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明(1952)
唐国安先生(1858年10月27日—1913年8月22日)，字国禄，号介臣。1英文名按“介臣”粤语发音为KaiSen，故有“开生”“开森”“介生”“介民”等误称，2实际上是指“介臣”。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湾鸡山村（今属珠海市唐家镇）人。清末民初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肄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曾任上海约翰书院教席，上海《南方报》编辑、主笔，寰球中国学生会会董、《寰球中国学生报》主笔。后入清政府外务部为司员、候补主事、主事。两度出任国际禁烟会议中国代表团代表。参与“庚款留美”事业的筹划。历任外务部、学部属“游美学务处”会办（总办周自齐），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是清末民初留美教育事业的主要兴办人之一，也是清华学校创立人之一。
19世纪70年代初，唐国安在家乡读私塾。他的族叔唐廷枢，开平煤矿、招商局的创办人，幼年与同县南屏人容闳同就读于香港玛礼逊书院（原设于澳门）。后容闳倡办赴美留学事业，多不被时人所理解，唐廷枢大力支持之，举荐同族子侄多人前往，唐国安亦在内（有谓唐国安是唐廷枢之子不确）。3唐国安以第36名排序与梁敦彦、詹天佑、容揆、唐绍仪、梁如浩、刘玉麟、梁丕旭（即梁诚）等120人入选为清政府公派留美幼童生，于1873年第二批赴美学习。120人中属广东籍者84人，占总人数的70%；属香山籍者40人，占广东籍总人数的47%?4唐国安初入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Hartford)新不列颠中学，6年后毕业，入耶鲁大学法律系，后因清政府中止留学政策，于1881年中途退学，提前回国。
唐国安回国后，曾到开平煤矿、京奉铁路等处工作。后到上海当教席，在梵王渡约翰书院任主讲，与另一留美生颜惠庆共事，从此两人建立了密切关系。两人均以中、英文见长，常活跃于沪上各社团组织。有一“西人基督教青年会”团体，组织过一次主题为“废除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的英语辩论会，设正反两方，各有两名辩论员。颜惠庆和唐国安应请，选择担任“正方”辩论员，主张外人在华治外法权应予“废除”；另两位西人担任“反方”辩论员，主张外人在华治外法权应予“保留”。评判员由一位英国律师担任。颜惠庆、唐国安代表的正方与对方进行激烈争辩，最后被判获胜。5
1905年，唐国安和颜惠庆一道为上海《南方报》(South China Journal)创编英文版，作为国人对外的喉舌。两人轮流为该版撰写针对时弊的社评，日发一篇。不久颜惠庆离去，唐国安独自负责，直到1907年11月报纸停办。他写社评，敢于直言正论，不畏权势，曾抨击租界工部局所置设施不利当地中国居民，所订规章有悖法理，和工部局抗衡，险些被逐出租界。但他坚不退让，表现出对同胞的一片热忱。6颜惠庆曾对《南方报》英文版作过如下评价：“用英文自办日报的先驱，树立利用舆论、对外保障国家权益的楷模。”7
1907年入京，初任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1908年秋，美国太平洋舰队访华。时值中美双方关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谈判进行之际，清政府隆重接待之，派军机大臣、贝勒毓朗和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前往厦门“劳问”。唐国安作为一名译员随同前往。在厦门期间，他听到当地菲律宾华侨代表对入菲境备受刁难的申诉，如入境需做眼睛检查，通不过者被逐回，致使路费付诸东流；又如，华侨回国探亲，规定期限甚短，致使许多人逾期，签证被吊销。唐国安随即带领华侨代表向毓朗禀告；次日，又陪毓朗去鼓浪屿向美领事进行交涉?11月回京，见美政府公文已到，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华侨深表感谢。8
1909年2月，唐国安奉命出席由中美两国发起、在上海召开的、有13国代表参加的首届“万国禁烟会议”(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任中国政府代表团“专员”（正代表）。两江总督端方为代表团团长，另有外务部“左丞参上行走”刘玉麟等四人为专员。会议期间计开过14次会。唐国安凭借其丰富的学识、经验和娴熟的英语，在会上回答英国代表的提问，评驳荷兰代表的提案，阐述医学在禁烟中的功能，还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大会递交四个提案。在最后一天会上用英语发表长篇禁烟演说，表达中国政府“要铲除鸦片祸害”的决心，反映“我们中国人民有一种深切而普遍的愿望，希望她（指中国）能列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取得自己的位置。”9这篇演说被舆论界评为“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讲”（申报语），“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字林西报语）；有人誉为深得亚里斯多德“演说术”之“三味”。10清华1911届学生、资深外交家刘师舜50年后回忆说：当年学校在工字厅举行英文演讲比赛，他就用这篇“唐故校长的演说”登台参赛并得了奖。11
