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再见了,潘际銮

2022-04-21 | 中国青年报 | 来源 公号“冰点周刊”2022-04-19 |

据清华大学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4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他生前,我们曾多次报道,今天的推送带大家认识这位老人。

“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

作者 | 陈璇

编辑 | 从玉华

潘际銮院士86岁了,但退休仍然是件很遥远的事情。

北京初冬的一个早晨,戴着蓝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裹着灰色呢子大衣,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行在清华大学校园里。

车轮子不时滚过枯黄的落叶,一路把他从北边的宿舍楼,带到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这座三层老建筑物的楼龄比这位院士还要小28岁,建于1955年。那时,潘际銮在这里筹建清华大学焊接专业。

在这座老焊接馆,“潘际銮”三个字高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居于一堆名字里最顶头的位置。不过,对很多普通公众说,这个难读的名字,同样也很陌生。

与潘际銮相关的很多成就,已经被写进教科书。比如,中学生在地理课本里读到的秦山核电站,他是这项工程的焊接顾问。

很多人不知道,当他们乘坐着高铁,奔驰在铁轨上时,已和那位在焊接馆摸钢板的老院士,产生微妙的关联。潘老先生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穿着厚棉袄,站在南京段的铁轨边上,在深夜里测定钢轨的焊接工艺。这年,潘院士已经年过80岁了。

不过,对这位“身陷”焊接领域50多年的专家而言,年龄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经了的唯一指标。

比他小好几轮的同事郑军说,“潘老师还很年轻呢”。这位老院士像年轻人一样,玩微信、看微博,家中电脑QQ“噔噔上线的声音不时响起。

尽管已过耄耋之年,他可以不借助眼镜,轻松地翻查手机号码。他自由穿梭在铁块拼接起来的焊接机器人和墙角的缝隙间,俯下身随手拣起一块普通成年人掂得动的钢板。当然,他还能清晰地说出某个发动机焊接转子的转速、直径以及气压值。

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摊开双手,自信地说:“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焊接领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临界”,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

尽管,潘际銮丝毫不认为自己的研究“过时”了,但是他用坦然的语气说:“我是一个老派的过时的科学家。”

如同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潘际銮喜欢回忆往事。他时常和年轻的同事吃饭时,一边夹着菜,一边念叨起他的西南联大。

毕业50多年的老校友潘际銮,如今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会长。他说,自己之所以被选为会长,是因为还很年轻。这个中国著名校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0岁。

如今,年纪越往上攀登,潘际銮的记忆,就越爱寻找属于西南联大的“焊接点”。

去年113日,在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上,潘际銮和一百多位老校友,聚在一起。他们有的被家属扶着,还有的已经糊里糊涂了

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双手抚着桌沿,颤颤巍巍地站着,齐声唱着西南联大的校歌。他们唱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时,潘际銮的心里“激动不已”。他环顾四周,看到眼泪顺着很多张布满沟壑的脸,往下淌着。

潘际銮说,他这么大岁数,还想“干活”,是因为自己“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仍然“可以为国家做贡献”。

“爱国”从这位老科学家的口里说出来,在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的耳朵里听着,“一点儿都不空洞”。

20多岁时,在炮火声中从老家九江逃难到昆明的潘际銮,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

此刻,正当潘际銮坐在老旧的焊接馆里,“焊接”着往日的艰难岁月时,窗外晃动着很多年轻的身影。这一天,是2014年公务员国考日。

每一代青年人,都面临着人生选择。当年潘际銮主动报考焊接专业时,这门学科还很冷清。当时还有人笑话他:学焊接?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干吗?

