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勤谟（1952机械）

我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是我国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是我个人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一个不闻时事的学生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948年王勤谟在二校门

退伍青年军人大队

1948年12月13日，国民党飞机的炸弹扔在清华园南面的一块荒地上。事后班上几个同学去看那个炸弹坑。扒在坑壁上的人就是王勤谟。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左起第一人是王勤谟。

（一）

我原本是一个只读书不闻“窗外事”，更不过问政治的学生。例如，1947年轰轰烈烈的持续一个多月遍及60多个城市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我在上海竟然一无所知。到清华大学后由于一个偶然事情，居然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当时清华有一个惯例，就是一年级住在“善斋”不分系，二年级以后才分系住。我是机械系，和我住在一起的有航空系、经济系等系的同学（一室四人）。1947年寒假，我不回家，航空系那位同学对我说，他已报名参加由同学自己举办的“中学生寒假补习班”，借用北京大学（当时在城里沙滩）的教室，也住在北大宿舍。我想这是一件好事。一来西方有一句话，叫“Teaching is learning（教学相长）”，二来也可以逛逛北京城，因此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航空系同学，在上海念中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而进城举办“中学生寒假补习班”也是清华地下党组织的一项活动。

由于北大校方不同意借教室，因此，“补习班”的组织者，一方面继续和北大校方交涉，一方面借了一些书供参加者阅读。有时还一面围着火炉，一面吃一些花生米之类的零食，对有些书的内容作些讨论。读的书中，印象深的有：翦伯赞的《中国通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看了这些书，再加上别人的引导，感到其所讲的不但内容新，而且也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当时发生了“于子三事件”。我是由“补习班”的组织者带我参加在北大红楼广场上举行的追悼于子三等活动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主要是看。但通过这个“看”，使我具体感受到当时在学运中最主要唱的一首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中的歌词：“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等所表达的含义，深表赞同，并产生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首先是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思想。回校后，在“补习班”一些参加者的介绍下，我又参加了一个由跨系同学组成的读书会。在读书会中，我开始读一些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虽然这些书的内容，我并不能很好理解，却使我开始信仰马列主义。

1948年开学后，我被推为班里参加学生会的代表。罢课游行的事都通过学生会讨论通过组织的。在讨论要不要罢课游行时，我都发言表示赞成。通过后就回到班上征集同学签名参加，大家都很踊跃报名。在1948年上半年，有过两次罢课游行，其中一次是抗议国民党军队枪杀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大学生。游行时走在前面的是几十个穿着青年军制服和戴着钢盔的从青年军退下来的同学。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北平驻有青年军部队，并且镇压过学生游行队伍。让退伍的青年军同学穿着青年军制服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如果碰到青年军来镇压，就含有“（现役）青年军不打（退役）青年军”的意思。每次游行都是走进城去，回来时一次是走回来的，走到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大门口附近，预先埋伏在门对面马路边的暴徒，一面稀稀拉拉地呼叫“打倒职业学生（国民党对领导学生的地下党员的诬蔑称呼）”等口号，一面向游行队伍扔掷石头。

由于我的活动比较显露，组织上决定让我去解放区。先到清华附近成府路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穿着长袍的小照片，扮成一个商店的学徒，做了一个假“派司”，并告我去的路线以及到什么地点，如何和交通员接头等。后因学生运动的方针改为蓄积力量，迎接解放，不再进行较为激烈的活动，组织告我不必走了。

我是在1948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一个小组，三个人，组长是化工系的同学，另一个组员是和我同时入盟的同班同学。同年12月，我们两个盟员同时入党，介绍人即是组长、在上海上中学时入党的同班同学王震寰。我入党后就当上了支部委员。但后来就取消了，因为按党章规定，新入党的还有候补期，而候补党员是不能当支部委员的。为什么当时没有按党章规定办呢？是因为当时地下党只有一本油印的党章，大多数党员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条规定。

当时领导地下党的是查汝强（总支书记）。清华解放后，他在生物馆一个教室里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次讲话我能记得的一句是：这个教室也是“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召开过全体会议的地方。

