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清华拂晓

2009-05-27 |

1949110,清华大学被解放军正式接管。下午2时,这里被宣布为“一所人民的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

如今,拨开宏大的国家记忆,透过原始文档、日记、回忆录,追寻那些带着体温的历史,看那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体察师生们在大变革前的憧憬与彷徨,刹那间,耳边仿佛弦歌又起。

奇特的课堂

19488月中旬,一个煤铺伙计打扮的人匆匆赶到河北泊镇,敲开了永茂建筑公司的大门,他只说了句“找陈池同志谈生意”,便立马被请进里间。接待的人什么也不问,先端出碗红烧肉来。小伙计也不客气,如同到了家里一般。

泊镇,河北沧县的一个小村庄,当时已是解放区。那时,平津地下党党员都把去解放区称为“回家”。到了永茂建筑公司,就是到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更名为华北局城工部),那里的“老板”刘仁,领导着华北地下党的工作。

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京城,蒋介石正筹划着对北平地下党的大规模镇压。那个煤铺小伙计——清华大学地下党骨干王浒——本以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家”,必定是有什么凶险“生意”。他哪里想得到,胜利已触手可及。

回忆起60年前这一段,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王浒不由感慨,“真没想到,这个地图上都没有的泊镇,竟然成了清华迎接解放的起点。”这次小镇培训,第一次把胜利拉到了他眼前。

在这次奇特的培训中,王浒听了很多堂课,愣是不知道老师长什么样。

教室,其实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像棋盘一样的“包厢”,每个单间里放一个方凳,凳上放盏小油灯,还有一个小马扎。王浒和几十名学生改头换面,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嘴上戴着大口罩,被引进了“包厢”。一堂老师看不见学生,学员们之间也互相看不见的党课就这样开始了。

刘仁先传达了当前的形势,一直在蒋管区内被封锁消息的学生们这才知道,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革命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按照当时传达的精神,不出5年,也就是1952年即可解放全中国。

5年很长,但比王浒预想的要短,对地下党来说,任何与胜利有关的信息,都能让人在冰冷的深海中为之一振。虽然还有5年,但任务已经布置下来,作为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解放后建设新中国输送干部、准备人才。

让刘仁担心的是,国民党困兽犹斗,必然会在最后阶段,对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下狠手。为此,平津地区地下党决定,放弃可能造成牺牲的大规模游行,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潜伏下去,“把一枚枚定时炸弹,埋伏在敌人的心脏。”

乐观的气氛在锣鼓点中弥散开来,培训班之余,“土八路”们还为学生演出了独唱、小合唱、快板、口琴等节目,“老清华”荣高棠的西河大鼓《西厢记》最受欢迎,博得了满堂彩。

“包厢”里王浒几次想跟着唱,但他不能开口,连笑都不行,只能鼓掌。此时,即使明知道身边都是平津地区地下党骨干,甚至可能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也不能有任何暴露身份的举动。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即使是在党内、在冀中解放区也是如此。

据说,这是华北局城工部最大规模的一次培训,除王浒外,平津地区大中学校地下党骨干140余人都陆续参加了迎接解放的集训。

喜悦是短暂的,黎明前的黑暗转眼就到。刚看完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演出,组织上就派人把王浒带到了沧县交通站,在这里,他听说了“八一九”大逮捕的消息。

819,国民党军警包围各大学,按“黑名单”抓人。组织上决定,上了“黑名单”的人就留在解放区,没上“黑名单”的火速赶回平津工作。因为隐蔽得好,王浒不在逮捕之列,天刚麻麻亮他便独自上路,赶往北平。

清华怎么样了?虽然心里焦虑万分,但王浒明白,到北平后不能直接进清华,先在外围摸清情况再说。

最后的大逮捕

在清华档案馆,记者看到一份1948820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手书的讲话大纲,这份拟在教育会议上做报告的大纲显示,大逮捕已经酝酿了两个月。

原来,南京方面7月份已经提出,要入校逮捕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校方和警方为此会商达十余次未果。暑假前夕,数百名化装成老百姓的国民党特务在清华门口逡巡,西门口还贴出了“消灭知识潜匪”的标语。各种迹象显示,山雨欲来。

