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吴景超诞辰120周年

2021-03-24 |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21年03月17日 |

编者按:今年35日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19011968)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吴先生在都市社会学、中国城乡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上贡献突出,其历史社会学研究亦颇具特色。在学术研究之外,吴先生也是一位在公共舆论界颇为活跃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不少著名思想论争。虽然吴先生的遗著近年来尚未得到系统整理与重新出版,但业已引起了一些读书界同人的广泛关注。据悉,商务印书馆已将《吴景超全集》列入出版计划;继《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之后,《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亦将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碎金文丛”在第五辑出版《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之后,又将《两汉的社会学维度》(暂定名)列入第六辑出版计划。今年金秋时节,在吴景超先生的家乡——安徽歙县——将举办一次纪念性的学术研讨活动。凡此种种,都表明一个藉着阅读吴景超论著来重新思考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潮流正在悄然来临。

值吴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本报特邀读书界若干同人就已整理出版的吴氏遗著展开解读,内容涉及城乡关系、乡村振兴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处理政治生活和商业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处理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吴先生的思想学说以具有前瞻性著称,现在重新阅读其遗著,解读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当其时。

吴景超在美国,拍摄于1943-1944年间


为什么要重温吴景超的“两类农村”与城乡一体论

王君柏

1947年,社会学家吴景超发表了一篇短文——《中国农村的两种类型》(收入《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下篇”,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全文不足3000字,在今天看来都不足以称之为论文。但仔细阅读该文,就会发现这种短文的内涵,却超越很多鸿篇大论。仅仅从这篇短文,我们就可以判断,在城乡发展问题上,吴景超真的是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前瞻性社会学家”(语出吕文浩编《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编后”)。

首先,吴景超对通常所谓的农村“自给自足”的说法,进行了简单的辨析,认为大部分农村是做不到自给自足的,普遍存在从外村、外县、外省输入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尤其是工业化以来,甚至需要从外洋输入。其实,我们总是用自给自足来概括农村生活,还是没有深入分析农村生活的现实,即便是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生活,也存在村与村之间的相互周济,才能渡过偶然的灾荒(《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以此观之,当前农村欲罢不能的人情往来,某种程度上也是更大范围内解决财富流转的方式,自给自足是一种理想状态,到更大范围内去获得财富才是一种常态。

其次,在打破“自给自足”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后,吴景超提出了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必需品的两种类型,并将这两种类型作为理想类型,代表中国农村的典型:宁波型和绍兴型。简单地讲,宁波型农村就是人多地少,本地资源不足以养活本地人口,于是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经商,近则杭州、上海,远则汉口、北京等,甚至海外如日本、新加坡及东南亚诸国,获取金钱,源源不断汇集到家乡来,使得宁波的生活水准远高于其他农村。而绍兴型农村,则是输出大量特产,比如锡箔、平水茶、绍酒、内河鱼,这些特产的价值是绍兴所有稻谷价值的两倍半,这就足以使得绍兴农村可以衣食无忧。以这两个理想类型为尺度,可以进一步衡量全国的农村,典型的宁波型还有诸如歙县、台山、梅县等,典型的绍兴型还有沿太湖的蚕丝区、沙市附近的棉区等。而大部分的农村,可能介于这两类农村之间,即劳务与特产各输出一些,从而达到维持村庄经济的平衡,满足基本生活。

最后,最重要的是,不能孤立地用单个村庄来看待经济的维持,必须坚持“中国一家,繁荣不可分”的态度,才能真正理解两种类型的农村。远在七十多年前,吴景超就大声疾呼: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过去。因为如果其他地方经济衰落,就吸纳不了多余的劳务,也购买不了外地的特产。用他的原话讲,就是“无论哪一类的农村,其繁荣与否,不全系于当地的收成,还要看当地过剩的劳力,过剩的物资,是否有出路”。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城乡一体的结论,并且还不仅仅是城乡一体,还有乡乡一体,即不同类型农村之间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只不过说,过剩的劳力和物资,一般都是汇集到城市,所以主要还是城乡一体的问题。进而言之,发展都市以振兴乡村,也就是吴景超的基本观点了。

