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千古文章未尽才∣资中筠悼老学长茅沅

2022-10-25 | 资中筠 | 来源 公号“音乐周报”2022-10-23 |

编者按:1010日,作曲家茅沅因突发脑梗导致心衰在北京辞世,享年96岁。茅沅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一生热爱音乐,后在中央歌剧院专事作曲,脍炙人口的《瑶族舞曲》《新春乐》皆是他所作。获悉茅沅去世,92岁学者资中筠特撰文悼念。

老校友们在茅沅家的海棠花下,右三为茅沅,左一为资中筠

茅沅走了!尽管几周前得知他突发脑梗,已有心理准备,理智告诉我,缩短迁延病榻的时间可少受罪,而且96岁已是高龄,但是感情上还是很难接受,接到他女儿的通报,为之黯然良久。他是我最老的乐友、学长。有双重意义,不仅年纪老,而且交情老。初识茅沅于1948年,距今七十又四年,最后一次见面是2021年夏。一个月前他还来电话,相约找时间再见面,谁知那是最后的交谈。回想起与茅沅有关的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却已隔世。

1948年秋,我从燕京转入清华,一日,静斋门房呼唤有人来访,出门见到一位个子不高的男同学(当时校规男生不得进女生宿舍)。他自我介绍是土木工程系三年生茅沅,请我坐到道旁石椅上,说明来意:清华有一支管弦乐队,他任指挥,知道我弹钢琴,希望我参加乐队。然后,他拿出一份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的钢琴谱,说乐队正在排练此曲,本来是没有钢琴的,但是乐队水平参差不齐,很不稳定,想在排练时用钢琴托住点。他还介绍了张肖虎先生主持的音乐室、活动地点灰楼、乐队排练时间,并说我可以约时间到灰楼琴房练琴等。我感到惊喜,欣然接受。没想到张肖虎先生从天津来到了清华,从此又可续上音乐缘。茅沅家人大概有音乐基因,父亲拉小提琴,并教过他;姐姐茅爱立是女高音歌唱家,曾就读于燕京大学音乐系,与我天津的钢琴老师刘金定是同学,我听过她1947年出国深造前在天津举办的独唱音乐会,刘老师伴奏。可能因此茅沅知道我,我也不感到突兀。

就这样,我加入了清华管弦乐队,每周六晚上排练,风雨无阻。乐队成员除一名长笛手是文学院的女生外,绝大多数都是工学院同学,清一色男生。果然如茅沅所说,程度差异甚大,有的只学过几个月,就是公认最棒的首席小提琴也是基本靠天赋和自学,从师学习时间不长。不过他们都出于真心爱好,有高度热情,排练十分认真,很少缺席。我孤陋寡闻,只认识弦乐器,这么多管乐器连名字都叫不全,第一次看到总谱,望而生畏。茅沅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如何一目好几十行掌握这么复杂的谱子,识别各种乐器的声音,他说是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排练时,他一反平时谦和的作风,相当严厉,时不时用指挥棒敲打前面谱台叫停,指出问题,有时指定某个乐部重复练习几小节,直到他认为过得去为止。同学们对他十分尊重,没有人不耐烦。我初见此场景,有点意外,私心窃想:像真的似的!那一学期就练这一首,经茅沅严格训练,一点一点“抠”,外加队员们自己努力,果然到学期末大有长进。那次排练是有目标的,就是学期末到燕京大学与他们合开音乐会。燕大有高水平的音乐系,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却没有乐队。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果然一起到燕大参加演出。管弦乐演出很成功,颇为清华争光。我这个陪练当然不上场。记得我贡献了一首独奏,好像是肖邦《幻想即兴曲》,记忆模糊,不敢肯定。《“未完成”交响曲》还到城里演出过,我未随行。

下学期,乐队开始练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我从陪练变成主角。也许茅沅就是为我而选的,我没有问过他。但是说实在,此曲对乐队和我都是勉为其难,当时初生之犊,什么都敢上。茅沅照例一点点“抠”,只是学校各种社会活动、政治学习越来越多,乐队难以坚持每周全员练习。最后,第一乐章都没有练完。只是我大过其瘾,这是平生惟一的一次有乐队伴奏弹协奏曲,也要感谢茅沅给我这个机会。后来自己发奋把三个乐章弹了下来。

