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大普吉的日子

2009-06-08 |

姜广正*(教)

烽火连天哀鸿遍地,国土大片沦陷。在艰苦抗战的岁月中,凡是注意到学术动态的人,无不知道“大普吉”。这是学术中心的同意语,用今天的话说是“院士中心”。按各研究所不同的情况院士约占总工作人员的1/31/2左右。

到昆明以后,在叶企孙先生主持下筹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并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除原有的农业研究所外,另行组建了四个研究所。这样五个研究所中有三个: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相继在昆明西郊云南省农业厅试验场内,大普吉村外建立了研究基地,即是合称为大普吉的弹丸之地。这里建有两个院落,南边一个小院是农业研究所病害组(系级),北院一个大院又分为南部与北部,南部是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组,北部是无线电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此外,还有校医室和图书馆。

当时的建筑即是按照当年的水平,也是十分简朴的,砖、木、竹、瓦结构的平房。房间内一般是三合土地,个别房间铺有防湿地板。家俱是三屉桌、椅、凳、书架等本色木器,通常房间中只有一个灯泡。这里没有级别、优待之分。整个大普吉位于山坡下的开阔地带,处于绿树成林宁静和肃穆气氛中,甚至没有上下班钟声的干扰。

大普吉工作人员都自称为“普吉人”,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严格的科学修养和态度,孜孜以求的为科学救国而每天两班或三班的工作。正如古老的校训所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工作与学习。普吉人来自天南地北,有着不同的学校和经历。他们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西南联大,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地。但是相处有如家人父子手足,水乳交融,从无门户之见。但不同的意见是存在的,关键是按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能化解一切,大事化了。普吉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穷,如像1945年春,一个初次工作的助教,按聘书工资是每月120元,这在当时是全国最高。但层层折算实际上得到的是47000元金圆券。支出饭费25000元;一件地摊上的美军士兵穿的卡几布裤30004000元,一盒起码的香烟600元?

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由戴芳澜(观亭)先生主持。先生于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在此期间先生以教学科研为主,培养了大批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学者,形成骨干力量是主流学派,先生被公认为是植物病理与真菌学科的奠基人。

1934年自进入清华大学任教以后创建病害组。当时有工作人员三人,周家炽、王清和、赵士赞,曾发表著作,如《中国真菌病害名录》(1935)、《河北省栽培植物病害志略》(中国植物学杂志3:997,1936)。卢沟桥事变以后,平津失陷,清华南迁,于是暂驻足长沙,后迁昆明。到昆明后暂借昆华农业学校开展工作。1939年在戴芳澜先生倡导和主持下,建立试验室。为了方便工作与居民联系并建了医务室,由校医全绍志大夫主持。按照前期的模例,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研究工作由观亭先生统一安排。

戴芳澜先生当时已是知名学者,已是知命之年,学风严谨,比较严肃。早饭后身着蓝布大褂进入实验室内。这间实验室一如其他房间,无非是三屉桌,桌上有文房四宝,工作台上放一台显微镜和制片药物等。另外还有一排书架,架上有书、杂志和腊叶标本集等。

观亭先生自己的工作,仍是集中在白粉菌,中国西部锈菌,云南地蛇菌,尾孢菌等。在进行显微镜观察时总是一条腿站在工作台旁,另一只脚踏在凳子上,低头观测和绘图,每幅往往长达1~2小时。此时,如有人进房请示工作,只能是靠边站,等先生抬头时先问:“什么事?”,作答后又低头工作。来人只能自动退出。

每年秋天大普吉村附近的苹果园中总有一些苹果僵果,但不产生有性阶段。先生企图诱发,使产生子实体探索子囊的形成。具体的说,将僵果收集置于盛有沙子的盒中,以纱布作罩,加水保湿,放在潮湿地方,并定期检查。检查时,先生必亲临现场,详加检查。其后加水和纱布罩,置于原地。不幸的是经过整个冬季并无所获。

先生自律甚严,对学生们要求亦极严格,出必恭入必敬,凡事应报告,有事必说明原委请假。但对于错误的处理却是十分宽大。记得组内有一辆脚踏车锁在贮藏室,每月只用一次到西仓坡办事处领取工资。有一次相望年去领工资,不幸车子被盗,徒步归来有若大祸临头,并向先生报告经过。出乎意料的是先生竟然予以安慰未加深究,事情就过去了,此后亦不再提。

在这时期内,随同先生工作的人们除已离去者外,大师周家炽先生正在揭开千古之秘“白蚁与鸡关系”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鸡与白蚁》(科学2725,1945)。裘维蕃先生则从食用菌的研究转向伞菌的分类工作(Myc.4:199,1948,清华大学理科报告第231651948)兼为清华服务社制作酱油。吴征镒先生则有两重任务,在植病组是鉴定寄主标本,在生物系是研究生写作论文。此外,还有一些更年轻的,洪章训从事乌巢菌的工作(清华大学理科报告2334,1948)?沈善炯,相望年则作水生菌的研究(Am.J.Bot.31:229,1944)。这些都有成熟的论文先后发表。