义和团起义被镇压后，英、法、德、俄、日、美、意等14国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得白银3千2百多万两（合美元2千4百多万元），占赔款总数的8%。时值世界金价上涨，银价下跌，14个索赔国因本国货币多行金本位制，于是又在执行中横生枝节，要求将赔款由缴纳白银改按黄金计，使得中国每年至少陡增负担白银200万两以上。1904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奉命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进行交涉，要求美国率先放弃黄金计赔，维持白银计价，以影响其他索赔国改变初衷。海约翰表示无意改变原议，以免开罪列强，但可考虑将美方所得赔款中超出“实际赔偿”之“多余”部分退还中国。实则八国联军到处劫掠，单美军占领天津盐务局，就抢走全部白银无数，后仅追回37万余两；其他各国抢去的银两更多，未见有一国退还。12这笔巨额劫款并没有从赔款总数中减除，更何况赔款本身就是一场掠夺，一场披上“条约”（不平等条约）外衣的掠夺！取之本无义，何来其“多余”？当时就有人评说，美国退还“多余”之赔款，就此事来说可算“正直”，但说不上“加惠”（给中国好处），清政府后来隆重接待美舰队来访，又派唐绍仪专使赴美致谢，实属过分（汪康年语）。13 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传教士斯密士(Arthur H. Smith)、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 James）关于“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以获取其经济和政治的利益，经国会讨论通过，决定将“多余”部分庚子赔款近一千二百万美元（实数为11961131.12 美元) 退还中国， 用于遣派学生赴美游学。据后任清华校长曹云祥1926年回顾：与美方举行谈判者为驻美公使梁诚，上级领导为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和学部尚书张之洞。具体筹划者为外务部唐绍仪、周自齐、颜惠庆等；唐国安入外务部后也参与了此事的筹划。外务部梁敦彦和学部辜鸿铭则给予了支持。141908年底中美达成协议，商定从1909年起，每年用庚子赔款退款遣派100名学生赴美学习，第五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50名，依此循进，至1940年退款用完为止，期限32年。此时梁敦彦任外务尚书，代表中国政府在协议上签了字。
根据这一协议，由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全面负责游学事务。（据1911年入学、后为民国实业钜子的胡光?说，他亲眼见过组建游美学务处报告的原件，初称“留美”，后用纸糊上，改为“游美”。从遣派角度看，“游学”似合本义；若从学生角度看，则“留学”似合本义。）游美学务处以外部为主导，由两部共同选派负责人。任命留美生、外务部左丞参周自齐兼任总办，加委“学部丞参上行走”衔；任命留日生、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兼任会办，协助总办；另一会办即由唐国安兼任，时为外务部候补主事。范、唐二人均以“中西学问，均属精通，堪以派充该处会办”为据，由两部奏请宣统皇帝批准。皇帝朱批：“知道了，钦此。”同时经奏准任命驻美使馆参赞容揆为驻美学生监督。据游美学务处《任事人员名衔薪水数目清单》显示：周自齐、范源濂每月只在学务处“支半薪”，分别为250两和200两，唐国安则“支全薪”为400两? 15 事实上周自齐在外务部还有许多工作，如1910年8月随军机大臣、贝勒载洵赴日本、美国考察海军，于是以“公务过忙、无法分身”为由，推荐颜惠庆接替自己为游美学务处“代理总办”。从颜惠庆自述看，“总办”工作要求每星期用两天时间去清华园上班。当时交通不便，出西直门就骑毛驴抄近道，三小时的路程一小时可到。16又，胡光?在回忆录中，称唐国安的职务为“坐办”，是“常川驻校办公”（“坐办”可能即由“坐堂办公”而来）。于此可见，唐国安担负了游美学务处的日常领导工作。胡光?还认为周、范、唐“三公搭配得非常恰当”。17
