总是在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做出决策。在制订“七五”规划过程中,关于重点建设经费如何使用的问题,在领导班子中,由于分工不同,大家各抒己见。各位副校长分别从各自分管的角度阐述理由,有赞成多支持教学的,有赞成加强科研的,也有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难以统一,开了几次会还是难以做出决定。高景德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站在是否有利于学校长远发展的角度权衡利弊,最终决定了资金分配办法。大家都很尊重他的意见,说:“老高已经发表了意见,大家就不要再争了。”以后几年,就是按照他决定的资金分配原则进行。即使在他卸任以后,涉及这个问题,大家还说:“这是当年老高决定的。”

学校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主体是各个院系,老师们任务十分繁重。高景德很理解,他自己带头,并要求副校长和各部门负责人要经常到基层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清华有“基层出政策”的说法,他注意了解各院系的好经验好做法,并加以总结推广。他深知各院系的领导都是从学术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教授中选优产生的,有能力做好院系工作;如果有问题,肯定是他们职权范围内解决不了的。因此,高景德要求校领导和各部门负责同志认真对待院系要求,尽可能地帮助解决。

80年代中期,学校学科门类有了较大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不断增加,学校面临着扩大发展规模的问题,迫切需要扩大校园面积。但校园周边的征地不仅需要大笔资金,要要接纳近千名“农转工”入校工作,还要处理农户搬迁等复杂问题。但从学校长远来看,这些负担必须承受。高景德下定决心,拍板决定征用这些土地,在主楼附近区域建成了新的教学、科研中心。

1985~1986年间,在高景德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在多方努力和北京市政府支持下,他和领导集体决定在学校周边购置征用主楼前、东南小区、西北小区等处共650亩土地,使清华园校区扩大到了4000亩,为学校在90年代和以后的长远发展准备条件。由于要垫支重大科研项目等原因,学校财政状况非常困难。许多人对这一决定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他自己的家人也不理解。当子女在家里向他提出这一疑问时,他说,“我们要从学校长期发展这一出发点来看问题”,并拿出学校规划图给他们讲解长期目标。

在高景德主持下,张孝文、张慕津、张思敬几位副校长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终于办成了大规模征地,为后来新建建筑馆、经管学院、法学院、逸夫科技楼、信息大楼等,奠定了战略性基础。30年后的今天,大家深感当时做出的决策虽然面临着很大的负担,但敢于咬牙克服困难去成就大事,实在是具有卓越远见的明智之举,对学校长远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重视工会工作,关心群众生活

高景德任校长期间,在他的关心、指导和支持下,学校工会工作提高较快。1983年12月,高景德出席校工会第十二届二次代表会议,和学校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支持工会以大会名义向全校教职工发出“广泛、深入地开展教书育人,优质服务,为人师表活动的倡议书”,得到全校教职工的拥护和响应。1984年暑期,高景德和党委书记李传信同志参加了由校工会倡议并与有关部、处联合召开的第一次教书育人研讨会。高景德和李传信充分肯定了召开教书育人研讨会的重要意义,指出召开教书育人研讨会应作为每年暑期的一次例会。从此,学校暑期教书育人研讨会一直延续至今,到2016年已召开了33次,每次围绕一个中心议题、有准备地进行研讨。后勤部门、校办厂也纷纷召开服务育人研讨会,校、系各机关举行管理育人经验交流会,推动了全校“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活动的深入开展,有力地配合了学校培养人任务的完成。

出席祝贺张任教授从教55周年纪念会。

高景德积极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计,依靠全体教职工办好学校。1986年,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高景德在首次教代会上说,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是我们清华大学前进中的一件大事,是学校领导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使集中领导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使教职工同志们了解学校全局,有利于发挥主人翁作用,“实行教代会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群策群力,办好学校”。高景德表明了学校党、政领导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好学校的决心,对工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此,学校每年召开两次教代会,大会闭幕期间召开代表组长会,各系召开代表组会,讨论校、系工作及广大教职工关心的热点问题,使教代会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

高景德关心和支持工会工作,亲自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在1984年,出席了全校工会积极分子联欢会,和与会同志亲切交谈;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作了题为“认清形势,明确目标,积极改革,加速前进”的工作报告,听取全体工会代表的意见;大年初一上午,去锅炉房、变电站、电话室、食堂、商店、校医院、门卫和派出所等后勤、保卫部门看望在岗工作的职工,向他们祝贺春节。大家觉得高景德同志不仅是校长、教授、院士,还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党的好干部、贴心人。他们称呼他高校长,但更多称呼他“老高”或“景德同志”,反映了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亲近。

深入基层,现场办公

高景德下大功夫抓教学、抓科研、抓研究生培养和管理改革。在他倡导下,各系、处、所的改革方案纷纷出台,各单位领导同志都希望学校领导听取各自改革方案的汇报。高景德提出,“校长下基层,现场办公”以满足大家的要求。由校长、副校长和总务长、秘书长、教务长一起,每两周一次到院系单位去听取汇报,了解实际情况,现场讨论决定;对于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指定专人负责处理。这个办法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深受广大系、所干部职工的欢迎,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更多听取全校师生员工的意见,高景德建议每周六下午为校长接待日,由校长轮流值班,校长办公室负责人参加,让群众有机会与校长面对面交换意见,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校长办公室联系处理。这个做法也深受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欢迎。

卸任后,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威望,加之他对学校的感情,在逝世前的八年中,他一直为学校建设发展、为学术科研事业、为所承担的社会职务呕心沥血、尽心尽责。

景德同志,作为学者和教育家,望远思深,孜孜求实;外朴内秀,真情无虚;治学治校,成绩卓著。我们深情缅怀老校长景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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