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百岁李储文:我亲身经历的西南联大

2016-09-21 | 高渊 | 来源 上海观察2016年9月3日 |

我亲身经历的西南联大

我们做的早饭很简单,每个学生是两个馒头和一碗豆浆,由我夫人负责。2007年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时,我到清华大学参加师生庆祝活动,当年的学生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一见到我就大喊:“馒头!馒头!”


2016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上海华东医院的一间病房,李储文先生正在读书。

两年前,他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套“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英文影印本。从此,阅读这套大书便成了他每日雷打不动的功课。他指指桌上的书对我说:

“这套书总共80本,每本有六七百页,我花了3万多元买的。现在每天看一个小时,看到了第26本,但这辈子不一定看得完。”

生于1918年的李储文,已近百岁。虽然行动略显迟缓,但饮食如常,记忆力尤其不错。见到我,他微笑着伸手相握,连说“请坐请坐。”

李储文先生的经历颇为传奇。生于宁波普通家庭,读的却是上海滩知名的教会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辗转数月来到西南大后方,希望为抗战尽一己之力。在重庆七星岩的新华日报社,他见到了周恩来。

此后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李储文先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办起学生服务社,与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华罗庚等著名教授接触甚多。同时,他也与当时美英两国驻昆明领馆新闻处的官员,以及多位“飞虎队”地勤人员密切交往,并促成三名美国兵在重庆见到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关注。

说这些话的时刻,距抗战胜利已经71年,离“东京审判”开庭整整70年了。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洗刷,留下的故事都是最有意味的细节。

本文作者与李储文合影

昂贵的大学:“国民党的市政府在江湾,我们一大帮学生徒步请愿要求抗日,走了整整一夜。”

高渊:1937年,你考上了上海的沪江大学,这所教会大学怎么样?

李储文:不难考,但学费贵,一学期要115块大洋。那时候,3到5块大洋就能买一石米,月收入20块大洋就很高了。

沪江大学当时的商科与化学系教学水平名列上海之首,刘湛恩校长是首任华人校长,他坚决主张抗日,1938年4月遭到汉奸暴徒的枪杀而殉国。我参加了全校师生在外滩新天安堂为刘校长举行的追思大会。

高渊:上这么贵的学校,学费谁来出呢?

李储文:我的大哥是个航运商人,帮上海的大商人虞洽卿做事,从学徒开始,奋斗了很多年。大哥非常重视培养我,不仅资助我上中学、大学,还培养我认真读书的好习惯。他要我念化学,毕业后到煤气公司工作,他觉得这样比较有前途,能够实业救国。

高渊:那时你在化学系成绩好吗?

李储文:念得不好,我那时已经参加抗日活动了,毕业论文是请同学帮忙的。我更喜欢文史,大哥一开始让我考交大,我没考上,理工科一直不好。

高渊:当时局势怎么样,社会上的抗日情绪已经起来了吗?

李储文:当时,长城抗战早就开始了,淞沪会战已经失败了,我是坚决要求抗日的。其实在1935年底,为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发出的“抗日救亡”、“一致对外”的号召,上海复旦、交大、光华等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时我还在光华大学附中上学,就参加了抗日游行。

我们中学在大西路上,就是现在的凯旋路,国民党的市政府在江湾。我们一路上高呼救国抗日的口号,唱抗日歌曲。路过江湾附近,在日本纱厂房顶上,日本兵驾着机关枪对着我们,我们毫不畏惧,口号声更是此起彼伏。我们徒步游行到江湾市政府,请愿要求抗日,走了整整一夜。

那时上海市长是吴铁城,他让人从泰康公司买了几卡车面包,叫我们吃了就回去。我们走了一夜,大家都饥肠辘辘,应该说面包是很诱人的,可是同学们都高喊:“我们不要面包,我们要抗日!”

高渊:为什么对国民党印象不好?

李储文:我小的时候,在宁波上集成小学,大概三四年级时,有个葛姓的地主儿子突然来做校长,老师们都说他不懂教育。记得他佩带着青天白日旗的徽章,耀武扬威,令人反感。

高渊:在大学里和教会方面联系多吗?

