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行走昆明，总能在不经意间碰到一些与西南联大有关的人和事。

十月的一天上午，为了赴约见一个朋友，我来到了翠湖畔的文化巷。这里被老昆明人称作荨麻巷，后改称仓麻巷，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当时西南联大师生经常出没与活动的地方。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些著名大师如沈从文、冰心、李公朴、钱钟书、老舍、金岳霖、林徽因几乎都常来常往这一带。由于这附近还有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所在）、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等，文化氛围浓郁，于是昆明人又干脆把这条小巷子改名为“文化巷”。

在等朋友的时候，我随意走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书店，偶然一瞥之间，看见了“姚荷生”的名字。这是一个被许多人忽视、也越来越被忘记的人。然而，当我对他有所了解后，立刻肃然起敬，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对姚荷生先生的敬佩源于两点：第一，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他一个沿海来的外省人竟然能不畏艰险如此深入地到中缅边境地区考察；第二，他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年代，作为一个刚走出校门、非茶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有心关注到了云南边疆的茶叶生产经营，留下了宝贵的调查记录。

1915年，姚荷生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的丹徒县姚家桥镇，其时，家道中落。大概是因为出生在夏天，所以家中长辈就给他取了“荷生”这样充满诗意的名字。

让家人及邻居们都很赞的是，姚荷生打小就很聪明。只是他生“性好动，喜浪游，又多幻想”，课余饭后最爱听三国水浒等故事。

到六年级毕业时，他以第五名的成绩被镇江中学录取了，成为姚家桥镇姚氏家族中第一个进入省立中学读书的学生。然而，家里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很难供他继续上学，姚爸爸在众亲友劝说下，典当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才让小荷生得以继续完成学业。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课堂所学，反而“每于课间，偷阅笔记野史，于远国异人之俗，诡异环奇之事，心注神迷”，老师发现后屡次呵责于他，但姚荷生却依然故我，而且并没有耽搁他正常课业学习。

高中会考时，本来准备自己挣钱谋生，已经接受了家乡姚家桥小学教师聘书的他，又心有不甘地参加了这一年的会考。没想到，他再次一鸣惊人，其会考成绩竟然名列全省第二，靠优异的成绩赢得了江苏省教育厅颁发的奖学金，从而使他能够考大学深造。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姚荷生

1934年，他有幸被清华大学录取，进入生物系就读。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从北平迁往长沙。南京被日寇攻陷后，1938年4月，被迫再迁至昆明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道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姚荷生毕业后，被留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为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先生当助手。

西南联大校舍旧址

就在这一年冬，著名爱国华侨、“南洋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向当时的云南省政府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开发云南边疆，进一步打通滇缅线，并表态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于是，云南省建设厅组织了一个边疆实业考察团到西双版纳进行调查，希望在滇的中央有关研究单位派人参加。受到学校的指派，任务就这样落到了姚荷生身上。

如此一个对别人来说是吃苦受罪的差事，对姚荷生来说却是千载难逢、探秘云南的大好机会。因为那个大名鼎鼎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正是他的老乡，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

他非常渴望自己能像徐霞客那样畅游“三迤大地”，并直言不讳地说：“我生平最喜欢旅行，因此很崇拜徐霞客，尤其喜欢读他的游记。我把它当作探奇搜幽的指南，也常常把我自己游后的印象和他细细对比。霞客在云南的时间很久，游踪也最广，所以霞客游记也总不离我的手边。但是从元江向南，那时还是夷人的世界，霞客先生未能进去，从此以后，我的足迹要踏到他的游踪以外了。”为此，他感到有几分骄傲。

1938年12月16日，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姚荷生与考察团的同伴们坐上滇越铁路的小火车从昆明出发了。在抵达石屏车站后，没有了火车、汽车之类的现代化交通手段，他们一行不得不“雇了三十匹骡马，十八匹驮行装，其余的每人分骑一匹”，开始了终生难忘的滇南边地之旅。虽然姚荷生在石屏听说了云南状元袁嘉谷的大名，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袁家有兄弟还是一个著名普洱茶商号的股东。他可能也不清楚，在即将要去的西双版纳，有相当多的石屏商人早已在那里从事茶叶加工经营，普洱茶界大名鼎鼎的同庆号、乾利贞宋聘号、福元昌号和同兴号，一起组成了昔日西双版纳易武普洱茶山的四大著名商号，名噪一时。

