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们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2017-06-28 | 张渺 | 来源 《中国青年报》2017年6月21日 |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正值16周岁。

他出身书香门第,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当时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设国家了。”如今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潘际銮笑着说。阳光隔着窗,洒在他身前的茶几上。

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

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幸好昆明的气候好,不会冻着人。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挤挤挨挨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看不见书了。

“窗户就这么大。”潘际銮伸出双手比画着,“木头格子上糊着竹子做成的窗户纸,半透明的,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那种纸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当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面儿,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填的是一阙《满江红》。

潘际銮慢慢陷入回忆,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念着念着,他又微笑起来,眼睛里像是闪着光,“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的。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西南联大老照片

《西南联大行思录》 张曼菱/著

2015年5月12日,部分西南联大老校友参加大型专题文献《我的西南联大》首发式。

三校南行

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出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血与泪。

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那个时候,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里会想着就业、赚钱啊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潘际銮说。

炮火降临在清华园的时候,后来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吴宓教授,正抱着被子坐在床上,墙壁因轰炸而抖动落土。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身穿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无寸铁,却在国军撤出北平后,与同僚相约,一同巡逻护校。

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变”之后,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飞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亲眼看着“挂着日本旗子”的飞机,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将炸弹丢下来。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又去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就读。

这些故事,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西南联大行思录》当中。

张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听着父亲讲述西南联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复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学。20年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光盘制作完成,时长近900分钟。她把这项工作称作“抢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开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这一天,都要穿着一身黑衣服在校园里走。”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后来有人劝阻他,说现在学校对国际开放了,也有日本学生,这样做不合适。可是,记住曾经遭受的苦难,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说到这里,张曼菱的神情有些忿忿不平。

1999年,她第一次见到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尚未毕业就自愿报名参军,给美军在华作战的飞虎队做翻译。也正是因为从军,梅祖彦最终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

据梅祖彦回忆,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是空军的飞行员,在淞沪会战中牺牲。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吴宓是那年的11月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笼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南迁的三校师生,在长沙暂时停驻,最终落脚在昆明。3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3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当时,梅校长是3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张曼菱说。

起初,3位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1年。但由于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行,始终由梅贻琦主导联合大学的校务,成为实际上的校长。

这所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材率,却是空前绝后的,“无法复制”。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不会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宿环境,让他养成了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是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文字。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并不强求标准了。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用看书,每一首都是当场背出来的。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翻。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话文翻译。

“怎么能拿一个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个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要入社的成员,写文章将各自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学史家自比为紫鹃,“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也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吴宓一怒之下,“石社”当即解散。

联大学风

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的专业课物理,就拿了一个不及格。

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教机械原理的老师刘仙洲,学生私底下称其为“刘老大”,另一位教热力学的老师孟广吉吉,则被称为“孟老二”。两位老师都以严格而著称,孟老师时不时还会在上课前来一次突击小考。

“平时上课我听得很认真,没想到考试一下来了个不及格。从那时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联大的老师,不仅是要求我们学会他们在课上讲的内容,还要求我们自学,把课上没有讲到、但是又相关的原理,自己融会贯通。”潘际銮坐在沙发上,一边回忆一边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个有些小得意的微笑:“从那次不及格之后,我的成绩就一直排在前边啦。”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据潘际銮解释,那时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一次考试中,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

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绩,或是拿着参加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了,他选择了西南联大。

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再复制了。”潘际銮摇着头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

一边讲着课,教授一边还需艰难地维持生计。

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抗日战争结束后,赵忠尧前往美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数年后他归国,从美国带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实验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节约的钱,自己购买的。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基于他带回来的这些材料,最终装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张曼菱总结。

山城回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潘际銮还记得在母校门口茶棚读书的场景。

宿舍里没法上自习,图书馆也很小,只有不到300个位子,而在校的学生却有两三千人。学生走出了校门,走到学校附近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一眼望过去,都是当地百姓开设的茶棚。

潘际銮拿起笔,随手在一张报纸上画了起来,画的是记忆中那些茶棚的样子。

每天清晨,这些沿街的茶棚将门板一扇一扇打开,一块小小的空间就圈了出来,能“摆得下三四张桌子”。一壶茶只要5分钱,能喝一整天,几条街上的茶棚里,坐满了自习的学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他在茶馆里,写出了文学生涯中最初的几篇小说。

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对昆明的茶馆,他的印象同样很深。“他们(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本钱,但是对大学生是特别保护的,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非常感谢。”李政道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说。

西南联大的学人,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便是“跑警报”。

当战火向着西南边陲蔓延,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并不扔炸弹,偏要故意朝着人群,用机枪扫射。

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提前1小时上课,每节课改成40分钟,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等飞机“往越南那边”飞走了,师生再赶回来,继续下午的课。

关于“跑警报”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师刘文典与沈从文斗嘴,刘文典问对方,“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是为了什么?”