李储文:沪江大学是教会学校,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演讲会、歌咏会、短话剧演出等抗日救亡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学生部干事刘良模是基督教界出色的宣传工作者。

1936年6月7日,全国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一周年之际,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的歌咏大会上,他站在高凳上指挥千人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声势浩大。那些奉命前来阻挠的警察中的东北人,禁不住触动了流亡思乡之情,落下了热泪。当时的上海可以说“天下无人不识刘”,很多进步青年就是在刘良模教唱抗日歌曲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青年会的主要工作不是宣教,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就是说要服务社会。我在沪江大学的青年会学生部当干事,当时我们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分会资助。到了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方面的来源就断掉了。

初见周恩来:“他让我去中国远征军,但通往缅甸的路断了,我就留在了昆明。”

高渊:这时候你选择了离开上海?

李储文: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已经撤到西南大后方,主要工作是为抗战军人服务,开展学生救济工作,那里很需要人。我和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执行干事江文汉假装是亲戚,一起逃离了上海。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在中国基督教界很有影响。我们先逃到芜湖,然后就一路向西。

那时候去重庆,要么走路要么扒在货运卡车上,一定要抓牢,否则容易掉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花了一个多月才到重庆。

高渊:到了重庆先做什么呢?

李储文:那时候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就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还负责《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他的身份是公开的。后来,我和另一位进步青年在重庆七星岗的新华日报社见到了周副主席,当时很激动。

高渊:周恩来给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李储文:我是一个普通的进步青年,忽然见到中共的副主席,很拘谨。恩来同志非常懂得我的心理,他拿了一些重庆特产的小柑橘和小花生,说“坐,不要紧张哦!我问,你们说。”这样我就不太紧张了,完全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我汇报了上海开展学生运动的情况。他又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浙江宁波慈溪人。我谈到了大哥与虞洽卿的关系,恩来同志说;“这个关系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掩护,你要利用这么好的社会关系来工作。”

高渊:周恩来给你什么指点吗?

李储文:恩来同志让我去缅甸,到中国远征军中服务。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远征军中设有军人服务部,恩来同志让我以青年会干事的身份,到远征军中去做工作。因为远征军中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他们都是为了抗日,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奔赴异国他乡。

他把到缅甸之后的联系人的姓名地址写在一张糖果纸上,和一堆糖果混在一起,他说你要记住哪一颗糖果。

高渊:然后你就直奔缅甸了?

李储文:先去昆明。那时的路特别难走,从重庆到昆明还是扒在卡车顶上,经过遵义、毕节,停停走走花了一个多月。

到了昆明才知道,昆明经腾冲去缅甸的路已经被日军破坏了,没法去了。当时江文汉已经在重庆的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他建议我去云南青年会。我向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龚澎报告了,她让我留在昆明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进入西南联大:“梅贻琦话不多,给我一块荒地办学生服务处,说你可以试着办。”

高渊:你后来怎么进入西南联大的?

李储文:正好云南青年会有位干事认识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校长,他带我去见梅校长。当时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除了清华的梅贻琦,还有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但主要管事的是梅贻琦。

梅贻琦话不多,很严肃,但他民主作风我早已耳闻。我自我介绍说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想在这里办一个学生服务处,专门为老师和学生服务。他说我明白了,可以试着办。然后他划给我一块荒地,就在学校边上,其他什么也没有,都要靠自己想办法,用现在的话说,需要自己创新。

高渊:当时你是怎么创新的呢?

李储文:我想先弄个围墙,但没有材料。我打听到,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昆明郊外的山窝里有个油库,不知为何关掉了。我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来一些油桶的外包装,请人把这些东西运回来,把它们连接起来,马马虎虎可以充当临时围墙。

油库在一个小山上,我回来的时候很兴奋,骑着车一路冲下来,结果把腿摔伤了。不过好在那时年轻,才20岁出头,过些日子就好了。

高渊:当时云南是抗战的大后方,那里情况怎么样?