他们的主要考察线路是这样的：昆明——石屏——元江——墨江——磨黑——宁洱——思茅——景洪——佛海——勐遮——橄榄坝——攸乐山。巧合的是，这条路线正是后来被有关专家学者命名的滇藏“茶马古道”之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地方，无论是石屏、墨江、宁洱、思茅，还是景洪、攸乐山、勐海，作为后辈的我也都一一去过，所见与姚荷生先生80多年前的考察成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参照。

应该说，在那样一个极不太平的年代，姚荷生一行很幸运，作为有官方背景的考察活动，一路上都有云南省政府的关照。为了确保安全，石屏县政府临时派了四个民兵来送他们到元江，加上省政府派的四个卫兵，一共有八支长枪，考察队员们还随身带有手枪。

姚荷生清楚地记得：“在晨寒料峭、浓雾迷漫中，我们离开了石屏。这二十多个人，三十匹马，排成一条长蛇，蜿蜒在路上，倒是一个很好看的旅行队”。

一行人骑着马，在当地马锅头带领下，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往滇南进发。对这种每天骑马，登山涉水的生活，姚荷生自然是第一次体验，感到既新奇又有趣，想到前方有“出名的瘴疠区域，那里有杀人祭神的野人，美女如花的白夷”，一路上兴致勃勃，情不自禁地与同伴们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唱起歌来。

骑马过程中，姚荷生发现云南的马与内地的马匹明显不同，体格都很小，体力也很差，走起路来慢得和老牛一样。对别人来说，长时间地在云南山间骑马是一种痛苦，但姚荷生却乐此不疲，他甚至不听马锅头的劝阻，上山骑马、下山也骑马，即使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也不在乎。

当他们一行来到距离磨黑镇不远的把边坡时，姚荷生见到了他一生中所见最大的一支云南马帮队伍。这是专门到磨黑驮运盐巴的大马帮，因为山路狭窄，姚荷生所在的小马帮队伍只好停在一旁让他们先走，大约等候了一小时才过完。他大约数了一下，这支大马帮约有900多匹马、上百头牛。

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考察团一行终于在次年的初春抵达了神秘的车里（今西双版纳，下同）。在回望这段马帮之旅时，尽管难掩心中的兴奋，但仍然对所付出的艰辛而心有余悸，他说：“如果沿途没有耽搁，大约一个月也就可以到了。在这数十天中，两千里的征途上，我们冒了不少的险，受了无限的苦。有时爬上千仞的高山，滑下万尺的深谷；有时从马上跌下来，泥里滚过去。我们要涉过急流湍水，穿过毒雾瘴烟。我们接受了风雨的欺凌，容忍了饥渴的抱怨。我们常常走过虎豹的巢穴，又要时时听候盗匪的袭击。人人都说蜀道难行，其实滇道还要艰难几倍。不到云南的人，不知道在中国旅行是如何的困难，没有旅行过迤南的人，也不能知道滇道的艰难到怎样的程度。”

在考察两个月之后，同伴们纷纷踏上归程，好奇心仍未得到满足的他，想深入了解边地的各少数民族风俗，他不顾朋友们的劝诫，毅然独自留在了“车里”（“西双版纳”的旧称，下同），“宿夷家，衣其服，甘其食，听传说于乡老，问民俗于土酋，耳目所及，笔之于书”，在那里生活了近一年。期间虽然不幸几度染上了疟疾，但依靠美国传教士等朋友的帮助治疗，得以幸免于难。

景洪之夜与傣族纺织女

第一次深入西双版纳等地的姚荷生，对所见到的一切倍感兴奋，并深深爱上了这片神奇的热土。他把这里视为“南天的乐园”，清晨散步在槟榔林下或竹林边，一边享受最新鲜的空气，一边倾听着鸡鸣犬吠与村姑舂米的“咚咚”声，午后“饱啖一两个菠萝，然后一枕黄粱”，午睡醒来走到澜沧江里，与傣族男女一起沐浴、打打水仗，夜里随意走访几户傣家人，还时不时地跑到寨子里“约骚”（与傣族姑娘约会）……

