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5字班”中产生了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三位部长、三位中科院院士、四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4月25日，清华园，晴。

大礼堂门口，400多位头发花白的1965届清华校友在摄影师的指挥下拍照，引来不少行人驻足。第一排的老人全部席地而坐，那架势与44年前拍毕业照时相仿。

1959年夏，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751所中学的2079人走进清华园，进入12个系的33个专业学习。由于在1965年毕业，他们被称为“5字班”。

“5字班”的毕业生中，走出了胡锦涛和吴官正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产生了三位部长——原城乡建设部部长叶如棠、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还有不少人成为各领域的专家，其中有三位中科院院士和四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光阴荏苒，50年后，平均年龄67岁的他们回到母校，参加《半个世纪清华情---清华大学1965届毕业生入学50周年纪念文集》首发式。

88岁高龄的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特地赶来祝贺。刘冰在清华前后工作22年，“文革”期间三次向毛泽东、党中央写信，反映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1975年，刘冰等人告发当时在清华掌握大权的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被毛泽东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这使清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处于风口浪尖，刘冰也被打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

已是耄耋之年的他，清瘦，眉发皆白，但精神饱满。面对这群他十分钟爱的“5字班”毕业生，他说：“回想44年前，你们奔赴祖国大江南北，是背着‘猎枪’去战斗！”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在你们中产生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胡锦涛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听闻消息，建5班（土木建筑系1965届）陆强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1965年初的一个下着大雪的午后。

当时正值“四清运动”，陆强作为大学生参加在河北某村的“四清”工作队，而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也在村中“蹲点”，指导工作。他常把来自清华的同学们叫到他那间小屋里聊天，气氛很轻松。

那个午后，蒋南翔说：“有一句口号，说‘清华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

这番话深深震动了陆强和其他同学的心。离开校长的小屋，走在村里的路上，陆强的脑子里反复回味着校长的话。“当时，普遍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得好听一点，也仅仅允许一部分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进入劳动人民的队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学生们当时想都不敢想的，这次谈话让陆强感到了校长的深远思维。

在刘冰看来，当时清华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师资、管理，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

“5字班”是幸运的一届，他们前未遭遇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后躲开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整地接受了六年本科教育，成为贯彻蒋南翔教育思想最完整的一届。

《半个世纪清华情》主编、自动控制系65届毕业生奚和泉，为此书前后张罗了一年。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5月，他去拜访刘冰，刘老说，1965届是优秀的一届，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给年轻一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此书收录了70篇1965届清华学生的回忆文章，从不同角度再现了这批具有代表性的学生的成长经历，以及当时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面貌。

希望清华大学的院墙可以高一点

蒋南翔早年是青年运动领袖，曾是“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在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中喊出了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52年12月，蒋南翔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963年兼任高等教育部部长。陆强在文章中描述他眼中的这位高级干部，“身穿一套朴素的深蓝色中山装棉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框的近视眼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除了脸上稍显白净外，就像一个普通干部，一点没有‘大干部’的架子。”

上任之前，他到东北的鞍山、抚顺、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调查，初步了解国家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要求。《蒋南翔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看到在沈阳铁西区的一个路口放了向劳动模范林宗棠学习的标语牌（林宗棠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就对随行的同志们讲“清华要多培养一些像林宗棠这样的学生，业务能力好，组织能力强，政治表现好。”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潮也吹进了大学校园，当时的报刊宣传中，强调大学生要做普通劳动者。蒋南翔却说，“做普通劳动者指的是精神状态，而不是培养目标。学生要劳动，但还是要学习书本知识，不能走出课堂。”

1961年，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蒋南翔主持起草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被简称为“高教60条”的这份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应作适当的安排，但不宜过多……这无疑是对过去教育路线的一种拨乱反正。

“高教60条”中专门有一条指出要“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

1958年开始，全国开展红专问题大辩论。电机工程系5班的王心丰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回忆，1959年之前，谁都怕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学习偷偷摸摸，看专业书要拿《红旗》杂志打掩护。

原城乡建设部部长、建5班（建筑系）的叶如棠，把入学后第一个冬天开展的“红专大辩论”称为“入学洗礼”。

当时的校园里，“先红后专”、“先专后红”、“红专分工”等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在流传，“这才有了这场辩论。”原教育部长何东昌的夫人、时任清华大学基础课委员会主任的李卓宝回忆。

中学阶段一直担任班干部、进了大学却成了“白丁”的叶如棠，毫无顾忌地在整个大班90人面前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既然政治上组织对我有看法，我就在专业上多努力，将来一样能为国家多做贡献，到那时候再‘红’也不晚”。

叶如棠因此给当时的同学们留下“白专”的第一印象。“文革”初期的1966年，叶如棠听说，一篇大字报把他所在的建5班作为蒋南翔培育的修正主义典型来剖析，他这个“白专典型”更成了例证。

