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方重:求学年代漫笔

2007-10-19 |

作者简介:方重,字芦浪。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生于190210月重阳节。1916年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 1923年毕业后即赴美深造,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获得硕士学位。1927年底回国,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旧中央大学)任教。次年秋,晋升为副教授,时隔半年,又升为教授。1931年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达十五年之久。其间曾于1944年应英国文化协会之邀赴英,在剑桥、伦敦、爱丁堡及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大学讲学。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客座教授。1947年底回国后至1956年因院系调整,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安徽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57年迄今,历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西欧语文系、英文系教授、系主任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外文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主要著译有:《大学近代英文散文选》(上、下册)等教本,《英国诗文研究集》等著述,《坎特伯雷故事》、《乔叟文集》、莎剧《理查三世》之诗体及散文体译本,《陶渊明诗文选译》、以及《莎士比亚全集》汉译初版中多种剧本之增补和校订。

一、1902年,我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江苏武进,即现在的常州。父母仅生我一人,自幼家境清贫,父亲为人厚实,学问渊博,精通古文,但在旧社会里,想要谋得适当的职业,发挥自己的才能是相当困难的,因此父亲心情郁闷,常常借酒浇愁。在我未满周岁时,主持家政的大伯父决定举家迁居南京。一年后,母亲又带我回到常州,住在外祖父家里,就此便在常州落户。父亲也时常回外家探望,以后经我大舅庄俞和堂房伯父方毅介绍,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从事国文字典的编纂工作,编了我国第一部以注音字母标音的字典,这部字典出版后行销全国,对当时的中、小学教育是一大贡献。

我母亲庄缄,原是外家长女,自幼帮助外祖母操持家务,不辞辛劳,并照顾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自己后来入学读书,进过上海一所女校,记得叫"爱国女校"。我在常州的亲长人数不少。五个舅父和一个小姨后来各自成家立业,有了许多小孩,和我一起长大,他们都称我"重哥"。我在外家十几年,生活学习的环境是十分温暖的。可是,我母亲没有放弃她自立谋生的打算,

我们回到外家后不久,她便去常州东北的孟河地方教书。虽然薪水微薄,她每年年底回家一次,将自己积存的银元十余枚,交给外祖母,以供全家之用。

外祖父一家当时在常州可算是书香门第了。说来有趣,我最近忽接《常州市志》编办通知,征求有关我父亲事迹的资料,但却把我父亲的姓名写成了"庄亟光"。我自己既姓方,我父亲当然也姓 """ "是他的号,他的真正姓名是"方宾观"。我想编办同志之所以将我父亲的姓氏误写成我外家的""姓,恐怕也与那时外家在常州一带颇有名声有一定的关系吧。当时,外祖父创办了一所县立的"冠英小学",我长到七岁那年,他老人家亲自送我去报名入学,至今还记得外祖父每晨携着我的手去上学的情景。出外家旧宅前门,经一座石桥,到了河的北岸,然后步行向东,便到了我童年启蒙的那所小学。在那里我读到小学毕业,所学课程除了语文、数学、史地、写字、画图外,还学了英语。我的英语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学的。

我的舅舅也都很有才能,我的二舅四舅都曾留过学,毕业回国后在故乡率先兴办企业,提倡科技教育。四舅庄中希曾任过外交官,多次出使西欧。他晚年虽双耳失聪。但还坚持独立编写了一部中学英语教程。我从小就在他们身边长大,因而他们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忘我工作的精神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对我以后的成长影响也是很大的。

虽说我很早就开始学英语,但最初的学习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而学得很枯燥乏味,引不起任何兴趣。后来,是我的一位自幼情同手足的从兄棗"来哥",将我引入了外语的天地。"来哥"是三伯父的儿子,我三伯父因患肺病早年去世,留下来哥与三伯母相依为命。他虽小但为人知情达理,诚恳谦逊,能书善画,笔墨斐然可观,令我十分敬佩。学英语要学话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充分利用英语字典;多读原版书;这些都是他那时教我的。我的英语学习基础其实也就是那时他帮我打下的。我于1915年在常州读完小学,那时父母已在上海定居,为了更有把握考入清华,不久我也来到了上海,入民立中学预科专习英语一年(该校英语教师是东吴大学出身的,资望甚高)。次年,参加清华入学考试,成绩优良,获准于入学后直接插入中等科二年级。父母为我欣喜,让来哥偕我同道北上,其时来哥已入清华,且即将升人高等科,而我在1916年初入清华园,凡事须赖来哥引领。未久,功课忙起来,我兄弟二人便不很经常见面了;加之时值国家多难,清华园中风云数变,我们有些同学便打算各奔前程,及早为出国深造作准备,但来哥对于我的学业和生活依然关怀备至。他于1921年夏秋之交毕业,随即赴美。九月抵达美国东部的宾州大学专攻建筑和美术。不料他升入高年级刚完成一年学程,一位清华同学传来噩耗,说我来哥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了。我不意遽然丧失至亲良师,悲痛欲绝。

