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杨苡先生的客厅

2018-02-26 | 余斌 | 来源 《文汇报》2018年2月26日 |

巴金是她的人生导师,从17岁写信诉说人生苦闷开始,她与他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不仅是她的兄长,也是她最崇拜的人。而她自己译著了《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呼啸山庄》这个译名还是由她首创的。她就是著名翻译家杨苡。

2018年,杨苡先生正式迈入了百岁老人(虚岁)的行列,但通过南京大学余斌教授的这篇文章,你分明感到,她仍在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什么事到她嘴里,都是“好玩哎”。

巴金和杨苡在上海武康路巴金家合影。赵苏摄

客厅里的照片无论如何变换,巴金和杨宪益的像总是出现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北京西路二号新村,是南京大学的一处宿舍区。有大大小小几十栋楼。其“滥觞”是几栋上世纪60年代建的三层楼房,“二号新村”之“新”就是由此而来。后来范围扩大,陆续有新楼盖起,特别是一批上世纪80年代六层的住宅,定下了现今二号新村的格局,几栋三层楼房已偏于一隅,蜷缩在院子深处。

杨苡先生就住在其中号为“甲楼”的那栋的一楼。按后来单位分房时的说法,应归为两室半的中套,70来平方。1965年入住至今,再没挪过地方。到现在杨先生说起当年选房时自己的眼光,还有几分得意。说这房子质量好,地基打得深,冬暖夏凉。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天津,杨家风光显赫,即使身为中国银行行长的父亲去世以后,杨家住的也是租界里的深宅大院、花园洋房。甲楼一小小单元房,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杨先生聊起往事,可以将天津旧居的种种细节一一道来,语气里却无半点不胜今昔的味道。

她好像从未将她不大的单元房看作“陋室”或“蜗居”之类,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降,高校教师的居住条件也大大改善,相形之下,她的住所已显得狭小而老旧。旧虽旧,杨先生的家绝对不会像通常老人的住处那样,给人缺少生气的感觉。小院里总是花木扶疏,房间里则家俱、小玩意不断重新摆放。重新组合、分类最频繁的是书,不定何时有了新主意,杨先生就会指挥保姆小陈搬进搬出、搬上搬下排列一番。这是外人不易觉察的,杨先生自会兴致勃勃地提起,且告诉你如此归类的理由。就像把一些老歌请人录在一起听,又或聚起了满橱各种材质的玩偶、娃娃一样,到老太太嘴里,都是“好玩哎”,她经常给一个解释是:“这是我的一种玩法。”

我所谓“杨先生的客厅”,是通向小院的一间,也就十三四平米,几只书橱加上写字台、沙发,剩不下多少转圜之地。墙上的字画而外,吸引注意力的是四处摆放的照片,先人的、家人的、朋友的、师长的;过去的、现在的。有的是“长设”的,有的则“应时”变换。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像总是出现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巴金是她的人生导师,从17岁写信诉说人生苦闷开始,她与“李先生”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杨宪益则不仅是兄长,也是她最崇拜的人——说起杨宪益,她总是很确定地用上“崇拜”一词:“我就是崇拜我哥!”

那些老照片里的人有好多都已不在世了,却不是供着,杨先生与之朝夕晤对,就仿佛故人还在周围。在杨先生家做客,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就是看老照片,几乎照片上的每个人,都会引出一个周周折折的故事。有时谈着往事,杨先生会忽地起身到照片前面去指认,这就是他(她)哎。老人都喜欢谈往事,唯杨先生说起来没多少伤感,倒是“好玩”得紧,仿佛那些人与事不是过去时,是现在时的。有她在内的照片,穿越了好几个时代,从孩提时代,到中学毕业照,到身为主妇,到儿孙绕膝的老年,当然有“岁月”流过,奇异的是不“沧桑”,就像房间里老旧的家俱、不加粉饰的墙面和裸露的水泥地,不会让你觉得寒伧一样。

其实衬着商品房的兴盛,层出不穷的新兴小区,二号新村里后起的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多层住宅也像是上了年纪的光景,“新村”之“新”已然无从说起。其居民多为老年的教职工,年轻的大都搬到学校新建的宿舍区,七老八十者株守此地,图的是位置在市中心而闹中取静,交通、就医方便。院里比别处更有一种静谧,有几个时段,最常见的景观就是老年人相携在缓缓散步,其中不乏拄着拐的。据说90岁以上的,能数出六七位,这里面年龄最大的,我想就是杨先生了吧。

