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上午看到袁帆学长先发来一张梅贻琦校长手书“学海思源”的高清图片，我既惊讶又敬佩。惊讶的是，学长怎么会有这张图片；敬佩的是，他怎么这么有心呢？

梅贻琦先生题书学海思源

这张图片我多年前在一家旧书网站上展出的一本民国时期编纂的《英汉四用辞典》里看到过，梅校长、蔡元培、张伯苓、黎照寰等四位先生专为这本辞书题词。那一代学人的字多遒劲刚强，十分耐看，因此我的印象比较深。因梅校长的手迹不多，我还特意把这张手书图片给复制下来了，虽然像素不是太高，但基本可看。我觉得能看到这张图片的并不多，而袁学长今天却发来高清图，这不能不令我惊讶。

9年前，馆主和黄延复先生合著出版《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袁学长因此书而与馆主结缘相识于清华园。当时他刚刚退休没多久，趁校庆返校之机，他从上海来北京专程约见我。学长为人热情，也是一个标准的“梅迷”，敬仰梅校长的德风、功业和思想，我俩一见如故。他得知书是我自费出版的，就热心地在清华上海校友会隆重推荐，饱含深情地撰写专文介绍梅校长，我将他的文章推荐到《深圳特区报》上发表。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每每有关于梅校长的新资料新发现，都会在第一时间跟我分享，这让我一直备感温暖。最近几年，我因参加清华校友乒乓球赛，与袁学长见面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他曾是清华乒乓校队的主力，至今宝刀不老。今天看到这张高清图，想到学长对梅校长的一片心意，怎么不令人敬佩呢？

帅气阳光的袁帆学长

令人惊叹的是，他上午刚开始发的高清图只是今日精神大餐的餐前“甜品”。果然，没一会他又发来《一部英汉辞典背后的故事》的大文章。袁学长把1936年出版的《英汉四用辞典》的前世今生，完完整整地还原出来，考据精深，逻辑严谨，行文流畅，一气呵成，从一本小辞典里居然研究出中国出版与教育史的大学问来。读完这篇文章，馆主感佩之余也颇觉惭愧，虽然早就接触这一线索，但并没有像袁学长那样敏锐、好奇而深究下去。袁学长的文章如无言之教，令馆主更深体会到世事洞明皆学问的真义。

征得袁学长同意，馆主今日刊发此文，与关注本馆的友亲们，一同感受下他是如何因“好奇”而发现《英汉四用辞典》秘密的。当然，袁学长写此文章另有深意，他说，谨以此文纪念梅贻琦校长逝世58周年（梅校长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今年66岁的袁学长现居上海。他早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学习7年，专攻法语。因文革中断学业而投身海军事业。1975年由海军部队选拔到清华大学学习建工，197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时荣获“优秀毕业生”奖章（这项荣誉评选工作，此前因十年浩劫，中断了13年），当时能够获此殊荣的，凤毛麟角。毕业后，仍回海军服役，先后达25年之久。后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见证中国房地产发展黄金18年。退休后，袁学长专注于海军史、教育史和建筑史的研究。而对清华校史尤其用心，他打破传统研究模式，善于从以往不被专业学者重视的细节入手，已挖掘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线索若干，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在《博览群书》、《新民晚报》、《水木清华》、《海军集邮》等媒体上发表诸多文章。

一部英汉辞典背后的故事

袁帆

【题记】中国近代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最初是英国传教士为了在中国进行宗教活动而开始编纂。由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词典是1887年出版的《华英字典集成》。1911年到1949年，中国共出版了近百种各类英汉双语词典。而在这其中，蔡元培、梅贻琦、黎照寰、张伯苓这几位著名教育家曾经共同以“嘉宾”身份为一部辞典留下了墨宝。这部辞典为什么会受到他们的青睐呢？现在，就让我们走近这部辞典，一探究竟。

袁帆收藏的1949年版《英汉四用辞典》

在民国出版的所有中英文双语词典中，如果要论哪一部水平最高，恐怕很难轻易评说。但要论影响力大小，则《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辞典》一定名列前茅。这部英汉辞典用了五年时间编纂，由世界书局于1936年首次出版，到1949年6月时共有25个新版次。新中国成立后，这部辞典也曾受到“批判”。然而，到了1979年，在改革开放初期又以“内部发行”形式重印了1949年的最后一个版本。

我对这部辞典的最初印象来自于几年前，在一家旧书店看到一部开本不大，却非常厚实的旧辞典，出于好奇随手翻了翻。但这一翻竟然让我心动加速！原来，扉页上题词人是“蔡元培”，再一翻，题词人竟然是“梅贻琦”，在后面还有“黎照寰”和“张伯苓”！就冲着这几个人名，我断定这本书一定有故事，便毫不犹豫将辞典收入囊中。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地翻阅这部辞典，四处找寻与它有关的人和事。随着对它了解的日渐加深，也被隐藏其中的故事所打动。

