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水木清华九十年(五)

2007-10-16 |

水木清华九十年(五)

文:阿忆

千秋耻,终当雪

193777号,清华数学教授杨武之被卢沟桥方向密集的枪声惊醒,感到甚是不安。那时,杨太太怀着杨振复,大儿子杨振宁在外读书,而杨振平、杨振汉、杨振玉最大的只有6岁。于是,杨武之决定尽快把一家老小送回合肥老家。路经天津火车站,杨武之看到,站台上国民革命军荷枪实弹,战争近在咫尺。

此时,蒋介石不再认为日军只是想在满洲国南部建立非军事安全区,而是断定他们真要吃掉华北。他忍无可忍,决定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奋力一击。715号,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会,邀请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南开校长张伯苓同去参加。大家誓师抗战,同仇敌忾,使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主持人陈晓楠:这一天,共产党人向国民党递交《合作宣言》,认同三民主义是中国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共产党人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方式没收地主土地,并取消红军番号,自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蒋介石立即发表谈话,凡是中国公民,只要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国民政府将既往不咎。

728号,噩耗传来,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中将,在南苑保卫战中,壮烈阵亡。一时间,这支曾镇压过一二九学潮并在清华园实施大搜捕的军队,成了民族之师。813号,蒋介石调集陆海空3军,围攻驻上海日军。然而,这纯粹是个过早发动的战争。日军很快从防守转入进攻,革命军步履艰难,很快就面临南京弃守。 在这场苦涩的较量中,两位清华校友被中国人深深记住。

孙立人1915年考入清华,后赴美留学,在弗吉尼亚军校求学。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孙立人负伤11处,埋下深深的仇恨。另一位是空军英雄沈崇诲,他因坐机故障无法返航,便直冲日本旗舰,壮烈殉国。 沈崇诲1928年考入清华,读的是土木工程,与航空和军事无关。但在国破家亡的年代,他无法成为建设者,只能划过长空,为保卫家园而牺牲。那一天,一起执行轰炸任务的其他6位飞行员清晰地看到,日舰倾斜,舰尾沉入海水,随后是火药库爆炸的一声巨响,一切化为灰烬。战友们欲哭无泪,只是轰鸣着,向白茫茫的海水致以最后的敬礼。 就这样鏖战着,北京、上海、山西大同相继陷落,首都南京也危在旦夕。

拿到一份老式电报,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乘上一辆汽车,带着梅贻琦和清华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外教授叶公超奔向长沙。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已共组"长沙临时大学"

国破山河在。那位讲课时两眼微闭,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的陈寅恪大师,此刻再也发不出笑声。陈寅恪的祖父是陈宝箴,父亲是陈三立,两位都是戊戌变法中湖南新政的改革领袖。当北京被日军打下,病中的陈三立老人悲愤交加,拒绝服药和吃饭,914号惨别人世。

陈寅恪用模糊的视力,最后看了一眼清华园,而后携妻带女,朝长沙奔去。此刻,他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清华。陈寅恪从小求学无度,无书不观,通宵达旦。他把细小的油灯藏在被褥之间,以免影响家人休息。父亲治丧,陈寅恪视力急剧下降,必须及时入院手术。但陈寅恪就像绝食而死的父亲一样,不肯在沦陷区教书。

【主持人陈晓楠:人世就是这么难以琢磨,越是战乱,却越是昂然好学。当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开学,学术空气更浓。教授们白天上课,晚上就铺开写作摊子。就是这时,哲学教授金岳霖写出了《论道》。和所有教授一样,他满腔悲愤,并悲愤写进了书里。有人问为什么起这样一个陈腐的书名,金岳霖回答说,要让它有中国味!在他看来,哪怕是一点点中国味,都是对抗战有用的。

【采访叶企荪之侄叶铭汉

1935年,那时就有计划,就说华北形势不好,日本人可能要侵略,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计划,在长沙设立一个分校。长沙分校的筹备的主任,就是我叔父负责的。 1937111号,长沙临时大学开课。闻一多写给留在北京的儿女们一封信,记录下了长沙临大的景象--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蒋委员长曾经住过,但这房子并不好,刮起风来,两扇窗门劈劈啪啪打得很响,打一下,楼板就震动一下,天花板的泥土便掉下一块--这封信发出不到两个月,日军攻克南京,进逼中南,长沙突然变成了前线。蒋介石急忙下令,长沙临大再次转移。抵达云南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春天,西南联大在昆明火车西站附近的农业学校,选定第一个落脚点。很快,西南联大组建完毕,梅贻琦是校务委员会主席,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朱自清是中文系主任兼清华图书馆馆长,吴有训是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杨武之担任数学系主任。 为了解决联大学习资料问题,朱自清从北京带来3万册图书,但7000册在重庆被日军炸毁。这可心疼坏了杨武之的大儿子杨振宁。

1938年秋天,杨振宁没有继续读高三,而是以"同等学力",考入联大物理系。杨武之是大数学家,他教给儿子的不是数学,而是数学精神。但此刻,杨武之并不赞成儿子去学数学。要记住,这是1938年,数学显得太不实用。因此,杨振宁的志愿先是联大化学系,入学前,又改成了物理系。 或许联大外文系教授朱光潜并不这样认为,他根本不相信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会覆灭,于是他就在炮声中写着《青春的岁月》。据说,朱先生讲诗歌欣赏,1小时只讲4行,听得人心驰神往。

这是联大经济系主任陈岱孙,不仅是他的课让人心驰,还包括他的英俊。那个时候,凡新生入学,必得高年级学生告之,陈岱孙教授上课,必在第一堂课转向黑板,在上面写下一个大大的"Want",然后笔直地转回180的身躯,开始讲课。让女学生们迷蒙的是,先生40岁了,还没有结婚。 没结婚的,还有哲学教授金岳霖。每上第一堂逻辑课,金岳霖总是举例说:"今天天晴,我上西山。"高年级学生也把这个秘密告诉新生,所以经常是教授刚说"今天天晴",学生们就一齐喊:"我上西山!"

那时,日本飞机常轰炸昆明,每逢警报响起,联大师生都要向学校北边的坟地跑去,时称"跑警报"。金岳霖跑警报,把《知识论》手稿坐在屁股下。警报解除,金岳霖抬屁股就走,遗失了全部书稿。但他不屈不挠,竟在艰苦环境下,再次写出了《知识论》。

【主持人陈晓楠:1940年,日军隔金沙江而望,这使联大师生有了真正的动力,于是他们在联大校歌中唱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可以说1940年既是西南联大,恐怕也是全中国最困难的一年。那时,昆明人跑了一大半,因此民生凋敝,百业俱废,只是联大师生的热情不减,学风甚旺。

联大8年,是梅贻琦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他在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在风雨之秋,清华好像一只船,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惑;但我们相信,不久就会天明风定;那时,我们要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 抗战时期,昆明物价涨了300多倍,闻一多教授不得不挂牌刻图章,补足8口之家。即便如此,闻一多仍十分用功学问,除了上课,轻易不出门。每逢饭后,大家都要外出散步,唯闻一多总是不去,因此大家总劝他"何妨一下楼"。渐渐地,闻一多多了一个雅号,那便是"何妨一下楼主人"

有一天,杨武之拉着杨振复去远处的大堤散步,3岁的杨振复忽然说:"将来我长大了,爸爸长小了,我也拉着爸爸去大堤散步。"杨武之听罢,不禁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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