最近我翻阅了母校建校七十周年之《校友通讯》,可惜未能读到我们1923级老同窗撰写的忆往抒怀的文章,不知他们都还健在否。当年的清华即留美预备学校,每年在各省招生的人数是有限额的,学生入学后的学费及毕业后留美的费用都是公费,因此考的人有很多,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更多的青年人都想从西方文化中找到救国方法,因而有越来越多的人要考清华。记得那年我们江苏省共有十四个人考入清华,我们级届的命名是以我们毕业的年份为准的。后来清华在学制上又作过改动,由原来的七年制的清华学校改为四年制的清华大学,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在近期《校友通讯》中,我读到原属1934级的季羡林教授的精炼而动人的"清华颂"一文,深为其怀念母校之情所感动,特此援引数语如下:

回忆清华园,就象回忆我的母亲,每次回到清华园,就象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升起幸福之感。但是清华园不仅仅是象我的母亲,而是象一首美丽的诗,它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清华园这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园中春花秋月,四季交换,惟有遥望西山的紫气却永远不灭。唐代青年诗人王勃的"烟光凝而暮山紫"棗美妙绝伦的紫色!上面援引的三段文字,也许远不足以充分传达通篇原文的神韵,挂一漏万,还望季老鉴谅。

"水木清华"四字是清华新老校友津津乐道的话题。一块横匾上写着那么遒劲的四个大字,悬挂在工字厅朝北的屋檐下,两旁有木制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化,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匾与长联隔着,一片平台与荷花池相望;池北岸上,可遥见一排高低起伏的土山山上松柏茂盛,林荫下是花草丛生,曲径幽深,别有一番风致。土山的背后,缓缓流动着一条小河,两岸微风拂柳,又是一方胜境。这一带景色宜人,是同学们常来读书游憩而流连忘返的去处。所以,"水木清华"的本意是状物写景的。可是,多年来我每忆起这四个字,总念及其中寓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深意。由于历史的缘故,清华学校的教育及管理是以美国的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母校校友通讯中"校史札记"第一段说得好:"历史,有时就象从层峦峭壁中共斗过来的狮子,一时弄得遍身创痍和污垢。但这是暂时的现象。……清华曾被人称做"赔款学校""合股公司''贵族学校',世外桃源',等等。当时情形也许是如此。可是解放以后,中国科学院1959年公布的270多名学部委员中,清华人就有56名,占五分之一; 19101948历届毕业的校友中,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的就有80多人。今天这所多科性理工大学已经名闻中外。这些知识界的精英,难道不是从"水木清华"的文化摇篮中抚育出来的吗?

当年清华园内的外语气氛确实十分浓厚。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同外语打交道,许多教材是英文的,许多课程用英语讲授。教师上课讲英语,同学之间不但很自然地讲英语,并且经常抽出时间去教室里练习拼写生词,互相纠正发音。此外还学唱英语歌,如学生常唱的"清华校歌"Tsing Hua College Song),词曰:

O come and join our hearty song,

As proudly here we stand;

For Tsing Hua College let us sing,

The best in all the land.

We'll spread her fame and win a name

And put our foes to shame

If you don't agree come on and see

And you will say the same the same

And you will say the same.

 

O Tsing Huafair Tsing Huaour College bright!

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

O Tsing Hua fair Tsing Hua our College pure,

We are loyalWe're faithful , we stand for you.