显然,当潘际銮决定学焊接时,并不能预见是否有光明的个人前途。不过,他认为,“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会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这个西南联大44级校友说,那时候读书,纯粹求学问,不想功名和前途。

在他看来,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件后知后觉的事情。他回忆,当时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后来,他被告知,评上院士了

“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

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

潘院士步入晚年以后,能让他惦念的事情,已经不多。1992年,他开始作为南昌大学校长的试验。10年间,他一直试图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和方式,焊接到南昌大学上去。

很多人眼里性格随和的潘校长,显现出改革者“铁腕”一面。他在南昌大学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实行“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

初入南昌大学,潘际銮晚上在校园里外散步时,经常看到学生在跳交谊舞和打桌球。这些场景显然与他记忆中的大学生活,并不相符合。

他总是回忆起,当年宿舍太拥挤,学生就去学校附近的茶馆看书和写论文。经常说起的例子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小说。

潘际銮要扭转南昌大学的学风。“三制”的焊接轨迹,带有明显的西南联大特征。他并不讳言,自己大一时也曾物理考试不及格,而西南联大“8000多学生,真正毕业的只有3000多人

作为南昌大学的校长,潘际銮“抓教学和科研”,但他并不直接掌管学校的财务和人事。

“他是个放权的校长。”潘际銮在南昌大学的一位同事说。

显然,这位老校长很了解,“管钱和管人,哪怕只是管分房子,都是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不亲近这些权力。

潘际銮用西南联大式的方法,重新拼接南昌大学。最明显的成果是,昔日薄弱的院校,在他任上的第五年,成为一所国家“211”重点大学。

不过,潘际銮的一些学生和下属却说,他们并没有跟着校长“沾光”,也没有得到“实惠”。

说起自己的导师,在南昌大学任教的张华,有“苦水”要倒。身为校长的学生,张华没有“获得更多资源”。相反,潘际銮跟他说:“你就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

而曾经给潘际銮做了6年秘书的徐丽萍,在潘上任时是正科级,一直到他卸任,直至自己离校,职级都没有改变。

当时,作为校长秘书,徐丽萍都不敢印名片,“那么大年纪,还是科长,实在不好意思啊”。

而潘际銮本人,对名片上的头衔,并不在意。2002年,他从南昌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卸任,回到清华园的焊接馆。

“校长不是我的终身事业。科研,才是我一辈子扑在上面的事。”潘际銮说。

75岁开始,他的身份是个无官一身轻的焊接专家。当然,他还是院士。但他认为,院士于他而言,只是一种荣誉,不是权力。

他没有行政头衔,也没有秘书。他带着一个平均年龄60岁的团队,在墙皮有些脱落的焊接馆里,研究世界上焊接领域的前沿问题。

时下,这位手机屏幕里会跳出微博新闻的老院士,知道人们正在讨论院士制度。

潘院士并不否认,“有个别单位在‘包装’院士”。他也不讳言,“个别院士成为给单位装点门面的花瓶。这是院士被‘异化’的现象”。

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焊接专家,把围绕院士以及科研界存在的问题,比作钢板上的“裂纹”。不过,早期就以“热裂纹”为研究方向的潘际銮,攻克过无数个技术难题,但很难说清这些暴露在社会肌体上的“裂纹”,“究竟该怎么解决”。

如果深入探究那道“裂纹”,潘际銮认为,人们之所以担忧院士的退休问题,是不喜欢院士们成为“学术资源的垄断者”,或者享受“特殊待遇”。

现在,潘际銮仍在焊接馆的一间光线不好的屋子里办公。资料堆到墙边,以至于部分书被挤到窗台上。他的褐色办公桌和矮茶几角,已经部分掉漆,裸出木头的原色。

而他在南昌大学当校长时,办公场景比这一幕还要“寒碜”。他挤在办公楼西南角那间12平方米的屋里,秘书徐丽萍只能在过道上用玻璃隔出一间办公室。

有人劝他:“潘校长,外国学者也要拜访您呢,换间大的办公室吧。”

但潘际銮坚决不换,还说“西南联大那会儿,比这条件差好多呢”。

至今,他唯一享有过的“配车”,是在当校长的时候。那是一辆留学生捐赠给学校的老旧尼桑车。他的司机总忍不住抱怨:“校长,换辆新车吧。”

那辆汽车终于没被换掉,“最后都快报废了”。潘院士的电动自行车倒是换了一辆。他80岁生日时,学生送给他这辆眼下正骑着的银灰色坐骑,代替之前那辆电池笨重而且总是坏掉的老古董