812南京政府的青年部部长陈雪屏飞到北平,坚持要派军警直接进校抓捕。

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胡适只得密电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替学生求情,称“此事万不得已可由正规法院执行,若军警入校,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纷乱,无法收拾。”

“谏阻此事”的电文转蒋介石后,梅贻琦赴北平清剿大队(简称“剿总”)会谈,得到一个不得已的结果:军警暂不入校拘捕,由法庭传讯。

虽然梅校长提出,“名单性质特请注意,并请慎重行事”,当局并没当回事。819,北平各报刊登了国民党当局发出的第一批拘传名单,包括11所大学的250名学生,罪名是“危害国家”、“共匪嫌疑”,限定他们第二天到特刑庭投案,否则入校逮捕。接着,国民党当局先后公布三批名单,要逮捕审讯的学生达463人。

“剿总”如此不留余地,皆因北大、清华已经名声在外。大家都说这里是蒋管区里的“小解放区”,在这里,发生着白色恐怖下不可想象的“奇迹”。湖畔、草地上人们大声唱着,“山那边风景独好”;饭厅里,大喇叭广播着延安的新华社讯;大礼堂,上演着《列宁在十月》等苏联影片。

当局不会坐等学生投案。19日,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便包围了清华,进出校门者都要受到搜查,他们冲入学校,已是早晚的事了。

对于这次逮捕行动,华北局城工部早有安排,7月发出的《平津工作意见》,就对暴露人员的转移做出了安排。暑假一到,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和一些进步同学便纷纷离校,南下北上。“黑名单”上的人,大多不在清华。在校的人,则一早从饭堂门口一份未署名的大字报上知道了消息,拿着假学生证,于夜色苍茫时,从清华东北角的奶牛场翻墙而走,消失在一望无尽的高粱地中。

这其中最惊险的,也许要算清华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成员傅yí的经历了。

她先是和“黑名单”上的两名同学李詠、张家炽一起藏在大礼堂舞台下的地下室,正躲着,忽听外面人声嘈杂,从舞台前的小洞往外一看,军警正把学生驱赶到大礼堂中,拿着“黑名单”核对学生证。

后来,她又经名教授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介绍,躲到美教授罗伯特·温德家,他家的大衣柜刚好能藏下一个人。不想,特务连外籍教师也不放过,径直破门而入。他们拽了拽大衣柜,一看门锁了,就要求开锁。罗伯特·温德教授急中生智,用外语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才躲过了军警的搜查。

与此同时,“黑名单”上排名第一的邓乃荣则摘下眼镜,涂上口红,擦上脂粉,穿上高级旗袍,装扮成阔小姐,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天津和她接头的人,竟然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经过这番机智紧张的大转移,“黑名单”上的学生已大多离校。地下党又暗中运作,由校方出面和军警谈好条件,主动“请”他们入校搜捕。军警们来势汹汹却搜不出人,只好解了清华之围。

倒是外校的有些“黑名单”上的学生因清华有熟人,前来逃避,组织上并不知晓,结果让特务逮捕了,实为憾事!事后梅贻琦校长曾愤慨地说:“军警上高等学府里面来抓人,这是清华建校以来首次。”

“黑夜尽头的时候,天就要亮了。”杨勤明,一个刚入校的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当今方生未死之际,只企求方生的快生,未死的快死。一个新的时代诞生,必须经受分娩的阵痛。”

方生未死间

王浒回到学校后,被增补为“北系”总支委员。他发现,经过这么大规模的逮捕,地下党组织竟然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我党的潜伏策略相当成功。

首先,清华有“南系”、“北系”两个地下党系统,南系属南方局青委领导,北系属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系统完全不交叉,没有横向联系。这样,即使一个系统垮了,还有另一个系统顶着。

王浒和后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滕藤住在同一寝室,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因分属两个系统,竟然互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滕藤曾经想吸纳王浒为党员,但对方笑而不答,滕藤也就猜出了端倪。

有两个东北来的同学,神龙见首不见尾,对学生运动也漠不关心,这成了滕藤的“心病”。他把人家当三青团特务,暗中监视了好一段时间。到解放后才知道,这两位是专门为“四野”采购药品的。

