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
邓稼先,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了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被称为两弹一星的元勋。生前默默无闻的他如今已经家喻户晓,无论是他为中国国防事业作出的贡献,还是他在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爱国情怀,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敬仰。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竟然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那是在原子弹的试制过程之中。根据邓稼先的家人回忆,他进入这项工作时已经与家人完全切断了联系,来从事这项国家最重要的秘密武器研制工作。他在工作中历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承担着极为重大的科研任务。但谁也没有想到,1971年,正当原子弹研究走到关键的环节时,邓稼先、于敏、胡思得等主要科研人员和核武器研究的领导者却遭到造反派的冲击,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
据知情人讲,“文革”开始时,周恩来总理有明确批示不得干扰研制核武器的工作,但他们依然遭到批斗,原因是造反派抓到了他们的所谓小辫子,那就是三次试验没有获得预期数值。花了钱就要造出东西来,试验几次都没有成功,造反派要追究责任,以其”理直气壮”使人不敢阻拦。
其实,邓稼先他们完全是冤枉的。试验中,所需数值已经达到,是由于测量方法的问题导致未能反映出来。但批斗邓稼先的人们并没有兴趣寻找真正的原因,只是扣的帽子越来越大,而且遮蔽了一切反对的声音。
幸而,此时周恩来巧妙地找到了一个机会来帮助走“麦城”的邓稼先。他的老朋友杨振宁此时从美国归来,要求与邓稼先会面。于是,周恩来顺水推舟,迫使批斗无疾而终。为了接待老朋友,阔别多年后回到家中的邓稼先令妻子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憔悴到如此境地。
这一次会见双方谈得很开心,尔后,邓稼先返回基地,继续工作,终于让中国的两弹一星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谈到这段往事是因为有一位从事科研工作的长辈向我提起。当时我们正在看网上关于安徽的一次水稻减产风波。在这次风波里,原告是一批从隆平高科购买了超级稻种子,但因为稻瘟病的原因几乎颗粒无收的农民,而被告自然是卖种子的隆平高科。在新闻后的留言中,我们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气味。开发超级稻的袁隆平先生成为众矢之的。在留言中所谓“又一个神话破灭了”,“对你们是小事,对农民来说,是一年辛苦白费”等等评论十分尖锐。
看完这些评论,那位长辈感慨万千,问笔者可知道爱迪生为了发明灯泡做了多少次失败的试验?答案是“使用了六千多种材料,七千多次试验”,才终于换得了电灯的成功。
爱迪生顶住了压力,而另一位科学巨匠,柴油机的发明人鲁道夫·狄塞尔则没有顶住压力。他的样机在初期使用时故障率较高,遭到退货和舆论攻击的双重压力。最终,在舆论压力之下,狄塞尔在1913年痛苦地投海自尽。
应该说邓稼先十分幸运,因为他得到了保护。但是另一个问题却值得深思: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对于科学发展的规律都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没人能够吸取教训。科学自有其规律,如爱迪生的几千次试验,才是其正途。想想批斗邓稼先的人们,谁能够代替他制造出原子弹来?既然如此,我们似乎应该提醒自己,当科研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去当压迫鲁道夫·狄塞尔等人的人群之一。而要像周恩来一样,去努力维护我们的科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邓稼先与杨振宁的会面十分成功,杨振宁曾向邓稼先询问原子弹的研制经过。邓稼先请示上级后,告知他我国的原子弹完全是自己造出来的。杨振宁热泪盈眶,后来抄录诗句评价当时心境:“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想,没有哪个科研人员是神,但他们的努力,确实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国家作出贡献。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宽容。(萨苏)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5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