我们只要把眼光稍微向后凝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城乡一体化”的提出,还是近十年的事情,2010年之后,才陆续有一些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讨论,相关著作也才相继推出。而国家层面的以城乡一体化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是2014年以后才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而这离吴景超提出的一体化发展,差不多已经七十年过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吴景超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学家。而与他同时代的学者,还有不少在鼓吹“以农立国”,或者与此类似的其他反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论调,对此,吴景超一概送上一个“经济复古论”的帽子,并且坚决地说:我们对于一切的复古运动,都不能表示同情,对于这种经济上的复古论,尤其反对。

我们之所以再次将吴景超的这一结论拿出来讨论,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我们对吴景超这一结论的理解,还是没有真正进入行动的层面,甚至还有被忽略的倾向;第二,中国的城乡发展,在东部的某些发达地区确实已经到了城乡一体化的阶段,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一体化还只能算是一个口号,甚至还有城乡两极分化的现象。所以,重温吴景超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对于我们的理论指导,还是实践工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理论指导上,充分理解“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过去”的断喝,对于我们的实践工作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比如乡村振兴,既然全国一体,乡村振兴的路径可能就有很多,关键在于总体效益的最大化,而不一定非得盯着具体的乡村,因为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就会找到最能发挥价值的地方。太多的资金投往不产生效益的地方,只能是一种消耗,并非可持续发展。所以畅通人与物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不要人为设置障碍,才是乡村振兴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景超的“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还是没有过时,至少还是当前的主要方式。

在城乡发展的实践领域,还需要认真对待吴景超“中国一家”的论断。一方面是人财物的自由流动的障碍还是不小,比如城市社会服务没有对没有户籍的农村打工者开放,就不能算友好,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可能性就降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很难体现,更难兑现,因为农民的财产主要就是承包田和宅基地,而这属于集体资产,在个人或家庭作为市场主体的时代,这种主要的财产性收入如何兑现,是个不小的考验。今天有所谓的“地畔农民”和“下地农民”的区分,前者拥有土地权但不直接耕种,后者直接耕种但没有土地权,这两类农民的规模越来越大,实际上就越来越阻碍农村的发展。而面积是城市三倍的农村宅基地,目前也还是一种纯粹的沉睡的财富,多年前就号召农民带着财产进城,至今还是顾虑重重,殊不知,不能流动、不能兑现的资本就不能成为财产,而财产性收入就更谈不上。另一方面,医疗、教育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资源逐渐中心化,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中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人为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生活成本,使农民不得不付出看病、上学之外的其他费用(从中心学校周围的租房市场就可见一斑,甚至很多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还挟持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自重),结果是侵蚀了农村的利益,形成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看起来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但对于一些基础性的认知,尤其是那历久而弥新的真知灼见,我们应该反复掂量一下。正如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讲的那样,对于被事实证明为正确的东西,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去温习、去践行。吴景超的城乡一体论,我认为正是这样的结论。


重提政商清白的理想

高永沛

吴景超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位跋涉者。他以宏观角度关注着中国都市化、工业化和农村发展诸般问题,成就颇为突出。不过,我这里关注的是他的一篇看起来不起眼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1942年发表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的《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辑入《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这篇文章的写作,在学术上缘于美国经济史家格莱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障碍问题的分析。格莱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应用科学,所以资本主义至今停留在商业资本阶段。吴景超则根据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洞见进一步指出,格氏没有注意到中国还有一种不亚于商业资本的势力,那就是弥漫于中国古今社会的官僚资本,他还认为仅从西汉史料中就可以对中国官僚资本的表现形态做出类型学的分析。

吴氏根据西汉史料,把官僚资本分为六类:一是董贤式的。因皇帝的宠幸,而直接把国库的钱据为己有。二是田蚡式的。通过受贿方式来发家致富。三是田延年式的。通过中饱私囊方式化公为私。四是张汤式的。官商勾结,共同发财。(注:这里吴氏指张汤发财途径,虽然实际上据《史记》记载,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说明张汤本人是不贪财的。但是利用权力,官商勾结,通过内幕信息发财的方式是存在的。)五是张禹式的。以官得财,然后再投入其他产业生息。第六种就是杜周式的。通过担任公职,获取不义之财。这六种归根到底都是以权力来获取财富。吴氏的梳理让我们更加清楚官僚资本是如何积聚起来的。