李储文:那时候军阀割据,而且云南很封建,男女如果手挽手在马路上走,要抓到警察局里去的。自行车也很少见,骑在路上叫行人让路,按铃是没人理的,要大声喊“洋马来啦”,因为当地人把自行车叫做“洋马”。

西南联大里面不一样,要开放很多。当然,物资非常匮乏,生活条件很差,现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高渊:你的学生服务处主要提供哪些服务?

李储文:学生服务处设有阅览室、礼堂、娱乐活动室、茶室、淋浴房和理发室等,虽然设施简陋,但还能适应同学们的需要。阅览室订了五六份报纸,既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两边的报纸我都订,别人也不能说我什么,因为学生服务处是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

高渊:据你观察,当时学生最爱看什么报纸?

李储文:那还是《新华日报》,因为它真实,比较客观地报道抗战进展,也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高渊:西南联大学生的思想倾向怎么样?

李储文:人都是穷则思变,穷就要变化,就要革命。不少学生家乡沦陷,跋涉千里,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昆明,他们远离父母,甚至与父母失去了联系。

当时物价飞涨,学生们经济拮据,学习与生活异常艰难困顿,有些学生衣食无着。但大家心气都很高,坚决要求抗日,不少人很同情共产党。

“馒头!馒头!”:“联大生活特别艰苦,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个学生来吃我们做的早饭。”

高渊:除了提供报刊,你还为他们做什么事?

李储文:那时候我夫人章润瑗从上海过来了。我们是沪江大学的同学,在重庆办了婚礼,再来昆明。她来了我就有了帮手,我在想,能不能为学生们提供一顿早饭?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同学每天上午都空腹去上课。

高渊:这顿早饭对学生有多大吸引力?

李储文:我们做的早饭很简单,每个学生是两个馒头和一碗豆浆,由我夫人负责,每天请两个学生帮忙,还请了三个工人清早三四点钟就开始做馒头。收费非常便宜,低于成本价,因为有教会的资助。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个人来吃早饭。有一次做馒头发面发不起来,把我们急死了,那么多同学等着吃啊!

高渊:这样一来,你和学生们相处很融洽吧?

李储文:对,我们还有学生医药救济,可以去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报销医药费。当时报销管理很严格,但应该救济的人我是一定会帮的。

我记得有个历史系的学生得了肺病,情况很严重,他来找到我,说没钱看病,我就为他提供了学生医疗补助金。解放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武汉,前几年我们还通电话,他总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2007年西南联大校庆日,我到清华大学参加师生庆祝活动,当年英姿勃勃的学生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一见到我,都热情地叫道:“馒头!馒头!”

高渊:除了提供生活和医疗服务,你当时还怎么做学生工作?

李储文:我经常跟同学们聊天,就是倡导他们做正派人。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凡是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为人都很正派。学生服务处尽力支持同学们的民主运动,像学生话剧演出,我们提供旧沙发给他们做道具;同学们要举行游行抗议,就在学生服务处写标语做传单。

我们还组织学生到“云南王”龙云的部队去“劳军”,宣传抗日救国。他们上演老舍的五幕话剧《国家至上》,剧情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故事,当全剧尾声时一位抗日英雄英勇牺牲,全场席地而坐的士兵们主动全体起立,向民族英雄致敬,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场面悲壮,十分感人,士兵们的抗日爱国觉悟远比我们估计的高。

高渊:你有没有对哪个学生印象特别深?

李储文:电机系有一个学生叫钟泉周,我跟他常常一起商量救济困难学生。他是个很好的工程师,后来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公交系统当技术员,发动工人罢工不幸被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了。

高渊:你当时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吗?

李储文:说老实话,我觉得他为人很正,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共产党员。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品学兼优、朝气蓬勃,具有献身精神。为了一个共同的抗日目标,大家互相合作,情同手足。我们经受了时代的考验,是真正的好朋友!

李储文夫妇在昆明

骑“洋马”送钱:“闻一多是条硬汉子,吴晗对时局不发表意见。”

高渊:你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交往多吗?