提起院士是否应该像老电动车一样“退休”,性情温和的潘际銮会有些激动。他反对“用行政化的方式来处理高知识分子人才问题”。

“院士是否退休,不能搞一刀切。个人情况不一样。”潘院士打比方,“这就像找专家挂号,有人找我帮他们解决难题。要是我没用了,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了”。

如果没有“老糊涂”,潘院士就想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梭在清华园的一年四季里。

(本文原载于20131127日中国青年报)

以下是潘际銮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文章。


我们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作者 | 张渺

编辑 | 从玉华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正值16周岁。

他出身书香门第,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当时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设国家了。”如今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潘际銮笑着说。阳光隔着窗,洒在他身前的茶几上。

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

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幸好昆明的气候好,不会冻着人。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挤挤挨挨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看不见书了。

“窗户就这么大。”潘际銮伸出双手比画着,“木头格子上糊着竹子做成的窗户纸,半透明的,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那种纸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当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面儿,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填的是一阙《满江红》。

潘际銮慢慢陷入回忆,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念着念着,他又微笑起来,眼睛里像是闪着光,“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的。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三校南行

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出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血与泪。

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那个时候,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里会想着就业、赚钱啊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潘际銮说。

炮火降临在清华园的时候,后来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吴宓教授,正抱着被子坐在床上,墙壁因轰炸而抖动落土。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身穿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无寸铁,却在国军撤出北平后,与同僚相约,一同巡逻护校。

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变”之后,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飞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亲眼看着“挂着日本旗子”的飞机,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将炸弹丢下来。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又去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就读。

这些故事,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西南联大行思录》当中。

张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听着父亲讲述西南联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复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学。20年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光盘制作完成,时长近900分钟。她把这项工作称作抢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开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29日这一天,都要穿着一身黑衣服在校园里走。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后来有人劝阻他,说现在学校对国际开放了,也有日本学生,这样做不合适。可是,记住曾经遭受的苦难,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说到这里,张曼菱的神情有些忿忿不平。

1999年,她第一次见到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尚未毕业就自愿报名参军,给美军在华作战的飞虎队做翻译。也正是因为从军,梅祖彦最终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

据梅祖彦回忆,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是空军的飞行员,在淞沪会战中牺牲。

1938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吴宓是那年的11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笼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南迁的三校师生,在长沙暂时停驻,最终落脚在昆明。3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3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当时,梅校长是3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张曼菱说。

起初,3位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1年。但由于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行,始终由梅贻琦主导联合大学的校务,成为实际上的校长。

这所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材率,却是空前绝后的,无法复制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不会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宿环境,让他养成了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是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文字。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并不强求标准了。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用看书,每一首都是当场背出来的。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翻。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话文翻译。

“怎么能拿一个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个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要入社的成员,写文章将各自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学史家自比为紫鹃,“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也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吴宓一怒之下,“石社”当即解散。

联大学风

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的专业课物理,就拿了一个不及格。

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教机械原理的老师刘仙洲,学生私底下称其为“刘老大”,另一位教热力学的老师孟广吉吉,则被称为“孟老二”。两位老师都以严格而著称,孟老师时不时还会在上课前来一次突击小考。

“平时上课我听得很认真,没想到考试一下来了个不及格。从那时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联大的老师,不仅是要求我们学会他们在课上讲的内容,还要求我们自学,把课上没有讲到、但是又相关的原理,自己融会贯通。”潘际銮坐在沙发上,一边回忆一边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个有些小得意的微笑:“从那次不及格之后,我的成绩就一直排在前边啦。”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据潘际銮解释,那时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一次考试中,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

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绩,或是拿着参加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了,他选择了西南联大。

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再复制了。”潘际銮摇着头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

一边讲着课,教授一边还需艰难地维持生计。

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抗日战争结束后,赵忠尧前往美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数年后他归国,从美国带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实验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节约的钱,自己购买的。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基于他带回来的这些材料,最终装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张曼菱总结。

山城回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潘际銮还记得在母校门口茶棚读书的场景。

宿舍里没法上自习,图书馆也很小,只有不到300个位子,而在校的学生却有两三千人。学生走出了校门,走到学校附近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一眼望过去,都是当地百姓开设的茶棚。

