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大学生活

2009-06-16 |

贺美英(1961电机)

走进企11

我中学是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的,是北京比较好的中学。1956年到高三下学期,开始考虑升学志愿了。中学的功课,我比较喜欢历史和物理。我父亲希望我报文科,说我若上了理工科,他那一屋子的文科书籍就没有人继承了。当时中学生都是自己做主的,并不重视家长的意见,我觉得国家正在号召“向科学进军”,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实现工业化理所当然要选理工科。我依次报了清华动力类,哈工大,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结果那年清华最后发榜,我最后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

1962年毕业时与同学合影。2排左2为作者

报到后先入住新斋。有一个星期先听动力类专业介绍,都是各专业的专家讲,如吴仲华、章名涛、艾维超等,我听得半懂不懂。记得有天晚上,祖国来同学到我们宿舍聊天,他说高压专业不能去,进了实验室头发都立起来,什么时候不小心手指头伸高了,啪!就被电死了。隔壁的一位女同学说工企专业不好,是“万金油”,学术水平不高。可我当时就想上工企,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电气化”。工企不就是工业企业电气化和自动化吗?就这样带着幼稚、带着浪漫我走进了企11班。

学习和考试

大一的学习是最紧张的,因为还没有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一是上课跑教室,我记得最远的是从化学馆下课后再跑到焊接馆上课,还得过铁路。那时大家都是走路。二是要上大课,阶梯教室、一教、二教都是二三百人大课堂,座位不好,看黑板就很吃力。三是讲课进度快,数学教材还是翻译苏联的,有许多复合句看起来很吃力。一堂课十几页乃至几十页就讲完了。关键是把笔记记好,万不得已才看书。大学同学都很优秀,但谁也不“牛”。分班后,我和陶森、王荣瑞、常俊英、鄢先知住二号楼459室,陶森的诗:“川燕学子立大志,五载苦读清华园;披星戴月晨曦起,学得神术撼江山。”反映当时我们学习刻苦,豪情满怀。

1959年以后我做了辅导员,有些课没在本班上,陶森和我去自控系听吴麒老师的“自动控制原理”,那是我听过的课中讲得最好的,听吴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大学的考试也新奇。大一时有口试,过去从没经历过,所以很是紧张。第一学期考解析几何,被叫到名字后进去抽一考题,准备15分钟,然后回答老师的问题。我们还在等候时,听说企12武增华同学抽到了关于“马鞍面”的题,大家大惊,哇!谁还记得马鞍面!听说武增华硬是从头把马鞍面的公式推出来,并解答了那道题,我们心里十分佩服。这时,有人说:“我们就不会抽到此题了”,也有人说“抽完的题还放回去,难免谁还会抽到。”于是,我们又赶紧翻书,只是什么也记不住了。我抽到的好像是关于双曲线的题,紧紧张张地过了关。第二学期考数学,我因身体不适,最后一题没作完就交卷了,这次得3分,这是考得最差、最倒霉的一次。第一学期最后一门考“画法几何”,我们戏称“头疼几何”。考前两天我又感冒发烧了,看着同学们复习,我却躺在床上头敷冷毛巾,心急如焚……考试那天,不知怎的我冷静下来了,头脑也清醒了,考题竟然都会做,得了5分。真是好运,出了奇迹。

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一次机械零件考试,我们电机系同学对这门课本来就不太重视,又加上“大跃进”,参加劳动热情高涨,放松了学习。记得那天是在北院教室考的,还是晚上,从晚上7点考到10点还没人交卷。老师在座位间巡视,后又到讲台上说:“你们平时不好好学习,现在不会了吧!”大家心里不平,也没办法,青铜材料的那些系数、公式谁会去背?最后,到11点才统统交卷。可能老师给分宽,我得了4分,好像同学中也没有不及格的。

更有意思的一次考试,接触器、继电器控制系统,那已是三年级了,“大跃进”后期,很奇怪也是口试。有两道题:一是控制系统的,二是谈谈对群众运动的看法。陈伯时老师考,我答完第一题后,陈老师说你不用答第二题了。因为那时一天到晚和老师在一起搞任务,搞群众运动,太熟了,这种题两人面对面说不出口。对考业务课也要出道政治题这种“左”的做法,现在看来很可笑,想必当时陈老师一定很无奈。