李储文:当时昆明有个金铺老板姓熊,是个爱国商人,他想为教育做点贡献,每个月为西南联大的几位知名教授送点钱。钱不算多,是法币,通货膨胀贬值得很快。

这个熊老板很相信青年会,他把这事托我们做,因为他不想留名。在青年会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很相信你。这个送钱的事就由我来做,我每个月骑着“洋马”,前面有一个篮筐,放一些吃的东西,下面都是钞票,挨家挨户地给几位教授去送。

高渊:主要送给哪几位?

李储文:有不少人,像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华罗庚、叶企荪等等。他们一开始都住在校内,但住宿条件非常差,有的昆明当地的学生看到老师生活太苦,就把宿舍(联大当时用了昆明昆华中学的学生宿舍,那里的条件好些)让给老师住,自己回家住。所以我要校内校外地跑。

高渊:你跟谁交往最多?

李储文:闻一多。他原来住在校园里,房子很小。华罗庚家遭到日本空袭被毁后,一家人住进了闻一多的家,两家人十多口,合住三间房。

华罗庚和我笑谈他写的诗《挂布》,描述他们隔帘而居的生活,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这是他们患难与共的生动写照,即便这么艰苦的生活,他们也完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闻一多写了《伏羲考》,华罗庚写了《堆垒素数论》。我看到华罗庚常坐在地上,在一块小黑板上潜心演算数学,真是锲而不舍。

闻一多有种诗人般的气质。李公朴被害后,闻一多在追悼会上讲,你们谁是特务,有种的站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在那时候,这种话没有人敢讲的,所以我说他是诗人气质,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高渊:国民党特务是不是很早就盯上闻一多了?

李储文:在闻一多遇刺之前,国民党特务就在昆明一个叫“日昇楼”的城门上,挂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的是“闻一多夫”。因为苏联人的名字大多有个“夫”,特务们说闻一多拿了苏联津贴,是苏联间谍。其实这怎么可能,他是条硬汉子。

高渊:你对吴晗印象怎么样?

李储文: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明史专家,对时局不大发表意见,经常写学术文章,感觉上是个很纯粹的学者。他的太太身体不好,家里又雇不起保姆,所以他没办法,早晨要教授大人自己去买菜。

和教授们聊天:“曾昭抡夫妇借宿学生服务处,潘光旦称我‘李公’。”

高渊:曾昭抡是著名的化学教授,他当时情况怎么样?

李储文:曾昭抡教授是清朝名臣曾国藩二弟的曾孙,是我国化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作为理科教授,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敢于撰写评论时局的文章,热心参加进步学生在青年会举办的报告会、演讲会和抗日宣传活动,在教育界很有影响。我们聘请了曾先生担任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主席。

高渊: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家世显赫,你见过她吗?

李储文:他们夫妇都是曾国藩的后代,有一次,俞大絪来看曾先生,没有地方住,我就跟他们说,学生服务处这里还有一个小房间可以住,他们住了好几天。

解放以后,他们夫妇都在北京大学教书,曾昭抡还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反右”的时候,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后来他去了武汉大学教书,武大把他当宝贝,他确实是大化学家。

高渊:潘光旦当时是西南联大教务长吧?

李储文:对,他是社会学家。我去他家,他还请我吃过饭,这个待遇在别人家里是没有的。可能因为研究人类学,所以他对亲戚关系比较敏感,跟我聊起来,居然发现我的二舅妈是他的表妹,他很高兴,就让他夫人准备很好的饭菜一起吃,还不止一次。当时大家生活都困难,这是很高的礼遇了。

他当时40多岁了,是大学者,我才20多岁,但他对我很客气,我称呼他“潘公”,他也一直叫我“李公”。

高渊:潘光旦的思想倾向怎么样?

李储文:他为人很随和,但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早年去美国留学前,当时的清华学堂校长不赞成,潘光旦因为体育活动而失去了一条腿,但他身残志坚,决心赴美留学,幸而得到后任校长同意。他在美勤奋学习,成就斐然。

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徙到昆明,3000多师生组成的步行团,潘光旦教授是其中之一,一路上历经艰辛,还坚持社会调查做学问。后来有一次,“三青团”的人向他报告说,从壁报上看,学生服务处有左倾学生活动,潘光旦立即反驳说:“不会的,那里由我的亲戚负责,不会!”