潘际銮拿起笔,随手在一张报纸上画了起来,画的是记忆中那些茶棚的样子。

每天清晨,这些沿街的茶棚将门板一扇一扇打开,一块小小的空间就圈了出来,能“摆得下三四张桌子”。一壶茶只要5分钱,能喝一整天,几条街上的茶棚里,坐满了自习的学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他在茶馆里,写出了文学生涯中最初的几篇小说。

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对昆明的茶馆,他的印象同样很深。他们(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本钱,但是对大学生是特别保护的,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非常感谢。李政道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说。

西南联大的学人,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便是“跑警报”。

当战火向着西南边陲蔓延,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并不扔炸弹,偏要故意朝着人群,用机枪扫射。

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提前1小时上课,每节课改成40分钟,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等飞机往越南那边飞走了,师生再赶回来,继续下午的课。

关于“跑警报”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师刘文典与沈从文斗嘴,刘文典问对方,“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是为了什么?”

一向浪漫的吴宓,就算是记述跑警报这种事,也不乏浪漫笔触。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为少男少女提供爱情绝佳之机会。”

据杨振宁向张曼菱回忆,有一阵子,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去。学生在山上等得无聊,偶尔还要打打桥牌,以至于“桥牌都挺熟的”。

邂逅历史

毕业近70年,潘际銮可以在学生名册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飞快地对记者背出自己当初的学号——33687

当初在西南联大,许多学生都对潘际銮的学号有印象。那阵子,学校张贴成绩单时,并不印着名姓,只印着学号和分数。33687这个学号总是在前几名里,渐渐地,有些人记住了,这个就是潘际銮。

这个学号,也印在潘际銮的学生注册卡片上,旁边还贴着一张照片。当年16岁的他脸颊饱满,中山装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这位中国焊接第一人看着自己的旧照片,似是回忆母校,也似是回忆自己的青春。

张曼菱对西南联大的“情结”,则起源于父辈的讲述。她并没能亲历西南联大的辉煌,但她的父亲,却是在青春正盛之时,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联大学人的言行举止。

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的、碎片般的记忆。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称作抢救式的。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将它们留存下来。

“西南联大的学子,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知名,但他们也同样作出过很多贡献。”张曼菱将自己的采访经历,称为“邂逅历史”。

每隔一段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将回忆文章等打印成会刊,装订成册,发给老校友。会刊用蜡纸做封皮,上面印着西南联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会刊的期数。

许多老校友陆续去世了,家人并不把这些老人珍藏的会刊当回事,有的扔了,有的扎成捆卖了废纸。张曼菱感到心疼,这些文献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有老校友写了《八百学子从军记》,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忆自己如何逃课、凑学分,挤在窗户下面旁听受欢迎的教授的课。甚至有汪曾祺当初的同窗,回忆这位后来的文学家,如何留着长长的头发,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只扣两个扣子,趿拉着一双不跟脚的布鞋,抽着烟,一脸颓废,每日在校舍中晃进晃出,像足了“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这些饱盛了回忆的会刊,也填满了潘际銮办公室里的半层书架。一张西南联大校舍的旧照片,被他摆在书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即使在毕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西南联大学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学生活,依然会滔滔不绝。面对张曼菱的采访镜头,李政道讲了3个多小时,杨振宁讲了4个多小时。

张曼菱还曾前往台湾,拜访过9位解放后没能留在大陆的老校友。

当张曼菱来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时候,那位年事已高的老校友穿上了旗袍,打理了头发,化了精致的妆,十分郑重其事地接待了她。这使得张曼菱知道,对方是多么重视与她的这次见面。

老人家谈起自己在西南联大的青葱岁月,又谈起在台湾的生活。话里话外,隐约浸着些远离故地的伤感。张曼菱从那位老校友家中离开时,老人站在窗边,隔着栅栏,远远地目送她。

当时,张曼菱心中隐隐就有预感,这或许便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了。

(本文原载于2017621日中国青年报)