另外,地下党规定:抛头露面的,如在学生会和进步团体当负责的人,要单独编组,单独联系。地下党的领导,则要以中间或者落后学生的形象出现,暗中掌控全局。

彭珮云的“潜伏”工作堪称完美,以至于身份公开后,周围的同学仍难以置信,她竟然是地下党总支书记。连滕藤这样的骨干,都当她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呢!据说,她常说的话是“不要搞政治荒废了学业”。如今,当年那个不显山露水的小丫头,已经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任上退了下来,她的丈夫就是以《平明日报》编辑身份为掩护,领导清华地下党的王汉斌。

正因如此谨慎,国民党虽然把三青团特务安插到了清华,但“八一九”逮捕的“黑名单”里,却漏掉了地下党的核心成员。即使把“黑名单”上的人都送走了,党和党的外围组织也没受什么影响。

表面看,清华校内仍弦歌不断。清晨,从延安传过来的大秧歌取代了操场上的早操;课堂上,名流教授们口若悬河;晚间,各种剧社团抢占着大礼堂的舞台。隐藏在平静之下的,是一股正在集结的力量。

大逮捕后,十余个“湖南伢子”搬进了明斋117室。进清华时,他们还抱着“科学救国、清高处世”的想法,可是一次次惨案,使他们决定住到一起,过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在这里,私产一律上交,用于革命。当时在电机系学习、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在这间宿舍成了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的一员。

青年们激愤昂扬,人到中年的清华教职员却不得不为填饱肚子发愁。币制改革后,面粉涨了140多倍,那时教职员的平均月薪,也就够4口之家维持8天的开销,许多教授不得已靠卖书为生。

“我们三番五次呼吁政府合理改善待遇,政府却总是不闻不问,不让我们温饱。”教师们为求最低生活给蒋介石写信,没有任何结果,只得忍痛停课5天争取生存权!

“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拖下去了”,许多中间派教师,因为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改变了立场。素有“硬汉”之称的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不畏特务在侧,在礼堂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们说:“国民党这一页,早该翻过去了。”

清华园西院12号寓所内,吴晗家的麻将局更没有“三缺一”的时候。左翼教授们以“稀里哗啦”的搓麻声为掩护,起草出一份份支援学生运动的声明。

10月底,滕藤正筹划着去解放区接受训练,连身份证什么的都弄好了,突然得到通知,北京不久就要解放了,那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留下,在北京迎接解放。喜讯如此生动,以至于他现在还记忆犹新,组织上说:“傅作义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夜间在卧室里啃火柴棍。”

考虑到解放后需要人才,地下党的当务之急,是把教授们留下。每个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游说任务,每个教授身边都有几个学生或教师在暗中斡旋,教授们的思想动态被迅速传到泊镇,刘仁听说,教授太太也跳起了大秧歌,当即开怀大笑。

教授争夺战

进入12月,局势日渐明朗,即便是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都已明了,蒋介石守不住长江以北了。不过,两党“隔江而治”的传言,依然蛊惑众人。

危城之内,每一个人都被推到十字路口,必须抉择走与留。无疑,这个决定,将成为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这同时意味着,选择一种社会制度、乃至一种生活方式。

陈寅恪的助理浦江清在日记里写道:“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最难立足。”对那些只知学问不问政治的“局外人”、“中间派”而言,何去何从,最是难题。

当时,清老师们见面,互相打听“走不走”,就像老北京的见面礼问“您吃了吗?”一样自然。

除个人抉择外,在国共的大对弈中,教授争夺战也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试金石。

蒋家正在为败逃做准备,他们不光要带走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还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他们列出一份 “抢救”名单,准备把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12月上旬,南京政府派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到北平。梅贻琦请他吃饭,约了些清华教授作陪。饭局的目的,大家都已心照不宣。在吃饭中间,陈雪屏果然宣布,南京派了一架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去,如果愿意去,就可以同他一起出发。“在座的人都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天将破晓,有些人非走不可,有些人欢欣鼓舞,每个人都必须抓住历史大势。

那时候,清华的民主墙上出现了挽留梅校长的大字报,语气恳切地称“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同学们排着长队到梅贻琦的住宅前,齐声呼唤挽留梅校长的口号。

私底下,地下党还派崔月犁登门拜访,诚意挽留。历史学家吴晗到解放区后,又特地从延安给梅贻琦发来电报,祝贺他60寿辰,并劝他留下来。

不过,梅贻琦早已做了出走的准备。1128梅贻琦夫人携长女搭乘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飞抵广州,不久又去了香港。