高渊:你具体怎么做这些教授的工作?

李储文:我利用每次送钱的机会跟他们聊,告诉他们不要只看国民党军队,我们还有在敌后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也很有战斗力,在跟日本鬼子顽强战斗。我促使他们参加符合他们身份的抗日活动,还通过他们联系更多的群众,目的就是要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跟这些教授们都很谈得来,因为国民党腐败,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当时社会的通货膨胀,让他们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如何帮“飞虎队”见到毛泽东

我走在前面,三个美国兵保持一点距离跟着。我手上拿着一张报纸,走到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就把报纸掉到地上,这样他们就知道地方到了,自己进去。

结交“飞虎队”:“我们经常一起聊天,有一次三四个人坐在一张床上,把床都坐塌了。”

高渊:前几天有几位美国“飞虎队”的后代来探望你,当时你是怎么开始跟美国兵交往的?

李储文:我在昆明住下来以后,恩来同志交给我两大任务,要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努力。应该说,我这两项工作都完成得还可以。

因为青年会的关系,我认识了昆明当地一位主教,他家里经常办派对,有不少美国兵来参加,在这个场合就认识他们了。

高渊:那些美国兵是“飞虎队”成员吗?

李储文:跟我熟的几个都是“飞虎队”的地勤人员,主要是测绘地图的。我和西南联大的马识途、张彦、周锦荪、涂光炽、许乃炯等,渐渐和这些美国兵成了好朋友,几乎每个周末或节假日,我们和爱德华•贝尔、霍华德•海曼、杰克•艾德尔曼等,都要在学生服务处聚会,或者在大观楼公园的草坪上聊天。

有一次,我们三四个人坐在一张床上聊,把床都坐塌了。还有一次聊得太晚回不去了,他们就只能在桌子上睡一觉。

高渊:你们聊什么这么开心?

李储文:我跟他们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介绍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怎么坚持打日本鬼子,为他们口头或书面翻译《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的文章。他们不仅自己认真听,还以各种方式转回美国传播或者发表,无形中成为中美人民之间的一条信息通道。

他们多次说,他们支持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这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他们也向我们介绍美国的情况,我们还一起讨论未来,憧憬美好的明天。他们表示想访问延安,想见见毛主席。

“飞虎队”后代拜访李储文

引见毛泽东:“我帮三个美国兵实现心愿,毛主席不仅见了他们,还请他们共进晚餐,畅谈战后愿望。”

高渊: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三位美国兵,这件事当时国际影响不小,具体经过怎么样?

李储文:抗战胜利了,这三个美国大兵准备回美国,他们先到了重庆。正好我也去重庆出差,听到大街上报童大声地用四川话吆喝:“毛泽东到重庆啦!”原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来参加重庆谈判了。

我想,这是帮助我们的美国朋友实现愿望的好机会。我向龚澎同志做了汇报,请她向周副主席、毛主席转达他们的愿望。出乎意料的是,毛主席欣然同意会见这些美国大兵。

我先带他们到八路军办事处见龚彭,和他们约好,我走在前面,他们保持一点距离跟着。我手上拿着一张报纸,走到办事处门口,就把报纸掉到地上,这样他们就知道地方到了,自己进去。

1945年9月16日在红岩村,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了他们。毛主席问他们美国的情况,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嘛。”请他们回国以后将自己所见所闻如实告诉人们,表示他相信中美两国人民一定会建立起伟大的友谊。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一起合影留念。

后来龚澎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很高兴。三个美国大兵送的香烟被工作人员分了,毛主席看了哈哈大笑:“美国大兵送我香烟比赫尔利多,可见美国统治阶级代表和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友谊是不一样的哦。”

毛泽东在重庆与“飞虎队”成员合影

高渊:这三个美国兵思想上都倾向共产党吗?