至于全校师生集会,则除唱校歌外,还常有英语辩论或演讲的竞赛。外国教师很多,他们的西式平房住宅就叫"外国地"。师生来往密切,不分彼此。甚至校医处的大夫也是外国人;学生去看病时,更免不了用英语交谈。我们的早操,有许多年内是由著名的马约翰先生(John Ma)用英语发口令带领着做的,至今我还依稀记得他那几套动作。

当然,那时在北京创办的学校还是不能没有"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方面的课程的。我记得当时还请过梁启超先生等国学大师来校讲学,同时也有外国学者如杜威(JohnDewey)、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来校授课,中英文并不偏废。此外,还有"国术"(即我国武术)课程。所以,我回忆中的清华,虽然很着重英语教育,却并非一般人所谓的"洋学堂"。母校校友通讯中提出"清华精神"的探讨,我记得朱自清先生曾认为其最突出的是"实干"两字。据我个人想来,在五四运动前后,也可以说是清华的青年( * 本行最后一字不一定准确,事隔多年,实在记不清了。作者)时代,那时的清华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提倡创造、进取、活跃、好学的精神。可见,清华的教育虽仿外国制度,其基本精神却是"洋为中用"的。

这种精神融贯于清华园教育的各方面,即使在学生的生活管理上也是如此。清华当时在这方面的工作,功效显著,而斋务长陈筱田先生的形象更是令人难忘。每天早餐开饭之前,身材胖大、面容严肃而又慈祥的陈老先生便立在饭堂门内,引导学生入座。我们向他点头敬礼,他以微笑作答。我们各自依号码入座。八人一桌,秩序并然。进餐时,人人注意文明礼貌,饭堂内绝无喧闹及碗筷叮当之声。早饭通常有小米粥和馒头,午饭和晚餐还有荤、素、炒、汤,加上四碟咸菜。三餐的饭莱是丰盛的。可年轻人有时还想吃些烤红薯、水果之类零食,就要自己花几枚铜子儿去买了。

学校对学生的零用钱也加以管理。我们所有的私人用钱都要存入学校的小银行,每次支用时要由斋务处作记录。此外,规定每人每月至少要写两封家信,交由学校代发;斋务处便将学生用钱的记录随信寄给家长。这样的制度我觉得很好,父母也很赞成,回信时还嘱我向学校致谢。陈筱田斋务长任职时,正值周诒春校长治校。在我的回忆中,这是我在清华学习的一段稳定时期。可以说,那时的学生大都呼吸着一种新鲜活泼的空气。我和几个同学常常去"踏勘"校园内一大片荒芜的处女地。当时这里名叫西园,内有树林、溪流、沼泽,却没有任何建筑物。我们终于在西园南部发现一道山坡,坡顶朝南隆起,形成高高的山头。我们循小径登上山头一望,见山头之下朝南有一片倾斜的平地,依山向阳。我们心血来潮,想到如果挖一个干燥的小山洞,不就成了一个绝妙的鸡窝?于是一喜之下,就干了起来。又买来一群小鸡关进洞里,上好木栅门。此后便轮班去放养鸡群,打扫鸡舍,看着小鸡天天长大,盘算着哪一天能取蛋、吃蛋。如此过了大约有二三个月,大家兴趣盎然,有人因此立志以饲养家禽为业,准备日后出国学农。可惜,如今我已记不起是哪几个人一同开拓西园的了,却记得同年好友有孔繁祁者,后来去美国学农,不幸于一二年后即遇车祸身亡了。可能他就是当年小养鸡家之一员。

19191923年间,我在清华高等科就读时,正是国家多难的年代。内有军阀连年混战,外有日本等列强虎视眈眈,得寸进尺。腐败的政府丧权辱国,签订卖国条约。北京各校学生激于义愤,群起声讨,在全国掀起五四反帝救国运动。北大、清华等校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率先罢课、游行、示威,将运动推向全国。从此清华园内风起云涌,学生纷纷组织学生军队伍,每日操练,并举行全校大会,宣誓"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国的人民、土地、主权"。我和大家一样投入各种活动,参加大小组织。五四既是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在北大陈独秀、胡适等的新思潮影响下。清华也办了学生自己的刊物。我也积极撰文发