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头一件事是考选学生，径送赴美，后来就称这样选派出国的学生为“直接留美生”。1909年8月在北京史家胡同开考，周、范、唐为主考官。考试内容分国文、英文两部，前者由学部出题、判卷，后者由美国驻华使馆出题、判卷。报名630人，从中录取唐悦良、梅贻琦、金邦正、秉志、张准等47名，由唐国安亲自护送出国。10月，他们从上海乘船远渡太平洋，再坐火车横跨北美洲，行期20余日，到达目的地“士皮令飞鲁”(Springfield,今译春田）。这时各校皆已开学多日，而学生虽说均按“第一格”（高等科）录取，实则程度不一，难以统一入学。唐国安和容揆对学生一一甄别，程度高者就近进入“孖沙照实省”(Massachusetts，今译马萨诸塞州）各大学就读，程度稍差者利用这段时间补习功课，准备升学。他们还亲往各校考察学生安置情况，直见“所有教授、管理诸法，均甚相合，诸生皆安心向学”，这才放心。18 第一批护送成功，为以后护送开辟了门路。第二年３月，两部正式向宣统皇帝奏请任命范源濂、唐国安为游美学务处会办时，已将唐国安官衔由外务部“候补主事”升为“主事”。19
1910年7月第二次在学部考选学生，录取赵元任、张彭春、钱崇澍、竺可桢、胡适、庄俊等70名,8月出国。1911年6月第三次在清华园考选，从上年备取生中甄别录取姜立夫（时名姜蒋佐）、陈长蘅、梅光迪、陆懋德、虞振镛、章元善等63名，7月出国；同时，遵梁敦彦命，从1911年3月清华学堂录取的第二格（中等科）学生中甄别录取幼年生12名，作为特选游美生，于1914年8月保送出国读中学。这是游美学务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径送赴美的直接留美生。第三、四次考选时清华学堂已经成立，并且招有新生，但是当年选送缺额正多，于是照老办法继续派直接留美生。20 这四批学生，又因他们在录取后还需经过品学甄别，又名“甄别生”，按冯友兰说法，统可称之为清华“史前期”学生。由于考选程序严格，所取学生皆聪颖，基础较好，赴美后学有所成，回国后服务于学术界、教育界、实业界、法政界，多为专业硕彦，社会栋梁。游美学务处还用部分庚款退款津贴部分自费留美生499人,其他官费生73人，21他们也多取得学业上的成就。尤可称道者，这几类学生当中，曹云祥、梅贻琦后来掌管清华，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掌管北大，竺可桢掌管浙大，何廉、方显廷执教南开，邹秉文掌管东南大学，胡敦复掌管大同大学，袁同礼掌管北京图书馆等，又陆续聘请了大批有成就的留学生回国任教。他们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推动留学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游美学务处积极筹办“肄业馆”，为学生赴美前在国内做好学习准备。馆址选在北京西北郊之王府旧园——清华园。1909年冬招标兴工，对园内主要建筑“工字厅”进行修葺；又在其东侧修建教学用房、学生宿舍，如“清华学堂”、“二院”、“三院”等；在东北隅建洋教习住宅。计划1910年底竣工（实于1911年初建成）。为使教学工作走上正规，也使那些毕业后未能出国的学生有个正式学历，经向皇帝奏准，将原定短期培训性质的肄业馆改办成一所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取名“清华学堂”，实行高、中两科“四四制”，制定章程，聘请中外教习，招收新生。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迁入清华园。3月，为学堂举行招生考试，地点设在学部，录取各省保送生184人，北京考生141人(为“第二格”即中等科生），加上上年留美备取生143人，共468人，成了清华学堂第一批学生。宣统三年四月初一(1911年4月29日)开学，宣告清华学堂正式成立。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兼任学堂监督，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兼任学堂副监督。
由于清华学堂是在清皇室的监管下成立的，举凡校址选定、负责人任命、学制设置等大事均须奏请皇帝批准，它实际上是一所皇家储才学校，22 曾用过“清华帝国学堂”的名称（见之学堂英文公章“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显然，清政府想通过它培养效忠清皇室的人才。陈岱孙说，它学术地位说不上，但社会上很有名气。美国政府则想把它办成一所美国学校，培养对美亲善人士。当时留学日本很是风行，留日生人数甚众，美国感到不安，想急起直追。惨痛的现实是：不堪忍受巨额赔款负担的中国老百姓，在皇权和列强的双重压迫下，正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清华毕竟是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学校，23 内忧外患频仍，世界潮流激荡，青年学子受此刺激，民族意识、民主意识大为昂进，对学校多有反思。在此后的年代里，称清华为“赔款学校”者有之，为“国耻学校”者有之，为“中国战败纪念碑”者有之（《清华年报》语），称清华为“买办学校”者亦有之（北大学生语）。学生们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不交学膳费、毕业送出国）读书学习，诚感“国耻之赐”（《清华年报》语），常怀“惭愧之心”（梁实秋语），抱定“既享特别权利，当负特别义务”之信念（《清华年报》语），“爱国爱民观念油然而生”（陈鹤琴语），决心立志成材，报答“国恩”（汤佩松语）。这一思想，见诸于早期清华学生的回忆录中，几乎是一种普遍的认识。24