劳动和实习

我们上大学时劳动是比较多的。最早是1958年春天修建十三陵水库,我班有一半多同学参加,留下的在校内劳动。我被派到保卫部干活,是要查一反动小字报,小字报的内容我们都不知道,给我们几个关键、有特点的字,每天从早到晚在各种笔记本、作业本中查找。几十人干了半个月也没查出来。大家都羡慕到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同学,能经受艰苦锻炼又干得痛快,那里是“前线”。他们也不时有信传来,劳动如何辛苦,大家饭量大增,一顿吃多少窝头等等。刘国璞同学特别坚强、能干,挑土最多,因此得了“钢筋”美名。

随着“大跃进”步伐的加快,中央提出钢铁产量要翻一番,达到年产1070万吨。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中央又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于是,学校里大炼钢铁和各种劳动相继开展起来。毕业班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低班同学在高班带领下参加各种劳动。我们企1参加了1.7kW28kW电机的生产、程控铣床计算机的调试、土电厂的建设、大剧院的设计等。当时大家劳动热情都特别高,觉得我们的工作都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与“大跃进”连在一起,我们的工作有实际价值。真是忘我地工作,还常常干通宵。

参加土电厂建设的组,自制变压器,为了节省铜导线留的余量很小,陈欣欣负责绕线圈,击穿13次才取得成功。大家在劳动中也很有创造性。记得王德盛他们参加土电厂土油开关的设计制造,在发八(毕业班)王伯翰的带领下,他们用豆油代替变压器油,用乒乓球做油开关的浮子等作了大量实验,终于取得成功。周恩来总理来校参观时,曾夸同学们很聪明。企12许多同学参加电机下线工作,许世道同学在下线过程中,积极探索并总结经验,发明了一个计算绕组的公式,得到老师的肯定。我和乔国良、杨振铭三人负责28kW电机(为炼钢用)的转子铸铝,当时什么也没有,就让我们在新水前面的自行车棚内进行。怎么做?也没有师傅指导。大家真是敢想敢干,用一些破砖头砌了一个大炉灶,上面放一口大锅,用鼓风机把火吹旺,把铝锭放在锅里熔化,浇铸鼠笼电机的转子。熔化铝锭还算容易,可是没有模具浇铸就难了。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把钢板卷成圆桶,紧紧套在转子上,封口处用石棉粗线封上,铸完冷却后,把石棉线拿开、套桶卸下,转子就铸好了,两头和中间的不光滑处,在车床上轻轻刮一刀就行了。我们终于把28kW电机的转子铸铝任务完成了。这种电机我们共生产10台,全部合格,并用到炼钢炉上去了。

在劳动中也真正体会了集体的力量,一台电机生产出来,要几十道工序无数人的劳动,自己的工作只是一小部分。若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产品的质量。每一台产品都不能说是“我的”,而只会是“我们的”。蒋南翔校长曾说对学校1958年大跃进搞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一分为二地看,我觉得当时我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热情、创造精神、团结协作等都是难忘的。通过劳动也提高了实践动手能力,我们班同学毕业后到工作岗位都能很快地适应工作,也与这些经历有关。但当时劳动过多、过长,影响了理论课的学习,也使许多课程系统性受到影响。

同窗友谊

回想起来,我们的一生中最简单最纯洁的关系就是同学关系。

陶森是调干生,入学时是班里唯一的党员。她比我们也没大几岁,但却比我们成熟得多。大概因为她中学就做过团委书记,又在东城区委组织部工作过。她关心同学,善于和同学谈心,很多问题她总能看到别人心里去,我们班和外班有不少同学找她谈过心。

我中学写过入党申请书,到大学后虽然也写了,但没有信心,我觉得我的家庭情况很难入党,特别整风反右中,我父亲又受到批判,虽然最后没划成右派,但开会、批判都是把他和右派放在一起的。当时陶森和我谈过许多,使我清楚地认识家庭问题。她也经常批评我的缺点,在她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于195811月入党。那天党支部会开到晚上12点,回到宿舍我轻轻走到床边,鄢先知从上铺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在黑暗中我激动地流泪了。