表,提倡爱国精神。

二、在当时诸多社团中,有闻一多发起的" 上社"。我记得一多对我们说过:"我们的言行应该天天向上;难道我们的国家民族不需要我们有志向上吗?"我们最初的上社成员有七八人,包括潘光旦、雷海宗、吴泽霖、梅贻宝等。一多原与我的来哥同属1921级,本可于同一年赴美,但他却临时改变了计划,决定推迟一年出国;因为他说:"迟去仍可早回。"这里我又要借重清华《校友通讯》所载郭道晖(51级)同学的"鲁迅与清华"一文的记述。在西南联大的鲁迅逝世八周年追悼会上,一多敬悼鲁迅,赞扬他是"一位光辉伟大的人物",还向鲁迅的挂像鞠了一躬,说道: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他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正在享福,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那怕只是一点,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了。"有意义的是,闻一多在这段忏悔词中,提及的清华精神缺少了鲁迅硬骨头精神,而我们当年的清华人却"正在享福"。为了发扬五四青年运动的传统,我们没有理由不多多向鲁迅先生学习!一多本人不愧为伟大的民主斗土、爱国诗人学者,然而他能如此自责自励,这是很感动人的。这段事迹值得特地表出,以纪念先烈。一多在西南联大殉难之时,我正在英国,听说他为国捐躯,恨不得插翅飞回祖国,参加哀体,并为挚友复仇。

关于当年一多力劝我去武大工作的往事,我已撰文载于武大《校友通讯》创刊号,兹不赘述。最近,华东师大方仁念老师告我说,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的《新月》诗刊上载有我回国后所写文稿两篇,一为"希伯来民族英雄大卫",一为"洒落瑰奇"。(* 洒落瑰奇是英文Sharawaggi一词之音译,可参见拙著《英国诗文研究集》44页注三;《牛津英语大词典》亦收有此词。)这事我已全然忘却,幸得方老师提醒。当时我刚出美回国,在沪宁一带大学从事外文教学,闻、徐二位学长诗人在学业与工作上对我关怀奖掖无微不至,至今铭刻在心。

前面提及的陈筱田先生和周诒春校长,都是有功于清华的实干教育家。这里还想补记一点另几位校长的情况。自从周校长于19l8年受诬辞职,陈斋务长于1920年左右离校之后,清华进入了动荡不定的时期。1922年开始了"三赶校长"的风潮。当然,这主要是19l9年的五四运动的影响所致,但校长的更迭也是罢课运动的原因之一。1931年,原在校内执教的梅贻琦任校长,清华才重新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我于1923年毕业赴美后,对母校以后的情况便较隔阂了。自1928年归国工作后,由南京而至武汉,一直未离开外语教育岗位。芦沟桥事变后,我所在的武汉大学内迁至四川乐山。其间我赴英讲学二三年,回国后继续任教,由安庆、芜湖而至上海、杭州。这许多年间,梅校长一直主持清华的校务。1949年我在西湖之滨迎来了渡江南下的解放军。此时听说梅校长将随清华大学迁往台湾。其时我们一家大小住在杭州东城内浙大宿舍。

清华同学好友中有1922级的梅贻宝,正是梅校长的胞弟。后来他去美国从事著述,弘扬祖国文化,至今已多年末通音讯了。

我在清华中等科时的英文教师有孟宪承、林语堂等先生。清华学生能有较扎实的英文基础,与教师的细心指导大有关系。林语堂兼用中英文写作,著述甚多,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卓有贡献。他的名著如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中译本《吾土与吾民》与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中译本《生活的艺术》)等,有很高的价值。孟宪承对我不忘师生之谊,1947年他任华东教育部长时,来电召我去浙江大学任教,我欣然从命。当时浙大校长即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对这两位前辈我是由衷地钦佩的。

当年清华校友中,今天仍在为祖国四化作出贡献者颇不乏人,根据我所知,在北京者有罗念生,是希腊古典戏剧及文艺理论的学者、翻译家,抗战时期曾来四川乐山协助武大工作,在外文系担任教职。在台湾者有梁实秋,原名梁治华,是与我同年赴美的同窗,也是闻一多的传记作者。近年来,他主编的《远东实用英汉词典》等工具书在大陆颇受欢迎。记得实秋写过一篇"骂人的艺术",我读后写了一篇评论,连同我读了三本英文集子和评介之后写的感想,总称为"谩骂与幽默"。不知实秋听说过没有?