1911年初，唐国安在积极筹办学堂成立的同时，还奉外务部命，拿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为出席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作准备。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原定1910年9月在荷兰海牙召开，后推至1911年底。唐国安1911年初在美国，可能与该禁烟会议有关。学堂开办不久，诸事繁多，周自齐又将于6月随军机大臣、贝勒载淙赴英参加英皇乔治五世加冕典礼，校务亟需唐国安回国接应。这可从1911年3月20日外务部丞参（可能是施肇基，1910年为外务部右丞参，1911年升任左丞参）致驻美公使张荫棠(任期1909-1913)的电报中得到佐证：
“海牙禁烟开会有期，拟派介臣会同办理。学堂开办伊始，子??（按：周自齐字）不日赴英，尤须接洽一切。可否转饬介臣，先由欧洲回国。”25
唐国安随即奉命回国，抓紧学堂开办初期各项工作，选送了第三批游美学务处直接留美生。新学期很快过去?8月，新学年开学。周自齐、唐国安打算实行他们从国外考察带回的“新计划”，进行一番创业。26此时教务长胡敦复辞职，学堂改聘张伯苓为教务长。10月，武昌起义爆发。多数学生请假回家，学堂经费也因袁世凯将庚款退款拿去发了军饷而无着，学堂只好于11月停课，宣布关闭。同月，周自齐应袁世凯之召出任度支部（财政部）侍郎；12月，又和范源濂一起参加了“南北议和”北方代表唐绍仪的庞大代表团为成员，赴上海开会。唐国安则奉外务部命，按原定计划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会同国际知名医学专家伍连德博士，于12月赴荷兰海牙参加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会上正式形成了世界禁毒公约。代表团团长原为驻英大使刘玉麟，后改为驻德公使梁诚。梁、唐、伍在会上通力合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被赞为“殚精竭虑，为国谋利，奇劳懋著，不辱使命”。27
历史进到1912年，中国发生了巨变。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清帝逊位。3月，袁世凯掌权，唐绍仪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组织内阁。清廷重臣纷纷摇身而为民国高官。清华学堂也受到很大影响。周自齐被袁世凯派往山东任山东省都督兼民政长，后出任数届内阁的交通、农商、财政等部的总长，成了“交通系”三首领之一。范源濂则出任内阁教育部次长，后被任命过六届教育部总长（两届未就）。颜惠庆也在外交部当上次长，后来当了总长，代理过总理。教务长张伯苓则早在武昌起义后即已自动辞职，回到天津南开。唐国安2月从海牙归来，学堂领导人只剩下了他一个。按私谊，唐国安和唐绍仪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又是同事，还是同宗同辈的叔伯兄弟，要想在唐绍仪内阁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不无可能。但他留在了清华，独自主持校务，28积极筹备复校。4月聘周诒春为教务长。5月1日清华学堂正式复学。他除因筹备复校有功外，还因出席海牙会议的成功受到上级器重，随即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29
唐国安主持清华学堂工作后，立志整顿校务。第一件事，5月23日，呈请外交部将游美学务处撤销，获准。此前，招生、国内准备、遣派、留学监督等工作，沿袭学务处设立时的作法和《清华学堂章程》（1911年2月9日修订）规定：招生工作由游美学务处负责，国内准备由清华学堂负责，派往美国游学由游美学务处负责，留学监督由驻美学生监督处负责。又据《游美学务处暂行章程》(1909年9月14日)规定：游美预备学堂和驻美监督二机构统归游美学务处领导。随着学堂规模不断扩大，这种分治的作法不利于学堂的发展。将游美学务处撤消后，游学工作全部职责统归学堂统一领导，从此改变了分治状况。范源濂曾回忆道：“从前办学校，怕的是上司发生问题。”30现在减少了上面的领导层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上司问题的发生。又据《校史》(1931)称：“唐、周二校长任内，外部至（注：原文如此，疑为“并”之误）非事事过问，不过居于顾问地位而已，故当时校长权限极大。”31这在学校创建时期尤显必要，也为学校日后独立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以这样说，独立发展条件的逐步形成，正是由游美学务处撤消始。