辩论的结果，李卓宝说，蒋南翔出来总结，认为高校应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但校长对‘红’的论述并不是一刀切。”王心丰说。蒋南翔把“红”的层次比喻为“上三层楼”：爱国主义——公私兼顾；社会主义——先公后私；共产主义——大公无私。他提出，要争取团结100%的教师，“各按步伐，共同前进”。

蒋南翔也十分强调“专”。“他说过，假如我们培养不出像林家翘这样的毕业生，不能说教育革命是成功的。”李卓宝说。

总而言之，“蒋南翔希望清华大学的院墙可以高一点，学校受到墙外政治风浪的影响少一点，学生们的学习环境安静一点。”刘冰说。

政治辅导员

蒋南翔通过一系列具体办法来落实“又红又专”的教育路线。其中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科学登山队以及文艺体育代表队具有代表性。

政治辅导员制度始于1953年。李卓宝说，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一些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地下党员很有威信和影响。蒋南翔提出要从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党团员中挑选学生政治干部。

《蒋南翔传》中写道：第一批政治辅导员由25名大三（当时学制为3年）学生组成，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党团干部的工作负担。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在位于新林院的蒋南翔家中召开，他对大家说：“一个人年轻时担任一些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一生的工作都会有好处。这就像唱京戏要从小训练、科班出身一样。”

政治辅导员需要为学生解决思想上的疑惑。时任土建系分团委书记和建5班（建筑工程系）政治辅导员的单德启回忆说，当时在建5班蹲点，一起住宿，一起吃饭，建5班有位同学相当关心政治，常常到他的房间看《参考消息》，还会就“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我们搞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是不是‘互相对称’”这样的问题和他讨论，完全不设防。

1963年这一制度建立10周年时，蒋南翔指出，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的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

历史证明了蒋南翔的远见。

这一制度建立后，为校系两级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到八九十年代，清华大学正副校长和党委正副书记都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部分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学生被输送到企业、科研院所和党政机关，成为领军人物。

据《蒋南翔传》统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每届都有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

而在十六大选举产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曾在清华大学学习过，其中3人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万字号”科学登山队

69岁的郝惠言看上去比他的同学们苍老很多，因为患有大骨节病，他双手的指关节凸出，腿脚也不再灵活。

50年前，抱着为国家发射卫星的梦想，他选择了当时全国唯一有自动控制专业的清华大学。

大四上学期，担任课程指导老师的郑大中通知他到大礼堂开会，蒋南翔校长在会上讲了话，倡议有能力的同学可以多学一点，还提到了要尝试在清华大学开展“因材施教”。

又过了几天，郑大中通知郝惠言，每周一到周六上午最后一节课后，到系主任钟士模的办公室，接受钟先生的个别辅导。

“喜出望外！能得到系主任的个别指导是多么荣幸的事！”面对本刊记者，回忆起这段往事，郝惠言仍然激动。

这种个别辅导一直持续到六年级毕业设计前夕。每天见面，或是郝惠言向先生请教问题，或是钟先生提问以启发思路。

在清华，像郝惠言这样的学生被称为“万字号”学生。

当年，蒋南翔要求教务处从全校一万多名学生中选拔出一些学习成绩最优秀、最有特长的，通过制订单独的教学计划，配备指导教师，多指定一些参考书，对其课程和毕业设计给予更高的要求。由于是万里挑一，他们被称作“万字号”学生。

此举意在培养一支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蒋南翔希望以此来培养中国一流的科学家。

50年代后期，少数青年师生搞学术批判，当蒋南翔听说有个别班级在辩论中把立志成为爱因斯坦的学生看作要走“白专路线”加以批判，就说：“千万不能这样，清华如果能出爱因斯坦，那是清华的荣幸。”

文工团集中队

67岁的无线电电子系毕业生靳东明面色红润，最让他自豪的是，念大学的时候，他有两个集体，一个是班集体，一个是文工团舞蹈队。

1958年，在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过程中，清华大学组织了几千师生，赴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校学生会群众文化部组织了一支十余人的文艺小分队，到水库工地上慰问演出、宣传鼓劲。同年，清华大学文工团成立。

后来为演出和排练方便，从全校各系抽出骨干队员100名实行集中训练、住宿和管理。1960年暑假后，文工团搬到16宿舍，舞蹈队陆续集中了一些“5字班”同学。

队员们每天早晨在16宿舍门口的小路上练功。“文工团集中队和各系一样配备政治辅导员，单独成立党团组织。”靳东明告诉本刊，平日他们照常上课，课余时间排练和演出，“我所在的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无509班，专门派出一位同学与我联系，传达班上的各种信息。”

“文工团队员一定要品学兼优、素质全面，”在1965届中有“建筑系的歌唱家”之称的建5班吴亭莉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几年下来，我们5字班集中住宿的几个人学习成绩都比较好。”靳东明说。事实上，如果在文工团期间有功课为3分，学校会要求学生回班，以保证学业。