一向浪漫的吴宓,就算是记述跑警报这种事,也不乏浪漫笔触。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为少男少女提供爱情绝佳之机会。”

据杨振宁向张曼菱回忆,有一阵子,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去。学生在山上等得无聊,偶尔还要打打桥牌,以至于“桥牌都挺熟的”。

邂逅历史

毕业近70年,潘际銮可以在学生名册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飞快地对记者背出自己当初的学号——33687。

当初在西南联大,许多学生都对潘际銮的学号有印象。那阵子,学校张贴成绩单时,并不印着名姓,只印着学号和分数。33687这个学号总是在前几名里,渐渐地,有些人记住了,这个就是潘际銮。

这个学号,也印在潘际銮的学生注册卡片上,旁边还贴着一张照片。当年16岁的他脸颊饱满,中山装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这位中国焊接第一人看着自己的旧照片,似是回忆母校,也似是回忆自己的青春。

部分西南联大老校友参加《我的西南联大》首发式

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现任会长潘际銮

西南联大校友会印发的会刊

张曼菱对西南联大的“情结”,则起源于父辈的讲述。她并没能亲历西南联大的辉煌,但她的父亲,却是在青春正盛之时,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联大学人的言行举止。

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的、碎片般的记忆。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称作“抢救式”的。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将它们留存下来。

“西南联大的学子,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知名,但他们也同样作出过很多贡献。”张曼菱将自己的采访经历,称为“邂逅历史”。

每隔一段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将回忆文章等打印成会刊,装订成册,发给老校友。会刊用蜡纸做封皮,上面印着西南联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会刊的期数。

许多老校友陆续去世了,家人并不把这些老人珍藏的会刊当回事,有的扔了,有的扎成捆卖了废纸。张曼菱感到心疼,这些文献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有老校友写了《八百学子从军记》,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忆自己如何逃课、凑学分,挤在窗户下面旁听受欢迎的教授的课。甚至有汪曾祺当初的同窗,回忆这位后来的文学家,如何留着长长的头发,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只扣两个扣子,趿拉着一双不跟脚的布鞋,抽着烟,一脸颓废,每日在校舍中晃进晃出,像足了“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这些饱盛了回忆的会刊,也填满了潘际銮办公室里的半层书架。一张西南联大校舍的旧照片,被他摆在书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即使在毕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西南联大学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学生活,依然会滔滔不绝。面对张曼菱的采访镜头,李政道讲了3个多小时,杨振宁讲了4个多小时。

张曼菱还曾前往台湾,拜访过9位解放后没能留在大陆的老校友。

当张曼菱来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时候,那位年事已高的老校友穿上了旗袍,打理了头发,化了精致的妆,十分郑重其事地接待了她。这使得张曼菱知道,对方是多么重视与她的这次见面。

老人家谈起自己在西南联大的青葱岁月,又谈起在台湾的生活。话里话外,隐约浸着些远离故地的伤感。张曼菱从那位老校友家中离开时,老人站在窗边,隔着栅栏,远远地目送她。

当时,张曼菱心中隐隐就有预感,这或许便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了。


相关新闻

  • 292022.09

    梅贻琦风范长存——纪念梅贻琦校长逝世六十周年

    如果您无法在线浏览此 PDF 文件,则可以下载免费小巧的 福昕(Foxit) PDF 阅读器,安装后即可在线浏览 或下载免费的 Adobe Reader PDF 阅读器,安装后即可在线浏览 或下载此 PDF 文

  • 192023.07

    鲜花祭英烈 泣泪奠忠魂

    如果您无法在线浏览此 PDF 文件,则可以下载免费小巧的 福昕(Foxit) PDF 阅读器,安装后即可在线浏览 或下载免费的 Adobe Reader PDF 阅读器,安装后即可在线浏览 或下载此 PDF 文

  • 102013.09

    作家张曼菱向潘际銮会长赠送《西南联大行思录》

    2013年9月10日,上午10点半,作家张曼菱女士如约来到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院士办公室赠送新作《西南联大行思录》。

  • 212022.04

    深切怀念西南联大杰出校友潘际銮院士

    2022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焊接工程教育家和焊接工程专家、西南联大杰出校友、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潘际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潘际銮1927年12月24日出生于江西瑞昌,1944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并留校任教至今。曾于1992年至2002年受聘担任南昌大学校长。1956年4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 052012.11

    简讯目录1~29期(文纪俊整理)

    筹备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情况汇报 欢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名单及情况简介 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

  • 082015.01

    消失的大学承载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的力量(华商报孙强)

    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的西南联大教授沈从文先生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时条件那么苦,但为什么联大八年培养出的人才,却....

  • 162023.01

    深切怀念西南联大校友杨新民先生

    2022年12月31日,水利工程专家、西南联大校友杨新民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杨新民,1924年生,江苏无锡人。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曾作为翻译官参加远征军。西南联大结束后转入清华继续就读。毕业后在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工作,曾任总工程师、副院长。杨新民联大求学1924年6月,杨新民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普通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上海沦陷,刚刚初中毕业的杨新民便随家人逃难到重庆。高中毕业后,杨...

  • 142013.08
  • 102013.08

    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西南联大?——北京晚报2013年8月9日

    记者:大师们在西南的故事,有哪些让您印象尤其深刻的吗? 岳南:深刻的很多,如拿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来说,这个联大是由原来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北....

  • 182021.06

    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纪录片《九零后》里的西南联大

    关于西南联大最知名的一段叙述是:只存续8年,却先后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一百多位人文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