第二件事，1912年10月17日呈报外交部，将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获准。外交部任命唐国安为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他们着手总结年来办学经验，对原有章程进行了修订，主要之点如下：
改革学制。原本《清华学堂章程》(1911年2月)行“四四制”（高等科四年、中等科四年），1911年9月改行“三五制”（高等科三年、中等科五年），这顺应了外交部素来的主张，即招收年纪比较轻的学生，在国内授以美国式教育，赴美学习时便可驾轻就熟，故将教学重心下移。这也和当时教育部制定的全国教育体制即高等学堂三年、中等学堂五年相一致。但实行中遭到学生反对，认为这样做是把清华程度改低了。1912年清华学堂复学，校领导考虑了各方面意见，重新将“三五制”改回“四四制”。进而加大高等科力度，充实教学内容，实行文（文法）实（理工）分班，并规定了各自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将原定“注重专业教育”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这样把教学重心上移，从发展看有助于提高学校的档次。
改革招生。辛亥革命爆发前，游美学务处有过四次径送赴美的招生（含甄别）(1909年8月?1910年7月?1911年6月两次）和一次清华学堂招生(1911年3月)。那时招生办法有一缺点，即高、中分科不甚明确。四批径送赴美招生中，除第二批明确只招第一格（高等科）、第四批明确特选幼年生外，其余两批都是一、二格混合招，考生依程度而定高、中等。那么高、中等的界限在哪里呢？据陈鹤琴回忆：实际上是由招生年龄来制约的，规定年龄12—14报中等科，15—18报高等科，在各自年龄段内择优录取（第一格不限额，第二格限额）。32 这种“学程”（即分科程度）的不确定、不规范，自然会给办学带来许多困难。再有一个缺点是，每批招考，无论高等科或中等科，都分两路进行：一路在北京由学部招考在京的各省籍考生，二路委托各省提学使或教育司在当地对考生进行初试，录取后送北京复试。招考层次过多，同样存在不确定、不规范问题。此后则改为：一、只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高等科按年级招收少量插班生，而且只限在北京（清华园）、上海、汉口、广州四地招考。二、各省招考，须按学校统一要求进行，录取后直送学校，无须再在北京进行复试。这些措施见于《北京清华学校近章》。它促使招生工作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大大有利于学校发展。
坚持教育方针，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原本在《清华学堂章程》中，已规定“本学堂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这一方针后经梁启超1914年在清华做演讲，引《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加以阐述，归纳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了清华的校训。此时校领导十分重视教育方针的落实，着力加强对学生的管理，规定举凡学生操行、留级退学、应考补考、级长和室长人选、违纪行为等，须报告校长，校长亲自处理。33唐国安还十分重视学生体育，以期造就学生健全的体魄，1912年成立体育部，这在国内学校也属首倡，开日后清华重视体育风气之先。34
唐国安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学生水平，提高学校档次。几年下来，中等科（高小程度入学）毕业可达到美国高中一二年级水平，高等科毕业可达到美国大学一二年级水平。清华学校实际上已办成相当于美国的初级大学(Junior College)。学生赴美后，可直接插入大学三四年级。如陈鹤琴191１年入清华高等科，1914年毕业，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该校第一个来自清华的学生，插入二年级；第三年，该校对清华有所了解了，来了第二个清华学生，就让插入三年级。35潘光旦1914年入清华中等科，1922年毕业，入美国达特茅斯大学，插入三年级，一学期下来，教务长对他说：对不起，你应该念四年级。36上大学的期限得到缩短，就为早日进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创造了条件。以上这些措施，在1914年补充修订的《北京清华学校近章》中得到体现和完善。37
第三件事是解决经费困难问题。虽说学校有庚子赔款退款支撑，但草创时期问题很多，并非件件落实，唐国安不得不为经费问题付出极大精力。
一，理顺退款来源。退款来源原本有二：一是从各省所分担之庚子赔款中按比例上缴学部，再由学部交度支部（财政部），再转拨外务部（外交部），再转至清华。程序过多，其弊端可想而知。为解决这一问题，经校领导多方努力，终于从1911年起，改为各省将款直接缴到度支部，然后下拨，无须学部转手。当然，款到度支部后也并非事事顺遂，实际上常被挪用。二是从上海海关交付美国赔款中，按比例扣出一部分作为留学经费上缴度支部，再由度支部向学校拨付，再转驻美学生监督处。为减少周折，经交涉后从1911年正月起，改由上海海关直接承担清华驻美学生监督处经费（主要是留学生在美期间全部费用），具体作法是每年上海海关收到款项后，报告度支部，再按度支部指令拨付，余额退缴度支部，而不用全部上缴度支部，再由度支部拨付驻美监督处。38
