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从黄浦江到黄土地,那位“平凡的清华爷爷”将人生故事娓娓道来……

2022-06-08 | 文|洛文 | 来源 清华校友总会 |

1932年出生的毛裕贵,于1954年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电力部北京技术改进局工作。

1958年,他响应建设祖国大西北的号召,调任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1961年,作为技术骨干支援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机械厂,1966年任定边县机械厂基层电工。

1975年起的十年内,毛裕贵主持了定边县砖井、安边、白泥井、城关等四座变电站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定边县生产生活面貌。

1984年,毛裕贵任定边县电力局副局长,1988年被能源部西北电管局评为高级工程师,成为榆林电力系统的首名高级工程师。

2021年,定边县授予毛裕贵最美定边人·杰出人才奖

“能来清华念书,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毛裕贵成长于上海黄浦江边一个平凡人家,3岁时父亲因操劳过度患病去世,母亲独自一人抚养六个兄弟姐妹,她寄希望子女用功读书,将来可以改变家庭和个人的命运。毛裕贵从小学习刻苦,记忆力也特别好,从上海格致中学毕业后,他于1951年考取北方交通大学,从此一人北上求学。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毛裕贵被统一调整至清华大学电机系。

初到清华,一切都很新奇。“学校那么大,房子那么漂亮,能来清华念书,以前连想都不敢想。”毛裕贵回忆,他住的地方叫做“静斋”,是一个四层楼的学生宿舍。“窗上装有纱窗,墙上布满常青藤,非常幽静,令人感到幸福”——这栋建筑仿佛成为他学生时代一切美好的象征。身处葱葱郁郁的清华园,毛裕贵的想法却非常简单:“一个穷学生到了清华,懵懵懂懂,就希望能学好本事,将来分配一个好工作,把家庭和母亲照顾好,为国家好好工作,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毛裕贵每天早上七点开始上课,上到中午一点才午间休息,下午三点到五点则是体育锻炼时间。谈到清华的体育传统,毛裕贵特别提到:“当时的教务长钱伟长先生每天都会跟我们一起在体育场跑步锻炼。一年365天,天天不落。每天下午的体育锻炼结束后可以洗个澡,六点准时吃晚饭,饭后有一点自由活动时间,毛裕贵喜欢听听音乐。晚上七点以后,他又拿着书和讲义,到图书馆自习。日复一日的忙碌,让他无暇探索美丽的清华园:印象中的清华是什么样子的?我到现在也说不出来。我每天都从写有‘清华园’三个字的校门进进出出,也不知道它叫大校门还是二校门。另外的校门在哪里,我更不知道了,只记得每次参加国庆游行是从清华大学西门出去,坐火车到西直门,再从西直门到天安门。”只有到了周末,文工团和民族学院的学生来清华演出,才让毛裕贵在埋头功课之余,感受到几分校园生活的悠闲气息。

毛裕贵深知要珍惜在清华学习的每一天。“我们来到清华,有点像是突击学习。清华也下了大功夫,派了最好的教授,以最短的时间,给我们讲授专业知识。”很多教授给毛裕贵留下深刻的印象,如讲授“电工基础”的钟士模教授、讲授“高压工程”的杨津基教授、讲授“输电工程”的黄眉教授。“尤其是钟教授,胖胖的,讲课讲得可好了!我们特别喜欢听他的课。”毛裕贵回忆,那个年代学校采用苏联式教学方法,而现有的参考书都是英美的,因此教授们都自己编写讲义,上课时教授们在黑板上写,学生们就在底下做笔记。“在清华两年,我收获匪浅,学的专业知识比一般大学四年学的还要多。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能够学有所用,做出一些成绩,跟我在清华打下的扎实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年轻时的毛裕贵

1954年,毛裕贵从清华毕业,同学们都服从国家分配,天南海北,各奔东西。当时成绩考核采用5分制,毕业时我每门功课都是5分,所以我是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的。成绩优异的毛裕贵被分配留京,进入电力部刚刚成立的技术改进局从事科研工作。1956年,毛裕贵作为组长承担了铝线代替铜线作为导体广泛应用于电力工业的重大战略项目。在他的带领下,科研组很快有了突破性进展。