虽然，此次边地行，他并非专门考察云南普洱茶，但他依然一路对滇南各地的普洱茶给予了特别关注。在我印象里，当年西南联大中确有不少师生喜欢在昆明喝茶、泡茶馆，但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像姚荷生那样亲自深入到宁洱、思茅、西双版纳这些重要的普洱茶产地体验考察并记录在案的，大概只有他一个。

今天人们若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可以选乘飞机、坐动车或汽车，最快的飞行时间只需要四五十分钟即可抵达。而当年，姚荷生所在的考察队却艰难跋涉了两个多月。途中，考察队所遭遇的各种艰难险阻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如姚荷生所言：“登山涉水，栉风沐雨，艰辛备尝。中间过匪区，经虎窟，历瘴乡渡弱水，出生入死者屡矣。”

他最先见到的一处茶园，是在墨江县邦晓村人工种植的，主人为县建设局长李先生。这个茶园占地一千余亩，计划种植30万株茶树苗，到他们抵达时已经栽培了20万株，品种只有一个，就是从景东县引来做沱茶的，不过姚荷生不喜欢这种茶。

来到往昔茶叶贸易兴隆一时的宁洱城（旧普洱府所在地）、思茅城，姚荷生亲眼看到了这两地因为“佛海（今勐海，下同）茶叶贸易”崛起而衰落的不堪景象，当地因为瘴气、疟疾的侵袭，百姓们死的死、逃的逃，匪盗横行，地方官吏不顾百姓死活，只想着如何贩卖鸦片、搜刮民财。

这种没落的景象在考察队抵达景洪后，一扫而光。在他眼里，景洪堪比“十二版纳的南京”，佛海便是车里的“上海”。他直言，佛海就是“茶的都市”。地处亚热带的车里从气候、植物、动物到民族、建筑、宗教等都让姚荷生耳目一新，恍如身处异域。

著名的勐海茶厂（原佛海茶厂）

出乎其意料的是，他在佛海县城目睹了与宁洱、思茅截然不同的茶业兴旺景象。

通过调查，姚荷生获得了许多有关云南普洱茶的知识，诸如“六大茶山”“改土归流”“普洱府”“佛海”等。他了解到，“从前西双版纳出产的茶叶先运到思茅普洱，制成紧茶，所以称为普洱茶。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经大理来普洱购买。”大约是1918年，一家叫做“云和祥”的商号在佛海开始制造紧茶，经缅甸、印度直接运到西藏边界转卖给西藏人，赚了不少钱。各地商人因此闻风而来，许多茶庄先后成立。到姚荷生抵达时，在佛海约有大小茶叶商号十多家，其中最大的一家是“洪盛祥”，在印度和西藏都设有分号，把茶叶直接运到西藏销售。其他小商号则联合起来，把做好的普洱茶先通过马帮“运到缅甸的景栋，再经仰光运至印度，卖给印度商人，由他们转销西藏。”

据当时的统计，“茶都”佛海“每年茶叶的输出额为六千至七千担，值百余万元，但是花在缅印境内的运费就去了四十万元（银币）左右”。他注意到，当时西双版纳普洱茶的最大主顾是西藏人，市场主要集中在佛海。

细心的姚荷生还认真记下了佛海等地的普洱茶加工方法：“先采下青叶，用沸水煮泡，并在当天晚上炒揉。炒法是将锅烧热，火不可过大，把叶子四五斤倒入锅内，用竹铲反复拌搅，叶则渐渐菱缩，约经十分钟即取出，加以搓揉。次日用大竹筛晒干，不时翻拨。待完全干燥，然后压成紧茶。”请注意：这里姚荷生记录了与现在通过铁锅炒茶来进行鲜叶杀青的不同方法，那时是先用“沸水煮泡”。

从茶农、茶商那里，他还得知，因为采茶时期的不同，佛海的茶有春茶、二水茶、谷花茶等分类，后来在记叙时对每一类都做了详细的说明。比如，在解释“二水茶”时，他特别指明“为春茶采完后，停止一月而后发生之嫩叶，其中只分粗细两种”；在解释“谷花茶”时，他强调这是指“二水茶采后又经一个月之久而发出之新叶，因此时适值谷开花时期故名。其时为九月至十月尾。”