杨先生并不是南大的人,住在这院里,她的身份是赵瑞蕻先生的“家属”。“家属”有一意,是指没有工作的人,家庭妇女。杨先生常说起对家庭的看重。1953年高教部外派赵先生和她去东德教书,一家人已打点行装到了北京了,说是孩子不能带去,她便拒绝了。孩子是最重要的,这差不多是绝对命令。杨先生说这是家教,从母亲那儿来的。不仅如此,赵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是优先的,客厅里唯一的写字台就属于他。很难把“相夫教子”与《呼啸山庄》的译者联系起来,但杨先生总是笑说起她在家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她与赵先生之间的“志同道不合”。

她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有机会就要声明自己只是“教员”

当然,杨先生并非“家庭妇女”,倒不仅仅是从言谈举止上一望而知——事实上从大学毕业到退休之前,她一直是工作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有单位。把“工作”和“单位”分而论之大有必要:上世纪50年代初,杨先生的履历表里自说自话填的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她不知道照新社会身份的分类,根本没有这一说。她也不晓得她所习惯的“自由”已经成为一个可疑的字眼。

她以为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写实”的,因为那几年她不上班,呆在家里译书。不过她不上班的“自由”很快受到干扰,文联(杨先生在南京解放后加入了市文联)的小会上有人对她“不出来工作”表示不解,杨先生信奉的“孩子第一,四岁以前必须自己带”,不被认为是一个理由,在仍应算是和风细雨式的“帮助”中,倒被归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

杨先生后来就被“帮助”到单位去了。在水利学校教过中文,到文联下属的《雨花》杂志当过特约编辑,最后一站是南师大外文系。1980年就不干了,不是系里让退,是她自己辞职的。她的许多朋友同事都不明白她何以那么迫不及待:等定了职称再辞嘛。在高校,职称属“兹事体大”到近乎“唯此为大”的,而退休即令不是形同被单位抛弃,也是很让人失落的事,故还有“提退”一说,即以提职称为条件换得下岗。杨先生什么都不要,自己走人,想必给单位领导省了不少“做工作”的功夫,何况不是退休,是主动辞职。

尽管杨先生是西南联大出身,在高校工作多年,资格不可谓不老,却一直没职称,身份是很含混的“教员”,听上去似乎比讲师更等而下之。根据资历和作为《呼啸山庄》译者的名声,很多不知情者都想当然以为她必是教授,往往以教授相称,杨先生有机会就要声明她是“教员”,大有“以正视听”的味道。有次文联给她颁奖,介绍时领导说她是教授,轮到杨先生发表获奖感言,她头句话就是: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弄得领导很尴尬。自然的,很多人为杨先生抱不平,同时以为那样的纠正隐然有忿懑之意,甚至将她的辞职与对待遇的不满挂起钩来也说不定。但杨先生提起“教员”总是很平静,止于澄清误会,听不出什么怨愤的情绪。至于退休事,她似乎是求之不得的——对她而言,那是对“单位”成功的逃离。她主动辞职,最大的动因就是和“单位”拜拜。此处加上引号,盖因杨先生不仅是对某个具体的单位有特别的不满,凡属“单位”者,都让她觉得隔膜。

就读西南联大的杨苡在昆明西南联大后门莲花池留影。

这和她的经历有关,她在“单位”里从来就是批判、甄别的对象,最宽松时也是被“帮助”“争取”的对象,在咖啡馆里喝着咖啡改作业被撞见也被举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证据,深文周纳寻绎她诗里的反动因子。她在“单位”几十年,舒心工作的时间没多少,被批、“靠边”的时候倒居多。是故在杨先生那里,“单位”是和一连串的不快以至屈辱绑定的,宁可敬而远之。

当然,也和她的性格有关。即使没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杨先生对“单位”也不是不感冒的,因“单位”之于她,都意味着拘束、限制。杨家三兄妹曾戏以“博爱,平等,自由”彼此定义,谓哥哥杨宪益得“博爱”,姐姐杨敏如追求的是“平等”,杨先生则要的是“自由”。这“自由”没什么抽象的,简单地解作个人的“自由自在”也没什么不可以。她18岁离开日本人占领下的天津那个让她苦闷的家,只身到昆明入西南联大读书,是争自由,希望自由自在地说话,随意安排生活,要的也是自由。