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梅贻琦把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留下,对他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冯友兰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了。

冯友兰觉得,梅贻琦非走不可,是有政治上的“难处”。他没有走,于危难之时接掌教授会,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劝其他人道:“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

浦江清也没有走,他想的是,“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

哲学家金岳霖的理由,则像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自言“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还是可以接受的”。

陈寅恪随胡适被“抢救”到南京后,终究也没有走,他觉得自己与政治是绝缘的,只要避开战火即可。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19481221,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梅贻琦率领,到达南京。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其实,清华大学除外文系主任外,没人愿意随行。

被列入“抢救”名单的人,大多不愿跟国民党走。有一天,蒋介石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是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回家探亲。无奈,飞机还剩了不少空位,连北大教授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着来了。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到机场接人,本以为会有许多“忠于党国”的教授下来,等了半天,却发现飞机上都是不相干的人。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抢救”这出悲喜剧。

最终,除了梅贻琦等几人离校外,清华269位教师留校等待解放。

我们清华、燕京两所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

留下的教授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此宣言上签名的清教授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

后来,在一次有许多教授参加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幽默地对刘仁说:“你把教授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留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的名字是‘留人’(谐音)呀!”

清华无战事

谁也想不到局势会转变得这么快,19481212,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学生们眼见傅作义的兵,蔫头耷脑,从南门穿过清华园走到西门,向西山附近转移。连卖菜的老农都说,解放军就在附近了。

这一天,浦江清在家杀鸡请客,客人有朱自清的夫人等。他在日记里写道,“大家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纪念,并且希望今夜睡个好觉,到明天起来,时局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已经解放了。”

1213清晨,隆隆的炮声由远而近,浦江清照常给中国文学史班上课,继续讲《天问》和《九章》,没有学生缺席。不过,有个女生偷偷地哭了。有人问,听说学校要迁入城内,和北大合并上课,是否属实?也有人问,假如我们这里被解放了,中央空军会不会来轰炸我们?

“来啦!来啦!”课后,人们都挤在男生宿舍顶上观战。他们看见,在清华园墙外的大路上,长蛇似的士兵队伍正往前开拔,两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扫射。有消息说:解放军已自昌平南下,越过青龙桥,进袭机场,一度占领大石桥,离清华园仅二公里

午饭过后,枪声愈密,炮声愈响,火线已经逼近清华园西北,站在气象台顶楼上就能看到厮杀的场面。这是“四野”在红山口一带与敌人的一仗。杨勤明的日记里,如此描述了这场战争:

大石桥的一个甲长告诉我们当时战况:解放军来时,国军开头毫不知道,一待发现,双方开起火来,国军退守圆明园的有一团人,共军有一营人,战事是13日上午10点开始的,解放军几度向圆明园进攻,因山势阻挡未成,后拟使用大炮。这时有清华两个学生来,希望解放军不用炮击,将会毁坏清华、燕京两个学校(注:以后得知,解放军立即停止炮击并请示上级,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清华等古迹、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以刺刀相拼,死伤达三百余人。战后,战壕中血迹斑斑,遗留下许多军帽、皮带、枪弹、手榴弹和炮弹筒,拿来一看,全是美国造,死的却都是中国人。

学生自治会对战事早有准备,当日便组成了巡防委员会,由滕藤和林宗棠、王鸿正分别负责保卫、外联及校方联动。所有同学分成小组,每组八人,随时听从调遣。各系级开会,保护自己的系产。一院子的重要文件和卷宗,迅速往科学馆搬运。

下午五点,电源断绝。冯友兰本要在家里宴请一位新来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由社会学系的教授作陪。

厨房的人来问:“晚上的酒席是不是还开?”