原来，这部辞典的主要编辑团队共有九人：詹文浒、苏兆龙、葛传槼、朱生豪、邵鸿馥、赵鸿隽、陈徐堃、史亦山、凌善森。其中的主编是詹文浒（1905—1973），浙江诸暨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哲学系，之后赴美国留学，荣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0年代初学成归国后先在浙江嘉兴秀洲中学担任英文教员，后转赴上海世界书局工作，担任编译所所长。从1931年开始，凭借着对中英双语的理解，他与几位志同道合之士一起，决心编纂“一部我们认为最完备最合用的英文辞典”，目的是“使读者备了之后，不必再备其他辞典”，“即要把各种类的辞典，融会贯通，编成一部辞典，使人有了这一部，就等于有了其他许多部。”

蔡元培先生题写“择精语详”

这在近九十年前绝对是一项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工作，不仅需要财力，更需要能力、定力、合力。经过五年的痛苦“磨砺”，几经波折，终于在1936年编纂完成，获准出版。这部辞典正文共有1950页，针对中国学者的需求，同时具有四种功能：一是兼并采用韦氏音标与国际音标；二是搜罗丰富的新字、新语汇；三是多举例句，便于英文习作；四是字源辨义，讲究语法。四种功能，都尽量做到同时列举，务求精细详尽。

这部辞典编辑过程中的艰辛和曲折虽不胜枚举，但辞典出版后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当时学者争相求购，视同珍宝，很快就一版再版。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尽管“战争不断，时局不稳”，这部辞典依旧需要不断再版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最终创造了中国近代双语词典出版的“神话”。难怪曾有人这样评论说，这部《英汉四用辞典》的编撰“浓缩了我国编译界先驱们，即中国最早海归学者们的知识精髓和治学理念，因而倍受教育界、编译界推宠”。在署名“林克”的一篇《忆毛泽东学英语》的回忆文章中写道：“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和《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部辞典被关注和受重视的程度。

蔡元培、梅贻琦、黎照寰、张伯苓为《英汉四用辞典》的题词

再回到前面说到的名人题词和写序。一本书在出版前邀请个把名人题个词，写个序纯属正常。但这部辞典却大大超出常规，扉页正面有蔡元培的题词“择精语详”，背面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学海思源”的墨迹。次页正面是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的语录“钩深攫微”，反面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圆润的24字“珠玑”：“文化工具，体例翻新，兼饷并饫，普益士林，绩学得此，不世之珍”。能将这四位教育家的墨宝汇集一处，可谓史上未有！

序言共有三篇，每篇序言虽都简明扼要，但对英汉辞典编撰要义之所在，每位撰写人都有自己明确观点，并都充分肯定了这部辞典的新颖之处。

序言作者分别是：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以及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西谷）。虽然今天的人们对这三位写序者的名字甚至从未听说，但他们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却绝对都是有功之人。

邹鲁（1885-1954），广东大埔人，民国早期的著名政治家，曾深度参与孙中山在广东时期的政治活动。1924年初，为了给国民革命培养高级政治和文化人才，孙中山下令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并任命邹鲁为第一任校长。虽然邹鲁担任校长仅有一年多时间，但在他的精心筹划和治理下，国立广东大学在短短的两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所系科完备，设施完善，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大学。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邹鲁于1932年再度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约八年时间，为中山大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元怀 (1893-1978)，福建莆田人，出身书香世家。1915年到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心理学与教育行政学，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被厦门大学聘为教授、教务长。后由于厦大发生学潮，他因同情学生被校方提前解聘，遂于1924年在上海牵头筹组私立大夏大学。起初欧元怀一直以副校长之职主持主要校务，1944年后担任校长直至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之后他参与在大夏校园内筹建了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

郑通和（1899-1985），字西谷，安徽庐江人，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后升入南开大学，毕业后于1923年赴美留学，先入斯坦福大学，获教育学士。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回国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授。1927年，由当时兼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长的欧元怀推荐，继任该校校长之职。在担任校长的12年期间，他以武训精神自勉，悉心办学，渐使上海中学声名远播，跃升为当时的“全国中等学校示范单位”。最值得一提的是，郑通和知难而进，利用土地级差概念，迁校重建，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短暂窗口期，建起一座占地500亩的新校舍，为后来上海中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了解这些背景后，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上海中学一直是上海中等教育的著名品牌，原来是与校长水平之“牛”不无关系！

自左至右：邹鲁、欧元怀、郑西谷

能同时请到如此多的名人为这部辞典题词作序，即使按照现在的世风和规矩，也绝不是简单的公关就能办到的事情。更何况当年这些赫赫有名的教育大家，都是何等的重名清廉之士。如果不是这部辞典确有真材实料，断不可能有如此豪华阵容为其站台与背书！这部辞典也果真没有让名家们失望，问世之后在中国教育界、出版界产生的影响力，足以说明翻译家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推荐人也会因没有看走眼而可以感到欣慰！