（二）

我们机械系这个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教学改革试验。大学毕业后一般要实习一年。有人提出能否在三年级后实习一年，回来再念四年级，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学得更扎实些。学校同意了这个试验。我们这个班正常是1951年毕业，现在要推迟到1952年毕业。学校同意在1952年毕业后仍划在1951年级行列内。由于是试验，采取自由报名方式。我们班大约有100人左右，有一半人报名参加。实习是定向的、自愿的。有30多人选择去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10多人去一个重型机器厂的筹备组。我报名参加前者。汽车工业筹备组副组长是孟少农（组长是郭力）。孟少农（1940机械）原是清华机械系教授，教汽车的。我到清华上学时，他已去了解放区。解放后回到北京，负责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是他提出搞这个教学改革试验的，动机似乎是预定一批清华学生。由于后来还在汽车工业筹备组内设立了坦克工业筹备组，所以我在1952年毕业后就分配到坦克工业系统工作。

（三）

我回到学校念四年级后，不知道被谁推荐去学生会搞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中午吃饭时的广播工作。为此，给我配备了一个小班子，包括两个广播员。但写稿的任务基本上落在我的身上。这样，除了念书外，我每天还要写一篇广播稿。不过效果还不错，同学们即使吃完饭一般也要听完广播才离开食堂。我还在图书馆举办了两次时事宣传活动。一次宣传国际时事，一次宣传国内时事。形式都是写出提纲后，请会画画的同学根据提纲内容在大字报纸上画成画，配上必要的但尽可能少的文字或数字，因此在内容表达上比较形象、生动。当时学生会还组织每一个班级集体去看，甚至有外宾来访时，学校领导也领着这些外宾去看。

清华一直是中央对知识分子宣传教育的重点。解放初期，中央领导经常来清华作报告，彭真、薄一波、邓颖超等都来讲过，甚至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王明（陈绍禹）也来讲过婚姻法。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京后就马上来清华作报告，一讲就是六个多小时。中央还给清华配备了固定的宣传员，有艾思奇、蒋南翔、刘鼎。其中艾思奇还是清华的政治辅导员，给我们上大课，讲社会发展史，当时称之谓讲“猴子变人”。到1952年就不主动来了，要去请。我就请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记得到了伍的办公室后请他去清华作报告，他要我请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去，到了陈的办公室，陈说你还是请伍去，我又到伍的办公室，最后伍还是答应了。

（四）

1952年8月毕业。组织上让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由全国学生会主席（姓田，名字忘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学联理事会。代表团中在校学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我，另一个是沈阳医科大学的一个女同学。

行前，团中央在北京饭店设宴为我们送行，有第一书记冯文彬、书记蒋南翔、国际部部长吴学谦等。由于这时中央已决定冯文彬调离团中央，由胡耀邦接任，因此胡也来了。但因为正式文件还没有到，所以仍由冯致欢迎辞。

我们是在8月21日早6时在西苑机场乘飞机去莫斯科的。而这一天正好是北京市在中山公园举行大学生毕业典礼，朱德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我未能参加。

到莫斯科后，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回国时，即9月26日自布加勒斯特乘飞机回到莫斯科后，苏联共青团中央还要我们在莫斯科住一段时间，住到10月6日并在莫斯科过国庆节，住在莫斯科郊区共青团别墅里，白天游览，晚上看戏。这些都表示苏联对中国的特别友好，也含有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先进程度，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也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想法。国庆节那天，大使馆把国内在莫斯科的人召去庆祝国庆，并由当时在莫斯科的李富春给去的人作了一个报告。

代表团是在8月28日到布加勒斯特的。9月5日国际学联理事会开会，11日结束。会上发生的一个插曲是，英美代表发言时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对我方作了一些指责，我代表团团长随即要求再次上台作了反驳。15日参加会议的代表，组成若干代表团分赴罗马尼亚各地，报告会议情况。我去克鲁其市，并由中国代表，也就是我，任这个团的团长。到该市下火车后，在车站发表讲话，后又在该市为这次会议专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了报告。这些都表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7日回到布加勒斯特后，罗方特地把我们单独留下来，游览一些地方，表示出格外的友好。

我10月10日回到学校后，21日就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六局，也就是坦克工业局报到，分配在长春一个发动机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