“扎根定边 ,我们总算是活过来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祖国大西北的口号点燃了一代年轻人的梦想。1958年,毛裕贵响应国家号召准备动身前往兰州时,一位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专家建议他去西安,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配备了一套科研设备,在那里可以从事高压电研究。与此同时,与毛裕贵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女友也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来到大西北,被分配在西安户县一家热电厂。于是,这对恋人在西安相见,很快就结婚了。

1961年,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与陕西省神木县机械厂挂钩合作,对方希望支援一批技术力量,毛裕贵应援来到了神木县。在神木县,他却因为在四清运动中说错了话,被认为思想表现不好,调到了更加偏远的定边县。(1978年组织上为毛裕贵平反,并落实了政策。)

1966年,毛裕贵来到定边机械厂报到,成为了一名基层电工,一干就是十年。当时厂里仅有一台45马力的手摇柴油发电机,白天作为生产动力带车床,晚上则向县里输电,因为发电机本身容量很小,仅能支持几百户人家用电四个小时,每户人家只能点一个15瓦的灯泡。在当时的定边,老百姓把一种叫麻子的植物炸成油,家家户户点麻油灯,黑烟把房间都熏黑了。如果想用电灯必须写申请,哪户人家能点上一只电灯,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毛裕贵夫妻本是上海的街坊邻居,从小在热闹的南京路长大,一起看过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从满是霓虹灯的大上海来到还没通电的小县城,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大到难以想象。首要问题是生火做饭。“当地老百姓做饭生火烧的都是羊粪。我们看着当地人一手拉风箱,一手抓一把羊粪往火炉里丢,就跟耍魔术、变戏法一样。我们必须学会这样做饭,否则就要饿肚子。”除了吃饭,用水也成了难题。那时定边没有自来水,全县用水靠两口大井,妻子力气小,常要靠邻居的帮助才能打上水来。当地井水特别寒,含氟量又高,本地人一般都把水烧热了再用,但妻子并不知道这些生活常识,直接用井水做饭、洗衣服,结果常年受寒,落下了病根,如今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脚站不起来,手也伸不开,骨节严重变形,只能卧床修养。“我每天吃住在工地上,家里全靠老婆一人,在这样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拖着娃娃,还要上班。但老婆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从来没有抱怨,没有拖我的后腿,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要淌眼泪的,”说到此处,毛裕贵有些哽咽,“幸运的是,我们总算是活过来了。”

“十年时间,终于建成四个变电站”

1975年,宁夏青铜峡水电站计划往马家滩架设一条110千伏的高压线路,定边县政府争取到了架设一条支线到定边的机会。为此,县里专门成立了110千伏输电工程领导小组。定边缺乏专业人才,县领导听说毛裕贵是学电机的,把他从定边机械厂调到工作小组负责技术工作。就这样,毛裕贵走上了拓荒定边电力事业的道路。

从马家滩到定边要经过一片盐湖,而盐碱地区对输电线路具有严重的腐蚀性。为了协助研究防腐工程,已经四十多岁的毛裕贵每天都要和另外一位知识青年骑着自行车,在线路上一节杆子、一节杆子地采集土样,把土样送到西安化验其中的盐碱成分。“勘查线路常在荒滩野地,不仅车辆无法行驶,有时连自行车都骑不了,我们只好推着自行车走。有时候推也推不了,我们就把自行车扛在肩上,一路寻找杆位。”毛裕贵每天带着干粮,骑行几十里路,晚上回到家,“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要靠妻子帮忙扶着才能慢慢下来。

毛裕贵在变电站建设工地

1976年,县里开始动工建设变电站。我学的是发电,但盖变电站是建筑土木的事情。‘200号混凝土’‘75号砂浆这些专业名字我不了解,砂子、石灰、水的比例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更不要说一些混凝土结构里的钢筋结构排布,我完全是外行。但县里连一个懂技术的合格施工队员都找不到,全指望我一个大学生。我不干,工程就启动不了,定边20万百姓就一直用不上电。为了定边的电力事业,毛裕贵只能硬着头皮边学边干,白天在工地上指导工人对变电站进行安装、调试,晚上翻阅工程建设资料。我一天天在工地脚手架爬上爬下,啥都干,硬把工程撑起来。用了十年时间,终于建成了四个变电站。”