一位老教授的西南联大记忆

作者 | 张渺

编辑 | 从玉华

毕业将近7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仍然记得母校的样子。泥筑的围墙,铁皮的屋顶,还有校门上黑底白字的招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在1937七七事变发生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于当年111日正式开始授课。三所有着不同文化底蕴的高校,在炮火连天的8年零11个月里,培养出了3807名毕业生。其中,有160名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8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5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批人文社会学者。

今年111日,西南联大80周年纪念大会将在北京大学举办,由北大主办,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协办。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也忙碌了起来。除了给纪念大会出出主意”“提提建议之外,许多媒体也找到了他。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院士,半年以来,频繁回忆往事,回忆母校。

他回忆母校狭窄的校舍、简陋的校门、校外的茶馆。也反复提及那些如同“百年陈酒”一般的老师,学校里严谨细致的学风,以及“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但这位老人更关心的,还是西南联大的辉煌,是否还能复制。

怎么当学生

“学分制,弹性学制,还有学术自由。”潘际銮一一列出西南联大的理念,他曾经试着复制过。

1993年,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潘际銮成为南昌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任期间,他做过一个试验,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揉进对南昌大学的教育改革中。

他首先瞄上的,是学校的学风和教风。当时,经过高考进入南昌大学的学生有两种,考得好的是公费生,考得不好的是自费生,两种学生都是四年制。

潘际銮发现,许多学生在学校不用功,“谈情说爱打球玩游戏”,什么样的都有,在学校混过4年,弄个学历就可以了。

“这么念书,差太远了。”潘际銮哭笑不得地说。

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工科生的数学和物理,每年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潘际銮曾经是云南省高中会考的第一名,但第一次期中物理会考时,他的学号列在榜单后不及格的部分。

西南联大当时有非常严格的选修制和学分制。在学校想选什么课、挑哪位教授来教,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只不过,课程的进度不能跳着来,一门课考不过,就不能修下一个阶段的课程,要一直重修下去,直到拿到了这个学分为止。

虽然不会淘汰或开除学生,但是不及格的学生必须一直修,一直考下去。西南联大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其中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另外4000多人,一部分参军去了,一部分去了解放区参加革命。还有一部分,是修到你不愿意读了,自己走了,自然淘汰

严格的学分制度让学生不得不在学习上下更大的功夫。潘际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那时候,老师讲的内容不一定一样,考题也非常难。一个班甚至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及格。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西南联大的老师有个“老办法”,叫“开方乘十”,把所有学生的分数,都开平方后再乘以10,比如,一个学生原本是36分,开方乘10后正好是60分。用这个办法,总算保证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及格。

“就是说,你听课听懂了也不行,习题作对了也不行,要把它学通了。课上讲到动力学,就要自己课下把动力学的问题都搞清楚,不局限于一本书。要把相关的知识都掌握了,融会贯通,这样考试就没问题。”他得出结论后,就开始自学,捧着中外各种物理教材,林林总总十几本书,去图书馆或茶馆,一坐一天,一本本啃下来,总算把自己的学号排到了榜单最前面的位置。

但学分制在南昌大学刚一推行,潘际銮就碰到了拦路的石头。

没法子自然淘汰,他想要开除一部分学生,没想到学生情绪激烈,最后闹到要辅导员班主任到学生家去“做工作”。学生家长也反对他,写信到教育部,要求让他“赶紧滚蛋”。

“学生不用功,学得实在不行了,考试的时候也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怎么办?”潘际銮找到了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说了自己的为难。

“不要紧,你想开除就开除。我给他安排工作。”时任领导让他放心。

潘际銮觉得心里定了,第一个学年下来,他开除了40多人,这是南昌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

怎么当教授

尽管考试严格,西南联大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却得到了潘际銮“也很宽松”的评价。

按照学分制的规定,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能补考,却可以重修,学分修满了就能毕业。由于学制是弹性的,一直修了5年、6年才毕业的学生也不在少数。有些学生,一个专业读了一两年,觉得读不下去了,可以重修其他专业的学分,只要成绩够了,经过系主任批准就可以转系。还有的学生,读着读着家里没钱了,直接休学一年半载,回来接茬往下读。