清代李渔曾写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叫蒋成的皂隶,因为心地慈善,不忍在刑讯的时候下狠手打人,被称为恤刑皂隶,因而无法因此发财。小说中指想做皂隶发财,“先要吃一服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分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李渔全集》第8卷,第575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最底层的皂隶所做的营生就是吴氏在其文中所言的一个类型:杜周式的。杜周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史记》说他没当官的时候,只有一匹马,而做官后家资累巨万。吴氏认为这很明显属于不义之财。李渔的小说则说明了官僚资本到了明清已经深入到了官僚系统的每一个毛孔,成为一种社会痼疾,被大家无可奈何地认可了。当然那个叫蒋成的皂隶,李渔给他安排了一个良好的结局。这个不作弊的蒋成在成为吏员主簿后,“两任官满还乡,宦囊竟以万计”(同上书,第65页)。一个吏员主簿居然宦囊万计,可见还是存在大量不义之财的。

官僚是掌握公权力的社会角色,资本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然而在中国古代,二者的结合却产生了阻止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势力。因为权力体现的是纵向的社会关系,资本体现的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关系。当权力抓住资本,以暴力为后盾的纵向意志来运作资本,使得资本偏离横向的社会关系,不再适用市场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规则,于是转而成为破坏上述原则的一种力量。正是由于此种中国官僚资本的长期存在,使得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则受到很大的限制,以改进技术为核心的市场推动力也受到弱化。

吴氏此文成于1942年,自有其现实根据。当时官僚资本的恶性有了进一步发展,引发了当时知识界的关注。《剑桥中国民国史》指出,在战争和恶性通货膨的背景下,“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1949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3676页)。

当时对官僚资本,不仅有来自于像吴氏这样的专业的社会学家的讨论,也有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王亚南对官僚资本可谓穷追猛打,深挖细究。在王氏的语境里面,官僚资本是官僚政治在经济上的表现。而当中国进入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官僚资本更随着政治特权深入到现代工商业和金融业,前所未有地和经济打成一片。王氏指出,官僚资本是随着政治特权的触角深入,在更为广泛的经济领域,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榨取劫夺。(《王亚南文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312页)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消灭地主经济,更需要“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同上书,第319页)。

吴氏希望,做官的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的就去做商人,而不是公务员。吴景超关于政商清白的理想也是我们今天追求的目标。


吴景超眼中的婚姻家庭

赵妍杰

吕文浩先生悉心挑选吴景超先生散落在民国报刊上的文字,辑成《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一书。书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三编“变动中的婚姻家庭”,这让我联想起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婚姻家庭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究竟是什么?婚姻家庭的变动又对个体生命产生了哪些影响?这里不可能回答以上的宏大问题,仅尝试从几个小问题再现吴先生思想的侧影,进而提出这些想法对我们的一些启示。

恋爱怎能自由

周建人先生在五四后猛烈抨击礼教、贞节、孝道等传统观念,提倡家庭革命、自由恋爱、自由离婚。但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思想言论日趋保守。到1933年,周建人仍坚持“恋爱的结合才是道德的,否则便是不道德的”,便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挑战。吴景超的回应可以说是整个争论的一个小小浪花。在吴氏看来,“恋爱是不自由的”,换言之,“在现实的社会中,恋爱是有许多限制的。社会上不许有夫之妇与人恋爱,也不赞成有妇之夫与人恋爱,更不赞成已婚的男女与未婚的男女的恋爱。社会所允许的,只是未婚男女间的彼此恋爱”。再者,“恋爱是一个过程,并不是目的。恋爱乃是达到婚姻的过程,婚姻才是恋爱的目的”。既然“恋爱与婚姻不能脱离”,那么,“婚姻的条件便是恋爱的条件”。(《恋爱与婚姻》)

与五四时期侧重两性关系的自由不同,吴氏出发点是婚姻的稳定性,因此他认为恋爱不能作为婚姻的基本功能来认识,他说:“满足情感生活的功能,很少有几个社会认为应该由婚姻制度来担负,现代的人把它作为婚姻制度的中心功能,是使婚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婚姻向何处去?——评费孝通〈生育制度〉》)

婚姻须慎之于始

吴氏注意到五四时代强调恋爱结婚而否定包办婚姻制度的新趋势。不过,在一片批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声浪中,他能客观冷静地断言“如把婚姻作满足性生活、经济及抚育子女三种功能的混合制度,那么中国过去的婚姻是极其合理的”。只有把“感情生活的满足”放进婚姻制度之后,中国的老办法才显得不合时宜。(《婚姻向何处去?——评费孝通〈生育制度〉》)