1938年俞大绂(叔佳)先生应聘来组工作。先生(浙江绍兴人)192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系出名学者。原来先生毕业前后即与观亭先生相识,并以晚辈自居。到所以后主持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工作。于是观亭先生主持真菌等研究工作,俞先生主持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工作。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国内最强的组合。叔佳先生学识渊博,性格豁达开朗,热心公益,助人为乐。凡有求者必有所获,经常接受我们的请求修理仪器设备,对学生们尤为关心。据传闻的一个故事,先生离开成都时学生都到飞机场送行,然后离开停机坪。此时又见先生走出舱门,大声叫某学生。该生走向机身,先生抛出一钱包。此时送行者都明白,因为该生来自沦陷区无经济来源故予以接济。

叔佳先生到研究所以后,排除一切困难,开展麦类锈病,豆类病害,粟病害等。参加工作的有王焕如,方中连,尹华耘等。他们的工作不但发表成熟的论文,还提供了优质的抗病品种交农业厅推广。不幸的是这些种子都被吃了!

全绍志大夫主持医务室的工作,既能为校内处理一些头痛脑热的病,也能解救乡民之苦。全大夫是满族贵族,红带子,小时能骑马射箭。每每谈到当年勇,也是眉飞色舞。辛亥革命以后进入清华校医院工作,也是单身汉到昆明的。

五十年代以后,戴芳澜先生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讯院士。俞大绂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裘维蕃、吴征镒、沈善炯也相继被聘或被选为院士。

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组,由汤佩松先生主持。佩松先生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研究室位于北院的南部,北房为研究用房,南房与东房是宿舍和食堂,西房是工具室,其中盛有木工和一些铁工的工具。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北房东头一间会议室,是当时的豪华会议室。在会议室中有坐北向南的壁炉,地上是棕织的地毯,靠边的棕编沙发。还有自制音像设备和一套原文版英国文学全集。这一个土洋结合的房间,在当时已是罕见了。

在植生组主持研究工作的是汤先生,娄成后先生和殷宏章先生。殷先生还在联大上课。植物生理的实验室又分为植物生化,植物电生理等实验室,室内有瓦式呼吸器数台,还有木棉的繁殖试验和含羞草电试验等几项。

按照当时的水平也有一些拔尖的成果,如活细胞的热动力学(J.Phys.Chem.45.43.1941),蚕吐丝过程中晶体结构(Phy.zoo.17:78,1944),大麦多倍体(Am.J.Bot.32:103,1945)等。

还有一份刊物是由汤先生主持,张景和协助出版《生物化学公报》(Biochemistry Bulletin),油印版,每周出刊一期,向有关方面报导,这在当时已是学术交流的有效措施。

这个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有郑柏林、朱汝蕃、刘金旭、薛应龙、郑师拙、陈绍龄、张景和等。老一代都已相继离去。

黄杲,凌宁当时是留学生的实习阶段,在植生组实习。安静的植物生理实验室,却养蛙并不断地作蛙鸣,也是罕见的!

大普吉的周末常有学术报告会都是在豪华会议室举行。经常有学者名流如楚词学家游国恩先生,经济学家戴世光先生和昆虫学家陆近仁先生到会作专题报告。报告后进行讨论,情绪十分热烈,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每次讨论会总延续到深夜。

此外,还有普吉体育会的组织。从来没有进行过改选,也从来没有停止活动过。大家默认会长是汤佩松先生。普吉体育会的活动可分为两项,一种是集体远游,另一个是打排球。集体远游记得曾有三次,石林,安宁和龙园村。

龙园村内有一所龙云的别墅,虽已闭置,但还有一些旗、伞、盖刀和武器什么的。我们一行徒步前往,汤先生是西装革履,马文珍先生是蓝布大褂,其他人都是穿地摊上购买的美军剩余物资,穿的是五花八门。这些人进入龙云别墅参观完毕后拿起伞、盖等物摄影留念。此外,就是打排球。每天下午经常打排球,看的人数无定,服装也不规范化。娄成后先生也是一位热心支持者。在球场上,球员们是大声呼叫。场外还有不少的观众,啦啦队大喊加油,也是一番普吉风光。末了,还有一种露天舞会,每到逢年过节,女士们、太太们都会做一盘拿手菜,光棍们就大吃一顿。晚饭后来一场露天舞会,放起音乐踏着沙子,踢开石子就大踏步地跳起来了。这一来也跳到半夜三更。