上述这些对佛海茶产业状况的详实考察记述，说明了早在1938年姚荷生这个来自江苏的外省人对云南普洱茶已经了解得很具体。

以徐霞客为偶像，勇于且乐于探险、探秘的姚荷生，不满足于在佛海的所见所闻。他又走进了位列普洱茶六大茶山之首的攸乐山（今基诺山，下同），并干脆住在攸乐山的寨子里，受到了“攸乐人”（今基诺族人，下同）的热情款待。

对今天内地的许多人来说，远在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的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基诺族（旧称攸乐人）依然充满了神秘色彩，知之甚少。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能从江苏镇江不远千里，敢于走进西双版纳密林深处攸乐山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云雾缭绕基诺山（攸乐山）

基诺山中的古茶树

但姚荷生一点也不害怕。他听说“他们的祖先是随诸葛武侯南征的兵士，武侯班师，把一部分兵士丢落在这里，他们就是那些被丢落的兵的后裔”，所以很想去看看那里的孔明山、孔明城，亲眼目睹一下攸乐山上住着的这个“很特异的种族”——“汉人称他们为攸乐人，夷人称他们为攸角（意即奴隶的攸人），他们自称为丢落人。”

攸乐人当时分住在攸乐山上的二十八寨，每寨有“老叭、老贤”等头人，最高的头人是二位“总叭”，受橄榄坝傣族土司的管辖。他们没有姓氏，也没有宗族，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完全由青年人自主，住房也和“摆夷”（傣族的旧称）的式样大同小异。

“攸乐山是车里境内一座最高最大的山脉，主峰叫作孔明山，它的海拔我们估计约有一千五百公尺，山上的森林很茂盛……攸乐是普洱六大茶山之一，而且是最有名、最重要的一个。以前进贡皇室的普洱茶，就是这山上的出产。”姚荷生这样写到。

如此优越的生态环境自然为产好茶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

让姚荷生印象很深的是：“攸乐人主要的食粮是米，其次是玉蜀黍，一天三餐，肴菜自然是说不上的。他们最大的嗜好是嚼槟榔和喝酒。米和槟榔都是向夷人买的，这笔钱的来源是茶叶。全山每年产茶约五百驮，每驮八十斤，照市价计算，约值现金五千元”，“这里的茶树都是人工种植的，行与行间、棵与棵间都有一定的距离，有些老茶树，据说已有几十岁，枝上披满绿色和灰色的地衣。”

知道这里出产上好茶叶，姚荷生便想买一些带走。攸乐人听说他“想买点好茶叶，纷纷地把家藏的上等春茶送来，这家半斤，那家四两，凑足了二十斤，每斤只要现银二角五分，可是色香味都属上乘，在普洱或昆明都不容易购到的。”这个记述表明，直到1938年，攸乐山的茶在云南普洱茶界地位仍然很崇高。

值得一提的是，姚荷生在西双版纳的考察中，还注意到了当地的傣族等少数民族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身处茶叶产区就爱喝茶。他说：“十二版纳虽然遍地有茶树，可是夷人并不爱品茶。口渴了就到水罐旁舀一瓢冷水喝喝。”相反，除了爱吃糯米饭、米干，“夷人很爱喝酒，就是小姐们，喝上一二十杯，也毫无醉容”。

一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姚荷生已经“像眷恋故乡似的恋爱着它了”，“车里的一人一屋，一花一木，都这样的可爱”，以致于他不忍离去。他坦承：“虽只是短短的一年，但在我生命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的“茶山之旅”就此划上了句号，但留给后人的教益与思考却是永远的。

在姚荷生先生此行80多年后的今天，云南以普洱茶为代表的茶产业已经发展成了上千亿元的支柱产业，茶文化研究也如火如荼。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云南茶产业、茶文化能有今日之成就，既非空穴来风，也绝非一日之功，更并非一蹴而就的神话，它是有着深厚历史与文化传承基础的。

对姚荷生而言，行走云南边地，尤其是跟随马帮，骑马行走在普洱、西双版纳的一段旅程令他终生难忘，获益匪浅。而他这次考察所收获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成果以及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双版纳普洱茶发展状况的实地考察记录，也为今天的人们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以及云南茶文化、茶产业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仅凭这一点，历史尤其是云南人就应当铭记姚荷生的名字以及他所做出的贡献，也应当向培养他的西南联大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