在保存婚姻的前提下,再来看吴氏对伴婚和试婚的态度。吴氏这两个问题是相当谨慎的,“对于伴婚的赞同,是有条件的赞同;对于伴婚的反对,也是有条件的反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赞成带有试婚性质的伴婚,对于五四时期特别提倡的离婚自由,他恐怕也持保留的态度。在他看来,婚姻法律定得太严诚然有弊病,但是离婚法定得太宽也有问题。离婚不容易的时候,夫妇双方遇到冲突时还会采取和平方法去解决,但是离婚太容易则夫妇遇到困难便不肯花心思解决了。最后他说“如想免除不幸的婚姻,不如慎之于始”,盖“糊糊涂涂的结婚的人,不但在现在这种制度之下,得不着幸福,便是在离婚自由的制度之下,也得不着幸福的”(《婚姻制度中的新建议》)。

家庭对个体生命和民族国家的价值

具有吊诡意味的是五四时期特别强调婚姻对于夫妇的情感价值,但是否定了家庭对于老少的情感意义。对爱欲的肯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个人的肯定,但是更准确地说是对个人情欲的肯定而非个人伦理责任的确认。五四后,维护家庭价值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既包括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受传统儒学思想影响较深的旧式读书人。受过美国学术训练的吴景超显然属于前者。他对家庭意义的重新诠释恰恰是针对轰轰烈烈的家庭革命。《变动中的家庭》一文中,他分析了家庭的七种功能,包括传种、生产与消费、教养子女、互助以抵御外侮及危险、供给娱乐、财产的传授、供给感情上的食粮。在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各个功能都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家庭社会化的极端便是废除家庭。这一思想倾向的出发点是一百个家庭要一百个炉灶,要一百个主妇负责烧菜,很不经济。沈雁冰就曾介绍美国女权主义者纪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主张的旅馆式的家庭。公共食堂的设想和共同生活的新理念缠绕在一起,成为不少新青年向往的生活。吴景超虽然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有相当程度的肯定,以为“烹饪既然可以社会化,洗衣自然也可以社会化,其余的一切杂务,都可以社会化”,但是他不再进一步玄想废除家庭、彻底社会化的生活,而是保留了家庭和夫妇,来完成余下的家庭职务。(《家庭职务与妇女解放》)

迷信社会化的另一个思想倾向便是倾心专家,以至教养子女也要采用儿童公育的形式。潘光旦就曾反驳说:“为儿童的福利着想,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的要比一些保育的技能的重要性为大,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假如我是儿童,我就愿甘舍专家保育的技能,而取母亲的温爱。”(潘光旦:《优生与儿童福利》,潘光旦著、吕文浩编《逆流而上的鱼》,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进言之,社会化固然提高了效率,但是效率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对于儿童的教养问题,恐怕还要仰赖于父母的身教和言教。

如果说家庭功能的社会化对家庭地位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于现代人而言,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仍值得今人进一步反思。吴先生笔端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稳定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其温和的态度和对弱者的同情不知不觉使读者心生敬佩之情。这也促使我反思,近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都特别向往“想象的共同体”,但是对“真实的共同体”——家庭——的崩溃却漠不关心。谁也不能否认民族、国家,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但是家庭恐怕是所有这一切的坚固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问题

——从吴景超的相关论述出发

葛飞坤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著、吕文浩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唐人街:同化与共生》,筑生译、郁林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上世纪30年代初,面对乡村破败的危机,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走进乡间,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救济乡村,以“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于农村”(梁漱溟语)或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语)。其中,乡村人才短缺是制约乡村建设运动能否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被视为实验能否成功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改造全生活的实验,关系的方面太多,无处供给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报告》,载章元善、许仕廉编《乡村建设》第二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

为解决人才短缺这一关键问题,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领袖在舆论上呼吁知识分子下乡、到民间去。面对这一热情呼吁,吴景超泼了一盆冷水。19338月,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先后发表《智识份子下乡难》和《农政局——一条智识份子下乡之路》两篇文章表达异议,他一方面指出知识分子下乡难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他对都市知识分子如何为乡村服务给出了富有建设性的看法。尽管过去八十多年,但吴景超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问题仍不乏有益的启迪。