二，解决经费拖欠。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挪走美国退还的赔款，“接济兵饷”，学校断炊，情况十分严重。唐国安四处奔走，向上级催款，向华俄、华比银行借款。民国元年(1912)8月22日向外交部上报称：
“惟上年光复（注：指辛亥革命）以来，财政困难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本堂[若]未到窘急地步，断不向该户（注：指财政部）催收。今秋季学期已届，而美国聘来之教习，支薪必须应期。全堂上课之学生膳费，不容少缓。重以游美之学费月余三万金，汇期已过，若再拖延，学生固不免有解散之虞，学堂亦将有停办之势。堂中洋教习十八员若按定合同索取薪金，不特应付为难，且与国体有损。国安焦烁万分，屡从借款着想，四出磋商，乃无一路应手，旁皇无措计，惟有吁恳我总、次长大力维持，咨明财政部将所欠本学堂之款二十余万两，迅予拨发，以济急需，实纫公谊。”39
窘急之状，跃然纸上。
三，确立专款专用。为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经费被挪用问题，必须申明这笔美国退款和清华的关系，强调专款只能专用，不应列入国家经常收入中随意挪用。他在民国二年(1913)七月十四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
“美旗银行要求到期偿还美金三十八万五千元，为数颇钜”，“华比、华俄两银行借款共计公砝平银七万三千两，卡利基借款美金二十万两并各利息，”（必须偿还）。“今夏派生赴美川资各费以及本堂暨游美学务经费，经此次派生后尚有游美学务之增加经费。以上种种，或为契约所关，或属事在必行，即应行之，退还之赔款六十余万美金全数到校，窃尚有不敷之虞也。”“查美邦所退之赔款原备充派游美经费之用，曾经前外务部与驻京美使商定有案，其与国家经常收入可以挪移用途者迥然不同。此款之不能绳以普通规则，自在 钧部洞察之中。国安为遵照成案，维持与国信用起见，特将美款与本校之关系详细缕陈，如何之处，伏释 钧部核办示遵，实为公便。”40
经费问题经过多年努力，渠道逐步理顺，拖欠得到偿还，专款得以专用，危机总算渡过，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物质保证。唐国安在这方面付出的辛劳，当时即得到肯定。《清华学校纪略》(1917)写道：“时政府停解赔款，校费无所从出，校长唐君，奔走筹措，勉力支持，劳苦过甚，又逾年(1913)以心疾死，全校惜之，为立纪念碑于校内。”41
第四，扩展校园。清华园座落在北京西北郊清皇家园林群，和近春园、畅春园、郎润园、蔚秀园、鸣鹤园、镜春园等多为道光皇帝给予各王子、公主的赐园，与圆明园毗邻。义和团起义被八国联军镇压后，清华园曾因园主五王子奕?之子载濂“纵容”义和团在园中设坛，而被内务府没收，后虽归还，但在拨给清华办学之前只是一座废园。清华园西侧毗连近春园，近据专家考证，是道光皇帝四弟绵忻的赐园，至同治年间，为重修圆明园而被拆毁。42又，近春园西侧为长春园旧址，分北、中、南三段：北段为从近春园进入长春园之“复道”，中段土名水磨村，南段土名黄木厂；这片地段正好是清华园内两条主河的上游流经地。唐国安为图学校长远发展计，抓住清帝逊位的时机，在1913年春，向政府申请将近春园并入校址，获准。后为解决园内水系畅流问题，再次请政府将黄木厂等地段划拨学校圈管，于是年冬获准，不幸此时他已去世。两次共扩充面积480亩，在原有450亩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加上前后陆续购进周边地合计200余亩，学校规模已近1200亩，统称清华园。如此维持将近20年，为清华学校发展成清华大学准备了条件。
第五件事，为清华学校选定继任人。唐国安正当准备一展鸿图之际，不幸于1913年春发现自己患有“心病”，即心脏病。发病三次，时好时坏，虽勉力支撑，但病情日益加剧。去世前回顾道：“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心劳力绌，所幸得到得力助手周诒春副校长的支持和分担。唐国安有一个侄子叫唐孟伦，初任游美学务处“英文副文案”，后任清华学校庶务主任，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在校内同级同辈众多人才中，周诒春早为唐国安所赏识。为免因病给工作带来影响，他毅然于民国二年(1913)8月21日向外务部递交“自请免官”的报告，提出“因病辞职，荐贤自代”全文如下：
“为呈请事：窃国安以谫陋之才，荷蒙钧部委以本校校长之职。视事以来，时虞陨越。乃学风之嚣张，今非昔比；学款之支绌，罗掘俱穷。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后，陡患心疾，比时旋轻旋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谨恳 钧部免官，另委贤员担任。惟国安有不得已于言者：查有留美文科硕士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兼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以任免之权操自本 钧部，本不容他人置喙，而荐贤之忱，发于寸衷，实未敢安诸缄默。所有国安病势沉笃，敬谨辞职，并荐贤自代。各缘由理合具呈，伏乞监核施行。谨呈 外交部总、次长”43