与我同为1923级的清华同学顾毓锈,也值得一述。他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解放后定居美国,继续深造,并获博士学位。前几年回国访问,在上海的清华1923级老同窗七八人在陈植同学主持下宴请他夫妇二人。他最近的又一次回国,是参加上海交通大学九十周年校庆盛典,因为他是交大的名誉校长。我偶读《上海政协报》得知《顾毓锈诗选》已经出版。周谷城先生为诗集题词道:"思飘云雾外,诗入画图中",将毓锈诗中的故国情思,恰好点出。再谈一位老同窗,即上海电影界的老导演孙瑜。我在宴请顾氏夫妇席上重逢了孙老。不少人因电影"武训传"等受到批判而知道孙瑜其名,可是多数人却不知道他在中英文学方面的造诣。孙瑜在香港出版的《李白诗新译》,是他早年在清华和美国求学年代的译作,堪称佳品。

清华学堂原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改为大学以前从未招收过女生,可谓美中不足。但据说自19l4年起开始派女生赴美留学,其中有的是领到清华的津贴而未进过清华园的。我在1923年从上海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横渡太平洋到达西雅图(Seattle),航程二十多天。同船赴美的便有极少数女生。有趣的是,我同年级的好友吴文藻居然有机会和当时已略有名声的女作家谢冰心相识,从此后两人鱼雁往还,相敬相爱,终于结成伉俪。今春我在《文汇月刊》上看到吴文藻和夫人谢冰心的照片,两人并坐于沙发椅上,笑容可掬。文藻兄的尊容我还依稀可辨。照片下方有冰心所作短文一篇,首句开头便道:"文藻离开我已经整整一个半月了……。"我读此始则愕然,继而哀伤,原来我与文藻同学此生竟无缘再见一面。自当年同舟共渡以来,屈指已六十余年矣,而今我已届耄髭之年,不料文藻竟先我而去。

在我告别可爱的清华园前夕,诸多同级好友之中,有谢文炳者尤为莫逆。我们时常促膝谈心,讨论如何选择最合我们志趣的一所美国学府,计划如何善用留美求学的五年光阴。青年人往往不顾实际,其理想乃至幻想也时常不约而同;于是商议之后,两人都希望进那所人人称羡的斯坦福大学。不过,平心而论,在当时条件下,这一选择倒也并非空中楼阁。

1923年初秋,我们和其他几位同行赴美的学友来到了这所心向往之的学府。当时有两位先我到此深造的清华人沈有乾和萨本栋前来迎接。两人都是清华1921 级的老同学,其中萨本栋学成归国后曾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治校卓然有成,去世后便葬于该校校园之内。当时大家相见分外喜悦,老同学便将新同学领进了校内的中国学生宿舍。我和谢文炳合住二楼一处宽敞舒适的寝室。此后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课余常在校园中各处游玩,不但欣赏了壮丽的建筑与幽雅的环境,而且由此开始领会到西方精神文明的某些要义之所在。兹赂述数端,以见一斑。

(一)斯坦福全校的建筑有着一个总体设计,是西班牙罗马式(Spanish-

Romanesque 的风格。创始人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大富翁,唯一的爱子小斯坦福被送往欧洲"游学"而夭折,于是父母痛定思痛,愿将全部家产捐出,设立这所大学,名之曰"小斯坦福大学",初到时,我以为这个"" 字(Junior)乃是指大学本身而言,后来方知是指小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Jr.),即富翁之子。老斯坦福夫妇宣称:"为了沉痛纪念我儿的夭折,特捐献此笔款项。从此以后,我们将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子弟为自己的子弟。"这样,斯坦福大学于1891年秋开始招生了。

(二)校舍的中心建筑物为"纪念教堂"。老斯坦福夫妇原有意建此教堂,作为"大学教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要活动场所"。老斯坦福于1893年去世,这教堂便由夫人JaneStanford主持建成,于1903年元月正式举行献礼仪式。

(三)教堂大门前山墙上的马赛克(mosaic),也是斯坦福夫人选定的。她采用这种材料的理由是,马赛克用于室外,在加利福尼亚州晴朗的太阳光下可保持其明亮的色泽而历久不衰。她选择了每幅画的人物及配景,并强调每件艺术品中出现的男女人数必须相等。可是说来奇怪,学校当年每季度招收的女生人数,却限制在五百人以内。不知是斯坦福夫人认为高等教育不同于艺术品,抑或现实与理想毕竟尚有距离?