那时,同学间开展批评互相帮助都是很坦率的。团支委会除讨论工作外,经常开展批评,每次帮助一个人。例如,1959年暑假后,调我到系分团委工作,做了半脱产辅导员,这时有机会了解系里其它班的情况,并不时地把有关信息带回本班,也不时“指点”班里的工作。有一天,我接通知晚上到1号楼117开支委会,这个会就是讨论我的问题,说我入党后骄傲自满,指手划脚。开始我不服气,批了我一个多钟头,直到我承认自己有缺点。这个教训让我汲取一辈子。

在生活上同学间也是互相关心亲如兄弟姐妹。我上大学后,得过几次病:大一的流感,我住进了校医院;还得过猩红热、腮腺炎,因有传染性必须隔离,我一人住在36所(气象台以东一排平房)一间房里,隔离二三个星期,非常孤独。不许探视,同学们就偷偷地在窗外看看我。我担心他们来会被传染,但又盼他们来,每天下午4点半以后,总是望着窗外球场,寻找着我的同学们。这期间落下许多课,我很着急。令我感动的是,我落下的笔记女同学们都帮我补抄上了。1958年大跃进,连续二三个月开夜车,睡觉太少,我突发“美尼尔氏综合症”,天旋地转,当我呕吐时,陈欣欣拿起脸盆就接我吐的东西。后来吃了大剂量的镇静药,昏睡了两天两夜才醒过来。

班里同学亲如一家,互相照顾。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男生定量30斤,女生28斤。许多男生不够吃,女生就把粮票送一些给他们。谁有什么“好吃的”也是大家“共产”。有时我星期天从家带来一点炒榨菜或甜辣萝卜干,我们房间就有“大餐”了。多少年后,我在菜市场看到甜辣萝卜干总要买一点,可却没有了当年的香味了。我们班好像就我有一辆旧自行车,初中时我骑车上学,大学时每周回家也骑车,班上许多同学就是用它学会骑车的。

毕业以后

我因做辅导员,落下一些课,和企2班一起上了几门课、做毕业设计,所以我是19631月毕业的。当时我报志愿是到边远地区的工厂,后服从分配留校。一边做系分团委书记,一边在电工基础教研组做助教。1963年底调到校团委工作,1965年做了团委副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受到批斗、游街、劳改等。后又到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劳动近三年。那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劳动很艰苦,生活条件很差,还是血吸虫疫区。清华教职工先后去那里劳动的有3000多人,有1600多人查出血吸虫病。我查出两次也治了两次,对身体损伤较大。

1971年底我从鲤鱼洲回到学校,在自动化系做过学生辅导员,教过一点课,后来又负责系车间的工作,参加可控硅生产等。我觉得自己今后,科研上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但讲课或搞生产还是有信心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我觉得对人、对事明白了许多,自己也变得坚强起来,因此,对上对下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在乎领导和别人对我如何,什么事都比较想得开,顶多再来次“文革”,我都经历过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落实政策,说我“文革”前是团委副书记,属中层干部,现在也要落实个中层干部,让我做系党委的副书记,我找了各方许多领导,说我不愿意、也不适合做干部,就想好好做个教师,未得同意。就这样,做了几年副书记,又做系党委书记。1986年调到学校,被选为校党委副书记,后来还兼任过副校长等。那时李传信是书记,高景德是校长。1988年书记和校长分别是方惠坚和张孝文。到1995年党委换届,中组部、教育部来考查,在一定范围内听取意见,把我推成党委书记。我当时非常发愁,曾多方找领导希望不做这个工作,没有成功。我始终认为比我强的人或像我这种能力和水平的人多的是,只是现在大家相对接受了我,只要有大家接受的合适的人选,我随时准备下。

就这样做到2002年初,党委换届我退下来。这些年,做党委副书记到党委书记,原本都不是我的志愿,但是到了这个岗位上,我深知清华大学的分量,深感责任重大,压力很大,必须全力以赴、兢兢业业。我想这些年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至于做得如何,只能随人评说了。退下来后,我还在学校基金会、校友总会做点工作。大家都说我不做党委书记后,身体和精神看上去比原来好,我也的确感到轻松了很多。

今后的愿望是,希望老同学经常交流,注意身体,“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

20078

作者注:本文是入学五十周年时定下来,每人写一篇稿,作为我们班同学之间交流的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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