因病自请免官，正式推荐当时正护送学生赴美的周诒春副校长继任校长，表现了他对学校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和博大的胸怀、远大的眼光。这是他为清华做的最后一件事。可是未等报告批复，第二天下午，即因心脏病迸发，不幸与世长辞，享年54岁。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后事实证明，周诒春不负众望，继承了他的遗愿，使学校进入发展时期，“建筑及学科各方面，均顺次发展”(1925—1926《清华历史》），后人常以“唐、周校长”指代清华早期工作。44
唐国安一生，以其中西博识，致力于教育、外交、新闻工作和社会活动，均极具开拓性，成绩卓著。晚年主持游美学务工作和清华学校工作，使得容闳倡导而后中断近30年的留美教育事业得以恢复，进而开创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留美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台湾学者林子勋赞评他的工作，“无疑从事容闳教育计划之复活和延续”。45作为清末民初留美教育事业的承前启后人，他在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国安自幼接受西方教育，信奉基督教，毕生和洋务打交道，却不改对祖国的忠诚。他晚年虽为政府官员，但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民间，较能体察百姓的疾苦，较少官气。他是一位实干家，一贯忠于职守，忠于教育事业，勤奋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思想开明，待人诚恳，爱护学生，受到师生们的敬重。《清华大学校史稿》说他“对学生品格十分注意，常与学生接触，认得的学生很多”，称他“开了管理学生行为的端绪”。46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中写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恳挚，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校长）不久，就得病去世了，我们都觉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了一个可爱的慈母。”47台湾近代史学者苏云峰称他和另两位早期清华校长周诒春、曹云祥，“都是热爱国家的”，“鼓励体育、课外活动与社会服务，主张与学生沟通，开放言路，所以颇受学生欢迎。”48
唐国安去世后，学校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前来吊唁的人很多，外国朋友不少。美国代理公使、美国驻汕头领事、青年会代表、学校教职工代表均躬身临吊。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也派了代表前来致祭。49民国国史馆在他去世后不久撰写了《唐国安先生传略》，将他生平事迹宣付国史，赞誉他：
“若先生者，乃真耶教之信徒，社会之义士，而中华民国之忠仆也！其赤诚为国大公无我之行，载之口碑，必能使四百兆同胞永矢勿忘吾中华民国有唐氏第一人！（旅华西人与诸唐氏多所交际，称先生为唐氏第一，唐绍仪君为唐氏第二，唐元湛君为唐氏第三）”50
为缅怀他建校业绩，学校特铸造一块铜纪念牌，悬挂在工字厅入门东正壁上，凡进入工字厅的人都能看到它，纪念他。这是清华园内第一次为已故校长立纪念物。惜乎时光流逝，不知何时被摘，后人已无复瞻仰矣。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波涛一浪追逐一浪。为社会进步做过贡献的人，历史应该不会把他遗忘。
2000年12月
*（本文撰写过程曾得到清华大学档案馆陈秉中、颜宁枫，国家图书馆梁爱民、王嬛，全国政协文史办潘志军，珠海市政协唐榕达、梁振兴等同志的支持协助，并得到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黄延复、孙敦恒教授的指导，谨致衷心谢意！）
注释
[1] 唐有淦、唐仕进：《唐国安》，载《珠海人物传》（下册）第５１页，珠海市政协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邱 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一），第27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