李储文:他们三个人中间,爱德华·贝尔是左派。霍华德·海曼也倾向于左,他来中国前,他的未婚妻鼓励他要表现进步,这样才愿意跟他结婚。杰克·埃德尔曼年纪最轻,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资助了不少中国留美学生。他现在还健在,住在洛杉矶。

这些美国大兵很真诚,很真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贝尔、海曼多次访华,90年代我也曾与他们在美国相聚。我们在战斗中凝成的友谊,是人间最珍贵的情感,足以超越时空,令人铭记在心,永志难忘!

1976年,李储文与解放后首度访华的霍华德·海曼

1981年,李储文夫妇及家人与再度访华的海曼在一起

高渊:除了跟美国兵交往,你当时跟更高层一点的外交官联系多吗?

李储文:我跟美国和英国领事馆的新闻处长都很熟,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有一次和美国新闻处处长聊天,他跟我讲,你不要看我们跟国民党是盟友关系,但我这里肯定有军统特务,当然我们也会安排人去国民党机构里面工作。

他还托我介绍学生去美国新闻处工作,要求是要有“新闻眼”。当时西南联大没有新闻专业,我就帮他物色了两个比较关心时政的学生去。抗战胜利后,这个新闻处撤消了,这两位学生还拿到了不少遣散费。

高渊:你跟他们聊点什么?

李储文:我主要跟他们讲国民党怎么腐败无能,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如何牵制日军、削弱日军战斗力的斗争。记得1944年时,侵华日军又启动了一轮攻势,目的是直指西南大后方。当时已经打到贵州毕节了,昆明很危险。我就跟美国兵说,如果日军打进来,我们可以安排你们去游击区。因为驻扎在昆明的美军都是空军,他们打不了地面战。

高渊:你还经常去美国空军军官俱乐部?

李储文:是的,我和张彦等人用的都是英文名字,当时我叫Sherwood Li (舍伍德.李)。后来有一个说法,说美军上面有人在查我们经常去的几个人,但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对不起来。

我当时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不和他们合影,因为照片容易查。美国人特别喜欢拍照,我去他们的军官俱乐部,常常一进去就有人给我们拍照,我就说我们害羞,不能照相。

高渊:当时费正清也在中国?

李储文:对,他抗战时候来过昆明,身份是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但和他交往不多。

驶向日内瓦:“我夫人带着孩子一路坐船,儿子一度病得很重,船长说死了要扔到海里去。”

高渊:抗战胜利的那天你在哪里?

李储文:我就在西南联大。记得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大家都高兴极了,学生们都在欢呼,我也是无比激动。

高渊:抗战胜利后,你就离开昆明了?

李储文:当时青年会觉得我在昆明干得不错,推荐我去日内瓦的世界青年会工作。我是1946年从上海出发的,在日内瓦工作了三年。

高渊:你带家人一起去吗?

李储文:我是一个人先去,从上海到香港坐的是美国船,从香港到马赛坐的是法国船,到了马赛再从陆路走。我夫人是一年后来的,也是这么坐船。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女儿两岁多,儿子只有8个月。很多亲戚都劝她不要去,因为路上太辛苦,但她坚决要带着孩子来,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后来路上果然很艰苦,儿子还病得很重,船长说如果死了就要扔到海里去,因为船上人多怕传染。好在还是挺过来了,我到马赛把他们接到了日内瓦。

高渊:周恩来为什么一直很重视青年会的工作?

李储文:恩来同志是很有眼光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会接触面广,中共要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团结更多的人,青年会肯定在这方面有帮助。其实,那时候的青年会是依托基督教,但并不以宣教为主旨,而是一个服务社会的社团,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高渊:龚彭是乔冠华的夫人,你对她印象如何?

李储文:她比我大四五岁,那时30岁左右,人很随和。她经常在重庆开记者招待会,认识很多美国记者,当时美国是我们的盟国,关系都不错。她很有个人魅力,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的东西很实在,大家都觉得可信,赢得了外国记者的信任。

一次,国民党宣传副部长董显光对着他手下那些人大发雷霆:“你们十几个人做不过龚澎一个人,为什么外国人都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我们!”