五十年代以后,汤佩松先生,娄成后先生,殷宏章先生相继被聘或选为院士。

在大院的北部是无线电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两排北房分别是研究室,东侧房为食堂和叶企孙先生的宿舍,西房是七间房的图书馆。

无线电研究所由任之恭先生主持。之恭先生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当时除在研究所工作外,还在工学院任教,故每周只来三天。

之恭先生研究的课题是短波。室外立有一根比房子稍高的可动天线,室内安装两条铜棒,工作时用小灯泡接触铜棒,每隔一段距离灯泡就亮。再配合着天线的转动就可以进行试验了。之恭先生住在西门外联大宿舍,在研究所工作时总是在食堂吃中饭。先生和蔼可亲,饭桌上常常讲到:自己是山西人爱吃醋,夫人是无锡人爱吃甜,于是家中做菜只能是糖醋,这一些话引得哄堂大笑。

范绪芸当年已是中年了,似乎是脱发,头发也不多了。在研究室接电路烧了真空管,自己拍着光秃的脑门,大呼God damned!(天灭之)。一时传为笑谈。

此时工作人员有叶楷先生、许孝慰、慈云桂、官知节、王先冲、罗远祉等。

叶企孙先生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在大普吉有不同的地位,在院里有一间一般结构的住房。因为工作较忙,较少到大普吉,即使是研究工作,据我们所知也是到观亭先生家中谈,与现在开汇报会不同。

我们进城时也常去看望先生。先生平易近人,问寒问暖,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予以教诲。中午常在校外小饭铺和我们共进荷包蛋面,很为朴实。

叶企孙先生被聘为院士。慈云桂也于1980年当选院士。

金属研究所相形之下是人少一些,是吴有训先生负责而由余瑞璜先生主持(余瑞璜先生:江西宜黄人)。对于金属研究所我们是比较生疏,不了解工作内容,只知道余瑞璜先生研究金属X光结构分析。王遵明先生在联大工学院上课并做金属研究工作。

余瑞璜先生,1955年被聘为院士。

在金属研究所的西侧是图书馆。馆内满是名贵版本线装书籍。图书馆南头两间原是阅览室。主管图书馆的是马文珍先生,先生平易近人颇有长者风,其实约是50岁不到。

金伯儒先生也是一个要人,每天骑车来往于西盘坡办事处和大普吉之间传送邮件,信息,少不了也有一些小道消息。工作完毕后也就在这间阅览室中,每天午饭或下午四时左右是高朋满座,如任之恭先生、余瑞璜先生、范绪芸先生、黄子卿先生都来到这里高谈阔论,纵论上下古今,引经据典谈论不休。如果有意见相左也会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是一笑而散。

1945815日的深夜,住在附近的美国兵,开着吉普车带着扬声器来到研究所大声广播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抗战胜利了,引起长期的狂欢,回清华园的呼声,也随时出现。然而局势动荡,内战阴云时起时伏。终于恢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

1946年春,终于接到复员的通知,可以返回清华园了,于是整理,装箱等。于414日离开生活多年的大普吉,到了西南联大。416日晨在操场上和学生们集合编队,乘坐“联大复员专车”上路。车上普吉人有戴芳澜先生、师母,郑士拙,王先冲等。专车离开昆明以后经沾益,进入贵州盘县、安顺而到贵阳,再由贵阳经贵定、镇远而进入湖南玉屏,再经过芷江、邵阳、湘乡而到长沙。全程历时两周。当时复员车辆很多,遇江河渡口必需排队,队又很长很影响行程。到邵阳前渡口处,汽车排队待渡,我们的车长,姓徐的联大学生向管渡口的官员说:

我们是“联大复员专车”,居然是可以优先过渡!到长沙后全车联谊,然后分道扬镳。观亭先生、夫人乘船去上海。我们几个乘火车去汉口,再坐江轮到上海。在上海换乘海轮到天津。海轮属英商岐视华人,规定三等舱客人不许上甲板。这项规定触怒学生,于是发生冲突,幸好顾维钧先生在船上,于是出面调停,船主让步学生上甲板散步。船到天津新港,改乘火车同到北平,暂住骑河楼同学会。同学会是当时陈岱孙先生、毕正宣先生主持清华园维修、建筑的办事处。在城里稍事停留,于是改乘工地运料车到蒙尘八载光复经年的清华园。

大普吉日子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在民族危急国家存亡未卜之际,优秀的前辈学者在已占领的学科领域内而向不完全了解的深层前进,并不断地扩大占领的领域。不仅如此,并以自己的成果飨以后代。这是民族的骄傲,国家的光荣,科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 作者当年在大普吉工作,为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组研究助教。现为山东农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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