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谢泳

　　1932年，陈寅恪应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之约，代拟试题，此即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对对子”掌故。此事曾一度受到外界批评，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曾有过很不客气的表示，后撰《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公开答辩。前此一月，陈寅恪接受《清华暑期周刊》记者采访，专门回应此事，后以《对对子意义》为题，收入《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中。

　　1965年5月，陈寅恪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编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时，曾写有一则简短“附记”。他先简单回忆了当年出题情况，再引述了苏东坡一首七律中的一联：“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指出“韩卢”是犬名，认为“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三联书店，2000年）。然后，陈寅恪说：“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

　　依此段回忆，陈寅恪当年出题“孙行者”时，心中已有“胡适之”的绝对，但陈寅恪此处回忆与他当年回答《清华暑期周刊》说法却大不相同。陈寅恪说：“有人谓题中多绝对，并要求主题者宣布原对，吾意不然：题对并无绝对，因非悬案多年，无人能对者，中国之大，焉知无人能对？若主题者自己拟妥一对，而将其一联出作考题，则诚有‘故意给人难题作’之嫌；余不必定能对，亦不必发表余所对。”（《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48页，三联书店，2000年）。

　　如果对比陈寅恪前后言论，我们可以有两个判断，一是当时陈寅恪确实没有想出“孙行者”的绝对；二是心中有但没有说。如果承认第一种判断，陈寅恪1965年回忆则不准确；如果承认第二种判断，则陈寅恪说了谎，这不符合陈寅恪的人格和道德。陈寅恪在回答《清华暑期周刊》时，还具体讲了当时阅卷的两副对子，一是“祖冲之”，一是“王引之”，陈寅恪认为后者更妙，认为“引”胜于“冲”字，“王”是姓氏而同时也有“祖”意，如王父即是祖父之意。如当时他已有“胡适之”的绝对，不会不说。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陈寅恪前后回答不一的问题呢？我以为这是陈寅恪的“文人故作狡猾”，他想表达的是“行者”“适之”，也即走是对的。

　　1965年5月，陈寅恪写此“附记”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表达他对冯友兰转变的看法，二是要表达他对刘文典和胡适的怀念，他的原话是：“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三联书店，2000年）过去陈寅恪每提冯友兰总是“芝生或芝生兄”，奇怪的是此“附记”中则直呼其名，两用“冯君”，语意中似有微讽。

　　陈寅恪晚年编书，事涉清华对对子掌故，引发感慨，绝非偶然。他用“胡适之”对“孙行者”，我猜测，意在不忘旧人，暗含“行者”“适之”之意，即走是对的。因为当年他和胡适同机到宁，然后分手，最后一留大陆一出走海外，胡适小陈寅恪一岁，1965年时已去世三年。陈寅恪晚年为文为诗，多有深意。如无痛切感受，何必多此一则“附记”？而且故意错记当年事实？

转自《文汇报》2013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