冯友兰说:“照常开。”

到了晚上,那位主客没来,打退堂鼓转回美国去了。可是陪客全到了,校园墙外边枪炮声连续不断,教授们点着蜡烛高谈阔论,一如平日。

入夜,学生们发现,傅作义的军队退到校园以内,并在化学馆前面操场里布置了几门大炮。显然,他们想以清华为要挟,与解放军一战。消息传到各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意味着清华可能成为战场。

这一夜,成了清华最紧张的一夜。自治会决定,同学都集中到自己的系馆去,不带铺盖,只穿足够的衣服。那一夜寒气逼人,大家在各系的教室内依偎而坐,低声哼着“松花江上”、“流浪”,一夜无眠。

长夜里,一场场如何迎接解放的讨论,伴着枪炮声展开。在物理系学生集中的科学馆,学生们纷纷表示要投笔从戎。钱三强教授当即阻止,他说:“新政权若对人民负责,一定要搞原子弹以保卫国家,你们应该安心学好专业知识,这才是国家的需要。”教授这一席话,可谓有先见之明,几个月后,解放军征招清华“300勇士”随军队南下,明确提出,理工科的学生留在学校,一概不收。

清华的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中央。第二天晚10时,一份截获的情报上报军委,情报称:“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毛泽东见此情报后,于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急电平津前线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

为此,解放军在解放这些地区时一律不用炮击,而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同敌人展开了近战和肉搏战,许多战士为此献出鲜血和生命。

“扔炸弹了!”

到了14日早晨,傅作义的军队,包括那些炮兵和重炮都无影无踪了。至于他们是怎么撤走的,至今仍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是,梅校长交涉了在“剿总”当官的连襟,通过托人情,撤走了炮兵部队。

另一说法是,学生打听出进清华的炮兵营营长是化学系校友,高崇熙教授认识他,就请教授疏通。教授也不客气,当即把营长叫来训了一顿,起了作用。

还有一个说法,由于解放军已从石景山包抄过去,占领了制高点,炮兵阵地后背受敌,不得不撤离。

傅作义军队撤走了,而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这一带成了“真空”地带。

在全校大会上,冯友兰宣布说:“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我们校务会议的人都决定不走,继续负责。诸位先生去留,各听其便,愿留的当场签名登记。”当时到会的人都签名登记,表示留下。按照党的政策,清华教师算是同时参加革命工作了。

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甸镇,第13兵团政治部在西校门贴出布告,表示将“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

军队没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为了一睹解放军风采,清华师生把站岗的小战士围了个水泄不通。小战士是个东北兵,他那高高的个头,健壮的身体,头顶的皮帽子,腰上的美式卡宾枪,均让人觉得“业已解放,可以安心”。

有个女教师看见战士是光着脚穿鞋,就打算送他一双袜子。不过,她去了不久,又回来说:“解放军果然不要。”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18日师生心神稍定,19日国民党的炸弹就来了。下午420分左右,突然一声巨响,震得窗户格格作响,接着又是两声巨响,吓得师生们个个惊慌失色。冯友兰的住处离投弹处很近,爆炸把他震得从沙发上摔了出来。

“扔炸弹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会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冯友兰望着弹坑后背发凉,这枚炸弹距离工字厅后面的滑冰场很近,有许多大人小孩正在那里滑冰。如果炸弹落在滑冰场上,那就不堪设想了。

事后据巡防委员会调查,飞机共投了十枚炸弹,清华园中落了七枚。有一颗落在科学馆、工字厅和静斋之间的柏树林中,炸出一个直径三丈的大坑;一株丈余高的大树连根拔了起来,四周全是泥块和碎枝;一枚落在西院旁边,炸成一个大水潭,泥浆溅出好几丈,附近房屋的窗户全被震破;还有一枚落在清华园门外,二枚落在西校门外,幸未伤人。据拾得弹片的人称,这是一种杀伤性炸弹,专门用以杀人的。

教授、同学们一片哗然。解放军为了保护清华,连炮都未放,采用近距离肉搏战,多牺牲了很多战士;而国民党竟用飞机来轰炸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居心何其狠毒!二者相比,高下立判。

第二天北平广播电台竟谎称:“19日下午国军飞机出动轰炸北平西郊共军炮兵阵地,战果颇丰”。为了这件事情,党中央、毛主席还给清华发来了慰问的电报。清教授则决定为校园被炸发表宣言,向全国和世界控告!