潘际銮开始在南昌大学推行学分制,但弹性学制却无法效仿了,因为,“四年必须毕业”。

他让学生一个学期进行一次考核。考得好的,自费生可以成为公费生,考得不好的,把公费生变成自费生,不再以入学时的成绩为唯一的标准。

潘际銮观察,学生的学风“马上就变了”,考试也不怎么作弊了,也开始念书了。“不念书不行,要开除的。”

只是,这个制度同样让家长,尤其是公费生的家长“非常反对”。原本是公费的学生,自费之后,每年需要交四五千元的学费。家长不干了,又一轮给教育部写信。

作为中国焊接第一人,潘际銮2002年离开南昌大学后,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来。关于西南联大,关于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更多成了他被采访时的一段段感喟。

在潘际銮眼中,当下一些大学的校风,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属于学生,更属于老师。

历史学者胡邦定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的,离校70多年后,依然对当年那些老师的教风念念不忘。当初校园里有风范的大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

他在文章中回忆,到抗日战争后期,老师的生活比学生更苦。闻一多穿着的灰布长袍是别人给的,朱自清披着一件“赶马人的披肩以御寒”。他亲眼见过吴晗提着一个菜篮子在市场里转悠,“找最便宜的菜买”。战争期间,物价不断上涨,多数老师都是拖家带口的,日子十分艰难。

就在这样艰难的8年里,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冯友兰做了贞元六书,金霖写出了《知识论》《论道》。物理学者吴大猷,干脆把北大的大型摄谱仪零件都搬来了云南,在一个破庙里把仪器装好,领着团队继续做研究,写出了《多元子质结构及其光谱》,那是一本世界物理方面的高水平著作

潘际銮也想用西南联大的教育教学理念,解决当下高校的教风问题,但他发现,行不通。

“有人问,能不能现在把清华、北大、南开的最优秀的教师,再合并到一个学校里去教书。但西南联大是不可能复制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人的思想不一样,政策不一样。”他说。

他眼看着有的老师“就想着赚钱”,不热心搞研究工作,忙着在外面讲课,“200元一小时,一个星期10堂课讲下来,就是2000元,比工资还划算。

还有一些老师,比起学术,更热衷于搞活动。

“教授本来该是做学问的。”潘际銮叹息。

不止一个人问过潘际銮,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为什么无法复制。这位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也许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改变,才能改变教育制度。”他说。

(本文原载于20171018日中国青年报)


相关新闻

  • 102018.12

    深秋昆明之行

    2018年的10月30日,我以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的身份,受邀陪同在北京的五位“90后”老校友,到昆明参加西南联大在昆建校暨云南师大建校80周年的庆....

  • 112019.07

    读懂中国系列微视频之潘际銮

    新中国焊接泰斗——潘际銮的家国情怀

  • 222013.03

    不老的院士——潘际銮——余姗

    受领导的委派,我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焊接专家潘际銮院士办理有关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能让我近距离地感受一位科学家的风采,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 192022.04

    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潘际銮院士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焊接工程教育家和焊接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潘际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4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潘际銮同志1927年12月24日出生于江西瑞昌,1944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并留校任教至今。曾于1992年至2002年受聘担任南昌大学校长。1956年4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潘际銮同志长期...

  • 232014.05
  • 282018.06

    潘际銮:最强“焊工”

    他是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人,在焊接的世界里,他寻找到人生的意义

  • 122013.11

    潘际銮会长听取《口述历史》组张记者汇报

    2013年11月11日,潘际銮会长听取《口述历史》组张记者就西南联大项目汇报。

  • 182021.06

    【视频】潘际銮:希望我的这个产品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

    潘际銮先生在上海机器人焊接展览会上接受采访

  • 222017.12

    潘际銮院士奖学金首届颁奖典礼在清华举行

    12月20日上午,潘际銮院士奖学金首届颁奖典礼暨庆祝潘际銮院士九十诞辰仪式在李兆基科技大楼举行。潘际銮院士携夫人李世豫,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恺,机械工....

  • 272017.04

    “潘际銮院士奖学金” 在清华大学设立

    4月25日,“潘际銮院士奖学金”设立仪式在主楼接待厅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杨斌,机械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机械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