在“单位”里,杨先生仿佛动辄得咎,不独是后来,1948年她在国立编译馆干了一年,就因议论国民党的“勘乱”加上对上司的不敬被解聘了,其后到中英文化协会,更是一个月就走人。

她的客厅成了她最自在的地方,与朋友聊天是她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惯“单位”的人当中,有不少是不善与人相处,或人缘不佳的,这两项皆与杨先生无关。她是很愿意与人交流的,人缘则我想亦必是不差,否则就没法解释她的客厅里何以总是那么热闹。她的动辄得咎,多半是祸从口出。不能把杨先生归为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懂”就更说不上。杨先生有自己的立场,而且喜欢对人与事“随便”发发议论。在过去不可“随便”的年月,这一“随便”,事就来了。即使不干政治,对周围人事的议论也会有后果的,弄不好就得罪了什么人。

既然杨先生并不反感与他人的交流,且喜欢轻松随意的往还,她的客厅便成了她最自在的地方,与朋友熟人聊天无疑是她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猜想杨先生过去一定是喜欢串门的,只是年事已高,且久已不良于行,就有来无往,都是登门拜访的人了。杨先生的客厅于是也便越发的热闹。

1956年赵瑞蕻杨苡携三个孩子摄于上海,《呼啸山庄》译于此时。

我想我可以肯定地说,杨先生家的访客最多,她的客厅是二号新村大院里最热闹的地方。其他人不拘“陋室”还是“厅”,标举的都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类,杨先生这里没那么“雅”,似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采访的记者、邀稿的编辑、亲朋故旧(包括他们的后人)、串门邻居、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年龄跨度大,少长咸集,少者20许,长者80往上。

杨先生并非来者不拒,比如对媒体,就是有戒心的,因为不止一次,她发现登出来的文章或添油加醋,或张冠李戴,或用些花团锦簇不着调让人哭笑不得的句子,总之看了添堵。最让她畏惧的是那种“胸有成竹”的采访:来者早有预案,一连串问题,仿佛就等着你“填空”。而后找个标签,比如谈身世,来个“贵族”往上一贴,就算齐活。杨先生身上,早年即养成的教养在那儿,很少让人下不来台,心里则未尝不气恼:我出生时父亲就不在了,杨家走的是下坡路,哪来什么贵族?!我们兄妹都是要摆脱旧家庭的,贵族、贵族的,羡慕得不得了似的——又时髦了吗?最后则以“太可怕了!”或“可怕极了!”作结,这是杨先生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短语,用以表示对某些人与事的厌烦。

杨先生喜欢说往事,有时却又很烦被问这问那,这似乎有点矛盾。其实不然。不待你发问,她也会说起天津那个家里生活的种种,在中西女塾的日子,联大师友们的友情,等等。这些都是在她脑子里盘桓不去的,越到后来,那些画面越是鲜明生动,而且总是伴随着纷纷的细节,听她娓娓道来,真是如在眼前。同样的内容,有所图而问上门来的,她有时就搪塞敷衍,甚或说些不爱听的,以她的方式把人家给怼回去了。简单地说,杨先生乐于分享属于她的记忆,却不高兴被拿去做谈资,更不喜弄到媒体上被消费,那就不再是她的,变了味了。

是故杨先生最感自在的是聊天,回忆若纳入聊天的节奏,她就特有兴致。而聊的内容也不单是她的怀旧。像她这样岁数的老人,多半都是唱独角戏了,因为对外间事、他人事再无好奇心,她不。她说,也听人说。话题从国家大事、时政要闻到热播电视剧到里巷琐闻、各种八卦。她的访客常惊讶她有这么好的记性,也惊讶她知道那么多正在发生的事。不上网,不用微信,她的信息除了得自电视、报纸之外,一个重要来源即是客厅里源源不断的访客。既然她的访客“三教九流”,且什么年龄的都有,她又时或好奇发问,便很能跟得上趟,一些时新的说法也会从她口中蹦出来。比如不久前她跟我说起有人弄错了什么事,便笑道:“我这不是‘躺着中枪’吗?”