后来听茅沅说,别小看这样一支不怎么样的业余乐队,却是当时北平惟一由中国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实际上那时外国人乐队也没有,所以可称是惟一的管弦乐队。据我所知,就全国而言,清华乐队还不算是第一支,更早的是天津工商学院的管弦乐队,而且也是张肖虎先生创建的(上海抗战前就有管弦乐队,但是洋人办的)。抗战胜利后,张先生从天津到了清华,一手办起了清华的音乐教育和各种活动,茅沅是其得力助手。除管弦乐队外还有军乐队、合唱团,指挥也是茅沅。巧的是,刚好他们两人都是清华土木工程系的。张先生的心愿就是把清华音乐室建成正式的音乐系,到1949年鼎革之初,基本师资和设备条件已具备,张先生拉着茅沅(作为学生代表)找暂时代理教务长叶企孙请愿,要求成立音乐系。叶先生苦笑说,如果我有权,马上就可以批,可是我没这个权力。

清华音乐爱好者还自发成立了“音乐联谊会”,会员众多,师生都有,当然并非人人都自己玩乐器。我也是茅沅介绍参加的。不记得是否有正式的“会长”,但茅沅显然是骨干,负责组织各种活动。其中一项就是到美国教授温德家听唱片。联谊会还有一首会歌,这回是茅沅作词,由哲学系同学陈平谱成四部合唱曲(顺便说一句,陈平也是文理兼备多才多艺,由数学系转哲学系,自幼学钢琴,最终以音乐为业),我们集会时必唱。茅沅去世前最后一次与我通电话,情绪有些低落。我建议他多弹弹琴,并让他弹几段给我听听。他就弹了这首会歌,这是我最后从电话中听到他弹的曲子,是七十多年前我们共同的音乐记忆。

清华80周年校庆老乐友在音乐室前(前排右一为茅沅,右四为张肖虎,左三为资中筠)

以上是我所知的茅沅与音乐有关的“前史”。他毕业之后,同学星散,不在一个领域的基本断了来往。只听说他先分配到某单位从事建筑施工,没多久,就在自己要求下调到了艺术单位,从此终身奉献给音乐。需要说明一下: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对自选职业给予一定灵活性的最后一年。从我毕业的1951年开始,大学生必须完全服从全国统一分配,自己要求调工作就很难了,尤其是建设最需要的工程人才,何况还是清华毕业生!所以茅沅早一年毕业是他能遂己愿之幸,也是中国音乐界多一位作曲家之幸。我曾问他既然这么热爱音乐,为什么当初不报考音乐专科学校。他说主要从谋生考虑,还有当时日的风气,正是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的时候,有抱负的男生多上理工科,他中学数理化成绩很好,学工也没困难。的确,他入学的1946年是西南联大三校回迁,面向全国招生的第一年,名额未增加而考生倍增,清华门槛最高,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数理化没有一定水平是不敢问津清华工科的。

转眼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大地开始解冻,家人、亲人、故人又互探音讯。我从干校回京后,校友中还是茅沅最早来家里看我。这种重逢有劫后余生之感。所幸他的经历尚属平稳,未受太大冲击,但也有相当长的时期无法进行创作。从80年代中开始,清华老乐友开始陆续接上关系。1991年,以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为契机,每年校庆聚会成为规律。此时清华已经有一支相当有水平的学生管弦乐队,因为现在可以招特长生,比我们那时凑起来的水平整齐多了,乐器配备也讲究。那年校庆前夕举行了正式的音乐会,茅沅还指挥清华乐队演奏了《瑶族舞曲》。