追忆与感慨:“我天天看东京审判庭审实录的英文影印本,一共80本,已经看到了第26本。”

高渊:你担任的最后一个公职是什么?

李储文:我是1983年去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我在香港前后工作了6年,1988年底退休的。回上海后,接替罗竹风同志担任上海市社联主席,当了很多年,一直到2010年卸任。

高渊:现在每天喜欢做什么事?

李储文:我老了,现在每天看《东京审判》。这套书就是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庭审记录,是英文影印版,我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套,总共80本。我现在看到了第26本,这一辈子也不一定看得完。另外,我还常常看京剧视频,我年轻时就喜欢京剧。

高渊:你为何喜欢看这套书?

李储文:这套书很真实,详尽记录了当年的庭审经过。看到这些,就想起70多年前的日子,想起当年的艰苦生活,抗战能够取得胜利真是极为不容易。

高渊:时隔70多年后,现在回忆那段抗战岁月,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李储文:我记得就在抗战胜利后,恩来同志问了我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时美国已经在日本扔了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了。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美国扔了原子弹。

恩来同志问我,你对这怎么看?我说,我还没想明白。恩来同志讲,那个说法是不对的,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被打败,就是因为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地抵抗帝国主义,这才是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铭记我们为和平所做出的奋斗和牺牲,珍惜今天的生活,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工作。

高渊:这几年住在医院里还习惯吗?现在每天吃点什么?

李储文:医院对我照顾得很好。我吃东西不忌口,喜欢清淡一点。每天走路,一天要走五六次,每次四五十米。另外,每天都会吃苹果、香蕉、橙子和李子,各吃一个,再加一些坚果,一年四季差不多都这样。

(老照片由李储文先生提供,最新照片由张海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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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月17日是西南联大校友蔡美茹老师100岁的生日,蔡老师的父亲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蔡维藩先生,她的先生是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南开大学管理学科的代表人物陈炳富先生(1920—2010),陈炳富先生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西南联大时期的蔡美茹、陈炳富蔡美茹、陈炳富,张涛(外文系)、萧淑芳(师范学院)一起结婚时的照片。四人在联大相识相知相伴……在南大又一直是近邻……附:南开大学档案馆一行拜访蔡美...

  • 302019.12

    西南联大后代登门探望102岁的李祖平老学长

    2019年12月21日,三个西南联大后代——逯若亮、何吉林和朱方文登门探望了西南联大老校友李祖平先生。李先生现名李光言,西南联大1938级化学系校友。

  • 212018.11

    《西南联大》再现群星闪耀的历史

    今年,西南联大迎来在昆明建校80周年。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新影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西南联大》为观者呈现了群星闪耀的联大历史,并提炼出这所伟大学....

  • 242012.11

    “两院三系,历时七年”——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王均)

    1939年夏季全国统考,我报考西南联大化工系。就读一年,成绩平平。1940年暑假,我随历史系大三高班同学王恩治学长学俄文,是年转学外文系。当时地下党的....

  • 052017.07

    李忠:我在西南联大

    李忠(曾用名李树藩),天津市人。现年97岁,党龄71年。1943 年9 月,靠自修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修班。1944 年秋,升入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学习……

  • 222021.06

    百岁翻译家许渊冲老先生和他的西南联大

    这位期待世界美好的可爱老人,对年轻人说,“你应该使生活愉悦,使乐趣增多,使自己有乐趣,别人也乐趣,这是个最好的世界。”我们心怀与老先生同样的信念,永远纪念许渊冲老先生这位翻译巨星。

  • 052020.11

    探寻“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文化记忆——来自西南联大历史展陈场馆的调研报告

    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82周年校庆纪念日。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因结茅立舍、弦歌不辍、人才辈出而享誉中外的大学,不仅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永恒丰....

  • 162020.11

    李宪之与西南联大 ——记忆中的父亲

    李宪之,气象学家、气象教育家,是我国气象科学研究和气象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20世纪20年代,他参加西北考察团开创气象野外考察的先河,发表论著....

  • 232012.11

    我所亲历的西南联大本科教育——何水清(46级)

    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简称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由北平(现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