只要觉得仍然有“好玩”的人与事,她跟这个世界就“不隔”

足不出户而所知甚多,杨先生自己有时也不无得意。“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拿年龄说事儿,老年人有此感慨,顺理成章。杨先生常说到同辈甚至年轻一辈的谁谁不在了,也说到自己的时日无多,但你分明感到,她仍在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只要觉得仍然有“好玩”的人与事,她跟这个世界就“不隔”。而杨先生觉得“好玩”者,委实不少。前几天她还打电话过来,只为提醒我电视上正在播一场音乐会。“好听!”她告诉我哪个频道,之后就匆匆把电话挂了。

当然,能够“不隔”,好奇心之外,“物质”基础是杨先生的耳聪目明。几年前不慎跌跤骨折后,杨先生的活动半径就在不断缩小,最后当真是“足不出户”了。但是她的反应一如既往。杨先生语速快、动作快、反应快,就是因动作太快才有那一跤,因此也就“收敛”了。但除了这一项,其它的还是快。电话里绝对听不出年事已高,客厅里众声喧哗之际,她则有“耳听八方”之能。比如正跟坐得近的人聊着什么,那头有人在谈论她感兴趣的某个话题,她会忽然停了话头,加入那边插言几句,或是发问。眼见就过百岁的老人,有此反应,不由人不称奇。而谈兴正浓之际,杨先生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一无倦容。

这当然是杨先生自在的时刻,但她的客厅里的热闹,却还需要另外的解释:必是来访者也觉自在,才会有事没事往她这儿跑,大事小事跟她聊。去的次数多了,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发现来的人各有各的因由,凡不是带有任务者(比如采访),到这儿都特别放松。杨先生自有她的礼数,来客必有清茶一杯,聊的时间长了,保姆会端上点心,赶上饭点,则又有馄饨、炸酱面什么的端上来,都是杨先生调教的。但是又很随意,来人不会感到拘束,因为很快会进入某种类于闲话家常的节奏。无需打点精神,常登门者更如同串门一般,来了便来了,去了便去了,哪怕坐不多会儿,吃了碗馄饨告退,也无半点心理负担。很长时间不见面的熟人,没准在这里撞上了,素不相识的人,没准在这里相识,成了朋友。有的时候,这里甚至成了临时中转站,书籍之类要交给某人,便撂下,因别处一年半载遇不到,杨先生这儿,隔段时间必会出现。

杨先生无权无势,登门者没什么可图的,若说终有所图,那所得也就是一份自在闲情了。这年头人人在打拼,自觉不自觉,都上足了发条似的往前奔。有人处便有攀比,即使退了休,也还跟人较着劲。到杨先生这儿,一切都显得多余了,你若是“人比人气死人”,跟杨先生一比,足可自慰,因她一辈子也就是个教员嘛。

杨苡译著书影

以世俗的眼光看,杨先生一生走的大约是下坡路,唯她自己一点不觉。有次单位里来电话,告她要发慰问金,她听差了,以为是补助之类,赶紧声明不缺钱。“我活得好好的呀”,这样的话我听过好多回了。倒是偶得稿费,杨先生有意外之喜,立马盘算着怎么花掉。出了新书,常又告诉出版社,不用给稿费,要书。而后就详列名单,题了字送出一大批,这都是让她觉得“好玩”的。

杨先生最近跟我说起的一桩“好玩”事与保姆小陈有关。小陈住在杨先生家,照顾老太太的起居好几年了。因杨先生大体上都是自理,小陈的活并不多。二号新村老人云集,钟点工供不应求,于是院里便有不止一家找到她,请她空闲时去帮忙。商之于杨先生,当然是照准。小陈高喉大噪,大大咧咧,人却是极好的。找个合适的保姆不易,那几家纷纷表示,希望“以后”小陈住到自己家来。小陈回来学说给杨先生听,想来是因自己的服务受到肯定,有点兴奋,不无自矜。杨先生听了,当然了然这“以后”是说她百年之后。许多老人对此是忌讳的,杨先生并不。她经常自己说起,别人岔开,下次她还会说,说起来一如谈家常。复述小陈的故事,则淡然之外,好像她还觉得好玩:“都认定了是我头一个走呢,我年纪最大嘛。”说着她自己就笑了。

(本文照片均由杨苡先生的女儿赵蘅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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