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虽然在理论、目标和具体的实践内容上存有差异,但基本的立足点是一致的,即认同中国的新生命在乡村而不在都市,呼吁知识分子必须以牺牲的精神克服物质层面的困难,到乡村才能担负起为乡村人民服务的责任。梁漱溟就曾指出,知识分子待在城市还是趋往乡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他认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农民养活的,都欠农民的债,因而应该到乡村成为“众人之师”,为乡下人工作,尽其天职,负起领导教化乡下人之职,进而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晏阳初认为,中国的乡村人口占80%,同时中国的缺点和弱点都在“都市人”,因此他同样把“民族再造”的使命寄托于乡村运动。基于“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原则,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下乡,深入民间,躬亲田舍,以他在实际工作中一点一滴的经验、知识技能作为材料才可去训练乡村人才。

但在吴景超看来,呼吁知识分子回乡村去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受过大学教育或专门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事实上是不愿回乡而且愿意集中于都市。吴景超分析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四个原因:知识分子在都市的出路多,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谋生活的职业;乡村缺乏实验室、图书馆等研究学问的设备;乡村中的物质文化较都市低,难以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程度的需要;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不愿接受知识分子回乡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乡村无法提供知识分子得以谋生的职业和满足相应生活程度的需求。没有谋生的职业,少数知识分子可以受一种主义或宗教的影响而牺牲他的生活程度,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做不到的。1940年代后期,费孝通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认为知识分子下乡的困难在于乡村里缺少可以应用现代知识的事业,如想留住人则需要造就能够应用现代知识的生产事业。(详见《乡土重建》一书的“后记”)可以说,吴景超提及的上述四个主客观因素在当前乡村中仍然存在。

吴景超又对都市知识分子必须下乡才能为乡村服务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是将都市与乡村两者视为不相关的主体,而事实上都市与乡村是相互关联的。都市知识分子不用下乡也可以为乡村服务,这一点不可忽略,其途径至少有三条。第一,知识分子在都市对市民与乡民有同样的贡献,如记者在都市中办的报纸乡民可以看,医生在都市中开设的医院乡民可以住等。第二,知识分子在都市从事单纯为乡民服务的工作,如大学农学院知识分子通过改良育种、提倡合作事业以改善附近乡村人民的生活。第三,在都市中从事工商业的知识分子努力发展实业,吸收乡村中的过剩人口以解决乡村中的失业问题。因此,吴景超对于知识分子集中于都市的现象并不悲观,他认为都市知识分子如能在自己的职业中尽责,乡村中的人民同样可以得到好处。

吴景超提出了在各县设立农政局以服务乡村的构想。吴景超赞成一部分知识分子下乡,去完成只有下乡才能完成的服务乡村工作。但相较于发动一小部分肯下乡的人在小范围区域进行试验的做法,他提出了整体设计城乡关系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要使全国各地的乡村都有知识分子,须以行政力量在各县设立农政局,以提供职业的方式,用高于一般大学生的薪水,鼓励肯下乡服务的青年。县农政局至少需要三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来分工承担乡村的工作:一个办理乡村社会调查,作为社会改良和设计的基础;一个办理农业推广,把国立或省立农事试验场所得的知识推广于乡村;第三个尽全力于乡村组织,利用当地领袖,推动组织领袖团及各种委员会,使乡民一盘散沙的生活转变为有组织有秩序的生活。简而言之,既有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也不忽视乡村内生力量的培育。

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乡村人才队伍匮乏仍然是乡村建设工作中的严重短板。重读吴景超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城乡人才关系和乡村人才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面对人才下乡难,需要承认人才不愿下乡而向城市集聚的事实,但同时要以城乡互联一体为出发点,看到城市人才对乡村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探索城市人才对乡村建设工作的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实现人才创造资源的共享互通,打破人才非下乡不能建设乡村的观念。

二是要吸引人才下乡,需要以职业和产业作为支撑。吴景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章里将人才下乡的职业局限于政府提供的职位,但在19474月发表的《英国乡村问题》书评一文中,吴景超借鉴英国的发展经验,设想在乡村发展工业、提供谋生机会以吸引人才,并进而建设工农合一的新社区以满足人们教育、文化、娱乐等各项需求。这与费孝通将乡村工业视为现代知识应用的事业是一致的。那种倡导人才下乡担任志愿者、捐资捐物等做法,其作用是短期而有限的。

三是人才下乡既要重视行政力量的推动,也要注重对乡村组织内生动力的培育。在吴景超的设想中,在农政局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幕后推动、监督和指导乡村领袖团的力量,但具体负责组织乡村中各种委员会的还是乡村领袖。这样就避免了行政力量的单方面主导,从而使乡村内生力量仍有发展的可能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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