十年里,毛裕贵很少回家,多是在工地度过的,睡过野地,睡过麦草,也睡过帐篷。有一天下大雨,他本打算去附近的老乡家里吃饭,无奈雨天路滑根本就站不住脚,他只好躲在漏雨的帐篷里饿了整整一天肚子。“人淋湿了不要紧,关键是那些图纸和资料,如果弄湿了,我的活就干不成了。幸好身边还有一件雨衣,我赶紧用雨衣把那些资料包起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就是这样干了十年。”

“定边的黄土地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定边县电力局第一届领导班子,右一为时任副局长毛裕贵

随着扎根定边年岁渐长,毛裕贵对这片土地也有了深厚的感情。“定边人非常朴实,你对他们好,他们对你更好。过去定边一年用电量不到1万度电,四个变电站修好后,装机容量达到4万千伏安,一年用电量高达几百万度电。我为定边做了贡献,定边人也对我非常尊敬。我们开着车把砖井变电站1.6万千伏安主变压器从西安拉回定边时,乡亲们拿着鸡蛋到公路上去欢迎我们。听到人们的欢呼声,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曾有乡亲对毛裕贵说:“毛老,您是大上海来的,能到定边太不容易!”毛裕贵回答说:“上海有黄浦江,定边有黄土地,我觉得黄土地和黄浦江是一样的,都是为革命事业工作。上海的黄浦江是我的第一故乡,定边的黄土地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毛裕贵退休了,他决定在定边安度晚年。空闲下来,他喜欢喝喝茶,读读唐诗、宋词,看看小说报纸,养养花草和金鱼。最令毛裕贵感到骄傲的是,他仍然坚持着清华体育锻炼的传统。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他开始打网球,一坚持就是二十多年,期间还带动了身边许多年轻人打网球。开个玩笑,定边的网球活动是我一个人带动起来的。我们有自己的网球场,最多的时候发展了三十多个人。不过现在定边的网球活动已经衰退了,很多人担心我年龄大,怕我摔跤,不敢再跟我打网球了。我现在仍然坚持每天打网球,只不过改成了一个人练习。

2010年,毛裕贵的姐姐与子女一起从上海来定边探亲,孩子们印象中的定边非常落后,以为舅舅住的是窑洞,出门骑的说不定是毛驴。来到定边,他们见到了宽敞的道路、车水马龙的街市、灯火通明的夜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小县城。毛裕贵告诉孩子们:我现在老了,过去的事不提了。艰苦的生活早已经过去,定边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许多往事已被这位老人封沉在记忆之中,但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场景,那如甘草般奋力生长的人生,已书写了定边的新历史:如今的定边,早已实现了企业有电用、百姓有灯点,在定边国家新能源示范基地,风能、太阳能得到开发利用,毛裕贵的辛苦付出正在结出累累硕果,一颗璀璨的“塞上明珠”正在升起。

“母校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身在天涯海角的学子”

2011年,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毛裕贵收到了同届同学发来的校庆活动邀请函。得知自己被邀请回母校参加校庆,毛裕贵激动不已,可半月后又对家人说:国家培养了我,可是我几十年碌碌无为,没有为国家做什么贡献,无颜回清华校园,还是不去了吧!

2022年,清华大学111周年校庆正逢电机系90周年系庆,清华大学公众号下方一则留言感人至深,留言者讲述了一位平凡的清华爷爷在西北小县城建设电力事业的故事:爷爷虽然远离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没机会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开疆拓土,但却无怨无悔将所学所长服务于民生、服务于基础建设……”学校想办法与留言者取得了联系,得知留言中的爷爷正是1954届电机系校友毛裕贵,于是邀请他通过视频来讲述人生故事和清华情怀,并在电机系建系9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播放了这段视频。他的故事令在场观众无不动容,很多人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从孙女口中得知了前因后果,毛裕贵感慨道:“我离开母校快70年了,但是我的母校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身在天涯海角的学子。母校还记得我们这些老校友,给我这么大的荣誉,我是又开心,又感谢。

孙女曾经问爷爷,作为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去到定边那么偏远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委屈?毛裕贵摇摇头说,自己只是做了本职工作。当时国家有号召,建设大西北,是一代大学生的志向。国家有需要,不论是黄浦江还是黄土地,在哪儿都是一样工作。“我不但没有后悔,还感谢国家给自己一片发展的空间,能够展现自己的价值,让我亲眼见证定边电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我的一生非常平凡,但我感到非常自豪,没有什么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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