80多年前，世界书局是如何为这部辞典设定题词作序的人选，又是如何请到这些教育名家泼墨挥笔，个中详情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再将四位题词者的背景进一步分析，还是可以揣摩到出版者的慧眼独具之处。

首先是题词者的职业，剔除了单纯的官僚和一般社会名人，选定的都是著名教育家。具体来看：蔡元培（1868-1940），曾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长达13年，受邀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梅贻琦（1889-1962），一生从事教育，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后又创建台湾清华大学，担任校长一直至去世为止），受邀时任清华校长已5年；黎照寰（1888-1968），同盟会会员，曾兼任孙中山的秘书，担任交通大学校长达14年，受邀时任校长已6年；张伯苓（1876—1951），典型的爱国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1919年创立南开大学，受邀时任校长已32年。

根据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显示，当时中国共有75所高等院校。其中公立38所（国立18所，省里20所），私立37所。蔡元培、梅贻琦、黎照寰无疑属于公立大学校长中的佼佼者，而张伯苓则是私立大学当仁不让之翘楚。对此结论，似无不妥。

其次再来看看几位题词者的学养。蔡元培是前清进士，后又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提倡新学。最难得的是，他从40岁时开始，曾先后五次出国留学或考察，长达11年，说他饱学诗书，学贯中西，毫不夸张。梅贻琦是1909年第一届庚款留美学生，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归国后不久即入清华任教，从此献身教育事业，获有清华“永远的校长”之美誉。黎照寰19岁赴美留学，曾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理学士、纽约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硕士等四个学位，文理兼通，学识渊博。张伯苓早年就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是最早接触西方海军教育理念的中国近代海军学员。创办南开系列教育品牌后，又在41岁时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最终奠定南开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地位。

这四位教育家都有各自的海外留学经历，自然是对外语学习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对双语词典的选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使用心得。他们给《英汉四用辞典》的题词，其实就包含着各自对外语学习的理解。蔡元培的“择精语详”，可以理解为：要挑选好的文章反复“精读”，对经典的句子要有“详尽”的理解。黎照寰的“钩深攫微”，可以解读为：对于学习的重点要进行深入的钻研，对知识的细枝末节也要搞清楚。这些都是从微观的角度对外语学习方法所作的指导。梅贻琦的“学海思源”，应该这样理解：在海量的知识面前，要善于从源头上寻找规律，掌握了原理就可以举一反三，这就相当于从哲学思维的角度对学习者进行的宏观指导。最后，张伯苓的“文化工具，体例翻新，兼饷并饫，普益士林，绩学得此，不世之珍”，可以看出他在评价这部辞典时，不吝赞美之言，给出近乎完美的点赞！这四位著名教育家通过各自的题词，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建了一套外语学习的方法论，甚至可以看作是对他们教育观的解析，真可谓空前绝后、精彩绝伦！

自左至右：蔡元培、梅贻琦、黎照寰、张伯苓

如果进一步探讨，会发现这几位教育家以及所代表的学校之间竟然也存在着诸多交集。蔡元培的教育总长身份自不待说，这决定了那个时代的所有教育家与他有着天然的渊源。谁也不会想到，他曾执掌的北大与梅贻琦的清华、张伯苓的南开，就在这部辞典出版的两年后竟然结成了西南联大。梅贻琦与张伯苓同时执掌这所大学，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迹。再细究下去，梅贻琦还是南开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作为张伯苓的“高足”，他一生都将校长视为恩师，“执礼甚恭”。张伯苓与郑西谷也有着南开的师生之谊，郑先生投身教育教育事业，按其自述，“盖欲法先师张伯苓毕生从事教育为职志”。此外，欧元怀与郑西谷曾经是大夏大学同事，彼此信任有加，曾先后担任上海中学校长。更耐人寻味的是，郑西谷执掌过的上海中学，从1930年代起，就为北大、清华、交大等一众名校源源不断地输送无数优秀学子，在教育界早成佳话。

透过一部辞典去了解中国英汉词典编纂史，了解与这部辞典有关系的那些人、那些事，其实就是在阅读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这部辞典代表着那个时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编纂英汉词典的最高水平，折射出一代优秀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所作贡献的方方面面。八十多年过去，如今各种类型的英汉词典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重提这部老辞典的故事，只为学海思源，牢记一个道理：今日中国在文化教育、科技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一代代先贤奠定的根基。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中，曾经的教育大师们将惠及永远，令后辈尊敬。这正是：

择精语详求深解，钩深攫微寻真谛；

兼饷并饫惠长远，学海思源铸根基。

（2020/4/30初成，2020/05/25再修改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