经过这次有惊无险的轰炸,清华再无战事。浦江清日记说,“园内充满了愉快的情绪。某太太说清华真是天堂,这样大一个转变,一点事情也没有。”

呼吸新“空气”

气象一新的时代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人振奋,让人倾力参与。

当年的《北平日报》如此描述:

学生已经行动起来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他们连夜开会,成立了几个大队分头行动。艺工大队的人,没有洗净油彩便去睡觉,不漱口就去扭秧歌,编剧本,排戏,制曲,填词,演奏……把工作安排的层层叠叠。问他们疲惫吗?答曰:“革命工作里没有疲惫。”

除了为入城式做准备外,人们几乎无时不在开会与学习讨论中。无论个人、系级、学生、教授、工警,清华园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学习热潮。同学们贪婪地读着各种新书,热烈地发表个人意见。各种师生座谈会,一个接着一个,讨论着对新社会的认识。

就连浦江清这样的自由派教授,也找来了《大江流日夜》、《苏联行》等进步书籍,并“开始怀着小学生一般的热忱”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和毛泽东著作。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到清华演讲,休息五分钟中,同学递上去的问题如雪片一般,上至国际局势,下至妓女、三轮车夫……诸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今后的中苏邦交政策?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率多少?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了解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因为有太多问题,有太多想法,校方还组织了一个校制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商讨未来的一切。这个委员会由教授会、教联会、校务会、职工会、工警会、学生自治会六个团体联合组成,不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议案,只是谁觉得应该有什么改革之点,便提出来,以便把清华改造成一所人民的大学。

电灯刚通,清华中文系就邀集师生开座谈会。浦江清写道,“同学们表现出乐观气氛,讨论如何走向光明的道路,检讨自己的生活,讨论大学的教育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十点半方散。青年人富于理想,思想激进,中年人注意现实问题,又富于理智,抱怀疑稳健的态度。”

大秧歌,这种源自陕北的舞蹈更是风靡全校。两个同学迎面走来,也要笑着唱着,扭着腰,上前握手才谈起什么。老师们也加入到这种激情燃烧的舞蹈中,踩着粗犷的鼓点,扭腰转胯。

“这些表现,是一种文化认同。”清华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说,从学术思潮来看,当时的北平知识分子,大多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追寻理性、自由浪漫。清华人更是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中间派教授居多。

“一开始,许多教授会因知识分子固有的敏感而惶恐,把自己当成‘局外人’。要赢得他们,必须在精神价值上与他们取得共识。而共产党所带来的文化,是先进的,生机勃勃的。在共产党带领下实现的国家独立,是鸦片战争以来其他政权均没有做到的。这些,成了知识分子打心底里拥护解放的基础。”

炮声隆隆时,金岳霖曾经想摆个烟摊,了此残生,但跟共产党干部的接触打消了他的顾虑。“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在怀仁堂与毛泽东的碰面,更给他吃了定心丸,主席说,你搞得那一套还是有用的。

放眼金岳霖的朋友圈子,人们均在找寻自己的位置。梁思成、林徽因深夜为解放军标出北京需要保护的名胜古迹,对共产党的一切顾虑都化为乌有;张奚若奔走呼号,“这是中国两千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革命!”沈从文专门来清华园小住,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

1949年元旦,浦江清破例写诗,“故都今日作新京”、“西山爽气朝来异”,不知不觉中,本来抱着怀疑态度的他也兴奋起来,为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摩拳擦掌。

1949110,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任钱俊瑞代表党中央,正式接收清华。这里被宣布为“一所人民的大学”。自此,这座由庚子赔款建起的校园,这个有“国耻纪念碑”之称的学园,洗去了累累伤痕,展现出新纪元的水木清华。入夜,数百学生在军乐团的带领下,围着清华载歌载舞,喜得忘乎所以。

60年后腾藤看着自己在入城式上被抓拍的照片,回忆起清华解放那段峥嵘岁月(方非 摄)

这种特别的时刻,影像比语言更有表现力。滕藤的一张照片,被作为开国的典型记忆,广泛引用。那是他在入城式中被抓拍到的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展示了一个19岁少年的风华正茂,展示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也是整个清华,乃至整个中国的写照。

1949227,清华迎接解放,服务委员会游行大队

1949227,清华艺工队所绘毛主席画像

1949227,游行队伍在清华大操场预阅

正如冯友兰语,在全中国的解放中,清华是首先被解放的国立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这是清华的莫大光荣。(孙文晔)

参考文献:《峥嵘岁月》、《冯友兰自述》、《浦江清日记》、《清华校史资料汇编》、《刘仁传》等;感谢清华校友会、清华校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资料照片均由何明德提供

摘自 北京日报 200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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