茅沅家是一所祖传的四合院,院中有美丽的西府海棠,春暖花开时节,他家就成为我们聚会的场所之一。他的夫人李克瑜也是艺术家,是美术专业的,不嫌我们吵,总是热情欢迎。不论是否在他家聚会,茅沅总是和在校时一样,义不容辞地联络、张罗。他天性宽厚、热心,老师辈还在时,他不是最年长的,但是总像长兄一样以照顾他人为己任。有一位拉小提琴的、原来心理系的老师,生性耿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饱经磨难,一度失去公职,几乎衣食无着。等到解冻后落实政策,安排了一份工作,分了一间仅足容身的居室,算是生活有了着落,却已经妻离子散孑然一身。开始几年聚会他是积极参加者,还能拉拉琴,后来疾病缠身,很少出门。茅沅经常去探望,尽可能帮他解决困难,同时向我们通报他的情况,他去世后还协助其单位料理后事。

茅沅对张肖虎先生的事一直很上心。我们最后共同做成的事是推动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张先生的《阳关三叠》钢琴谱;张先生的独子作古后,其儿媳委托茅沅全权处理张先生的遗作资料。茅沅一力承担,多次出面与清华校方联系,建议将这些资料捐赠给清华图书馆保留,终于于2017年办妥,清华举行了捐赠仪式,他和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他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张先生的事迹。

岁月不饶人,我们的聚会不断减员,对于老病不便出门的同学,茅沅还继续关心,主动给大家通报情况。以后,他发出的坏消息多于好消息,病的病、走的走,近年来更是讣闻不断。终于,北京的老乐友只剩下我们二人还坚持互相走动。终于,剩下我一人接收他的讣闻……2018年,另一位热爱音乐的老学长、原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胡亚东仙逝,我已感到故人凋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无边落木萧萧下。而今又是秋风萧瑟,黄叶遍地,风烛残年的我独自在写茅沅的悼文,一句歌词浮出脑海:枯树在冷风里摇。

2017年,茅沅在资中筠新书发布会上

茅沅对音乐真心热爱,也真有天赋。他偶尔引吭高歌,声音很洪亮,钢琴造诣也不俗。如果在正常的年月、正常的环境中,他成就当不止此。那首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瑶族舞曲》完成于1952年,那时他26岁,还是初入行的新人。而现在人们记得他的还是这首曲子。另一首小提琴手必拉的《新春乐》,却是他业余随性之作。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在精力旺盛、创作灵感迸发的盛年,往往身不由己、心不由己。我在劫后重逢时曾问他多年来的创作情况,他自嘲说,我们不是很幸福吗?不干活也有饭吃。至于奉命作为任务的大型作品,其命运因时势变化而沉浮,现在已很少有机会上演。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复出后,参加过一些活动,进行过一些教学,不过音乐界已是一代新人,与他互相都不熟悉。还是《瑶族舞曲》的发源地对他特别热情。他为人十分低调,朴实无华,献身音乐完全没有功利之心,还有几分清高,我感到他来往的朋友还是我们这些圈外人多于正当时的音乐圈内人。有一例可以说明他的低调:1984年中国总理访美,在总统招待晚会上小提琴家斯特恩演奏了《新春乐》,但是演出时没有报作曲者的名字。茅沅本人偶然在广播中听到报道才发现。他只悄悄托人要来了录音,自己留个纪念,始终无人知晓。我是多年后与他闲聊中才偶然得知的。现在互联网发达,他也没想过要在网上放一放视频。他晚年创作了一些小品,但好像没有发表,更无机会演出。他曾说特别喜欢杜甫诗,准备选几首谱曲,也不知完成了多少,有无手稿。当然,凭他已有的成就和贡献,已足以立足音乐界,得到承认和尊重。但是我总觉得以他的天赋、才华、学养和对音乐的执着,本应留下更丰富的作品,从这点说,他是才犹未尽的。“千古文章未尽才”,这可能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又何止他一人。

他的“音乐耳”直到年过九十后还很灵敏,有一次来我家,远远地听我弹琴,我左手和弦按错一个音,他立刻本能地指出来。然而从今年起,他发现自己引以自豪的听力开始衰退,几次通话都重复诉说自己不断测试,结果不佳,可以想见他对此特别苦恼,我无言以慰。我恢复弹琴后,几次换琴买琴都请他帮我挑选、把关,他毫不推辞,总是自己准时来到琴行。连琴行老板都说一听他试琴,就知道是专业的。现在放在我家,最后换购的这台琴就是他四年前帮我试弹、挑定的。而今琴在人亡,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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