陈鹤琴：《我的半生》第49页，岳麓书社，1998年；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254—255页，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
[3] 同2 之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20页
[4] 同3，第26页
[5] 颜惠庆：《自传》，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8卷第4期第16页
[6] 严 桢：《唐国安先生传略》，载台湾《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15辑第279页，国史馆编印，1996年
[7] 同5，第17页
[8] 毓 朗：《日记》，见《述德笔记》，载《晚清民初政坛百态》第2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9] 唐国安：《万国禁烟会上的演说》，载《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第110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
[10] 同6，第279页
[11] 刘师舜：《五十年的一点小小回忆》，载《老清华的故事》第22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
[12] 王树槐：《庚子赔款》第271页，台
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4年
[13] 同12，第289页
[14] 曹云祥：《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选编》（一）第36—37页
[15] 《游美学务处任事人员名衔薪水数目清单》，载《选编》（一）第１１8页
[16] 同5第50页
[17]胡光?：《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第76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经销，1992年7月
[18] 《外务部会奏第一次遣派学生到美入学情形》(1909年)，载《选编》（一）第131—132页
[19] 《外务部递片奏折》，1910年3月11日，载《选编》（一）第7—8页
[20] 同17，第77—81页
[21] 同12第316页
[22] 《禁烟会各国代表衔名》，见《字林西报》注释(3),同9第63—64页
[23] 陶葆楷：《旧清华杂忆》，载《世纪清华》第4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24] 《清华年报》(1925—1926年)、《清华年刊》，1927年，载《选编》（一）第35页，第272页
[25] 清华大学档案1—1—4
[26] 《清华略览》(1923年)，载《选编》（一）第27页
[27] 同6第280页
[28]《校史》，1931年，载《选编》（一）第45页
[29]，同6第280页
3[0] 范源濂：《清华创办之情形》，见《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0页，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
[31] 同28第48页
[32] 同2之陈鹤琴：《我的半生》第48页
[33] 《北京清华学校近章》，1914年，载《选编》（一）第166—168页
[34] 《清华大学校史稿》，1981年，第40页
[35] 同32第67—68页
[36] 潘光旦：《谈留美生活》，载《中和位育》第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37] 同33，载《选编》（一）第159—168页
[38] 清华大学档案1—1—2
[39] 同38
[40] 同38
[41] 转引自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第259页
[42] 刘桂生：《清华园溯源》，载《清华校友通讯》复2期，1980年；
黄延复：《清华园史新证》，载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二辑，1993年；
罗 森：《杂忆清华园》，载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七辑，2001年
[43] 清华大学档案1—1—4
[44] 同28第48页
[45] 同3第259页
[46] 同34第35页
[47] 同32第49页
[48] 苏云峰:《曹云祥：清华改制升大和教授治校的奠基人》，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人物论文集》第577页，1993年
[49] 同6第278页
[50] 同6第280页
清华校友总会服务号
清华校友总会订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