学校对文工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当年的文工团干部郑小筠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在《党的教育方针就是好》的大合唱里有这样一句歌词：“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蒋南翔看后指出：党的要求是要大学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要有高人一等瞧不起工农的思想，并不是国家每年花上几千元，就把你们培养成为扫马路工。他建议把歌词改成“有觉悟、有知识的劳动者”或者是“又红又专的劳动者”。

文工团业余时间除了排练演出就是开会，全队集中到一个宿舍，上下床都挤满了人，学习、讨论、辩论。

“清华大学文工团有两个职能，一为配合政治宣传，二为全校师生服务。”靳东明说，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为配合当时的大形势，排演了反映学生劳动场景的《我们劳动在上庄》、反映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实习途中》等一些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舞蹈。

靳东明记得，每次排练之后和演出之前，队员都要喊一个口号——“战斗、胜利！”

如今，靳老和几位当年文工团舞蹈队的老同学商量重新出山，闲来无事，练练舞，每月一两次。“我们的目标是在清华大学100年校庆上登台表演。”

清理学生档案

王心丰说，当年的学校生活很简单，“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甚至也不允许谈恋爱。”

不过，王心丰说自己是属于“有点叛逆”的人，所以他还是与同学悄悄谈了恋爱，并且在毕业后结婚，相濡以沫到现在。

在“5字班”毕业生的回忆中，清华园的6年，健康而温暖。

“同学们，体育锻炼的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这是当年清华园里熟悉的口号。为了让学生参加锻炼，学校一到特定的时间就关闭教室和图书馆，让学生不得不走向操场。

“5字班”的毕业证书是独一无二的，上面有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第一副校长刘仙洲、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三人的共同签名。

2005年，毕业40周年前夕，“5字班”的部分校友去看望当年的校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才知道这个版本毕业证书的由来。

“这是蒋南翔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刘冰回忆说，1964年春节，中央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教育工作。1964年底，文化界批判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作为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敏感地意识到，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发生，并波及教育界。他对刘冰说，教育部一旦出问题，他首先要承担责任，如果他不在学校了，清华的工作要由第一副校长和第一副书记担起来，不能停顿。

“这张特殊的毕业证书体现了校领导希望保护和传递清华教育的良苦用心。”建5班（土建系）的赵军说。

另一件事令赵军终生难忘。1964年5月底，赵军被抽调为半脱产政治辅导员。年底，系党总支的老师通知她和同班的另一位党员郭振华到校档案馆，清理本班同学档案。学校要求，全面仔细阅读全班同学的档案，把思想汇报、大辩论、清理思想时写的总结、行为检查等材料，统统从档案中抽出来，另行封存，不得随个人档案走。

当时赵军对此不解，直到“文革”十年才恍然大悟，“学校领导确实有政治远见，是保护学生、对学生负责到底的。否则，在那无事生非、捕风捉影的年代，谁知道那些本是出于忠诚的文字，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灾难和厄运呢！”

校领导的电话随时可以打

师生关系在“5字班”毕业生当中常被提起。

“当时的清华，老师围着学生转，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奚和泉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艾知生主要负责学生工作，以深入学生、深入基层博得好评。他白天上班开会，晚上经常到学生宿舍参加学习讨论，而且往往事先不通知，一个人熟门熟路地在楼间各个宿舍转悠，看见哪个房间有人开会，不请自到，坐在学生的床沿讨论起来。学生丝毫没有拘束之感，更不怕扣帽子、打棍子。

王心丰回忆，上学那会儿，学校领导办公室的大门都是向学生敞开的。“学生有一个电话号码簿，校领导的办公电话、家庭电话都有，随时可以打。”

作为基础课委员会主任的李卓宝对此更为记忆深刻，她说，数理化等基础课很抽象，学生学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就派了一些老师跟班学习，建立跟班日志，系统研究学生学习基础理论的认识过程和规律，从中发现问题再寻找解决办法。”

李卓宝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女生工作委员会主任”，对女生的学习、生活、健康问题进行专门调查。毕业44年后，一些女同学还会开玩笑说她“当年是我们的妇女主任”。

6年时间，“5字班”学生学到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动手能力。蒋南翔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发展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他提出“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能力。

王心丰说，清华6年带给自己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他至今记得蒋南翔讲的“干粮和猎枪”的比喻，“他把学生比喻为‘猎人’，把学校老师教给的知识比喻为‘干粮’，把自学能力比喻为‘猎枪’。如果学校只给猎人干粮，干粮总是有限的，猎人吃光了干粮，就会失去生存的希望；如果学校给了猎人猎枪，教他打猎和在野外生存的本领，那猎人就可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继续生存下去。”

得益于清华给予的“猎枪”，王心丰说，在工作当中，再复杂的项目设计，他都可以迎刃而解。（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张欣）

摘自 《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