回忆在斯坦福的学习生活是很有意义的。19231924年间,我与谢文炳一同就读于英语系,所学课程,大致相同,但后来便渐渐各有侧重了。我在第一学期选了德语和英文作文等课。德语每天上一节课,进度很快;语法甚繁,必须强记。英文作文虽仍在初级阶段,但写时须加入自由发挥的成份,接近创作的训练了。老师的姓名现已忘却,印象中只知他能力甚强,对外国学生也和善。一年下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德语也是及格的,可是基础还不够扎实。第二学年起,专业性课程增强了,选修课也逐年增多。乔叟这门课的老师JohnTatlock是有名的专家,我当时很想同他本人多多接触。他上下课准时,讲授时危言正色,并且每次照他的讲义宣读,我们做笔记也不容易。老师的教法不够生动,可是这门课程我却是十分喜爱的,只是要自己多主动争取老师的指导,此外还须独立研读其他专家的著作。我在斯坦福后期,选修课程的范围更扩大了,有莎土比亚等经典作家的深入研究,也有美国史等文化概貌的课程。我对圣经文学一门课尤其有兴趣;老师要求很严格,我反得了优异成绩。总的说来,老师们的教课方法各有千秋。比如讲莎士比亚的老师便与讲乔史的不同,他上课时谈笑风生,往往引得近千名学生哄堂大笑,跺脚喝彩。至于功课内容,却每次都指定页数很多的作业。学生在课堂上没有机会发问,临考时就苦了。此外,还经常要交短篇论文(papers),以定学生的学期总成绩。不过,斯坦福的图书资料是很丰富的,学术空气也十分浓厚,各种各样的教法并行而不悖,学生尽可自由发展自己的才能。这确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流学府。

1924年夏秋之交,后来成为我老伴的叶之蓁由南加州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介绍,来斯坦福读暑期班,以便补足她毕业时所需要的学分。她选修的课包括游泳和文学阅读。她到校注册后,便来到我们中国学生的宿舍,同负责人接洽搭伙用午餐等事项。她在离校不远的PaloAlto市镇租民房一间独住,每日乘电车来回。我们与她同在宿舍饭厅用餐,并招待这位唯一的中国女学生。我当时心想,中国女生如此容易被接纳入暑期班,简直是奇迹。我曾怀疑斯坦福夫人所主张的艺术品中的男女人数相等与"男女平权"的观念是否一致,或者虽非一致但也可有例外。可是,无论如何,之蓁进了斯坦福,总是件可喜的事。

后来,我和之蓁的交往也有过一些波折,可是她性格开朗而活泼,我们终究是志趣相投。她很喜欢同我讲述她的信仰和家庭,以及她来美国深造的计划。我们喜欢去纪念教堂前四方大院中的"绿洲"内,坐在椅子上谈天、读书。1924年底,我去洛杉叽旅游,同之蓁攀登了市郊的威尔逊山(Mount Wilson)。她那时住在洛杉叽的一所圣经学院(BibleInstitute),内设有男女宿舍,她便介绍我借住于男子部。住处非常清静,除夕午夜十二点整,我听到新年钟声,看见洛杉叽市民在街头送旧迎新的狂欢情景,至今不能忘怀。

过了新年,我从洛杉叽独自乘火车回到斯坦福。1925学年度第二学期马上就开始了。我仍住中国学生宿舍,但已搬出原来与老谢同住的寝室,而改住宿舍三楼一间阁楼。在这两边斜披着屋顶的小室里,一张小床放在中间靠窗处,光线空气都很充足。这时老谢仍住二楼,继续用国产竹纸创作他的小说,我则在阁楼上忙着做功课。

那时我已同之蓁约定在大学同时毕业后即来Palo Alto租房子结婚。这是1925年夏天的一件大事。七月四日,即美国的建国纪念日,两人在新租的屋里举行婚礼,请了吴锦诠同学当主婚人。我们又在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纪念日)请了同学好友数十人在旧金山唐人街(China Town)设宴欢叙。在此之前,我已写家信将婚事禀告父母,并寄上两人的照片。他们回信表示祝贺,并希望我们早日学成归国。

结婚后,我同之蓁由斯坦福迁到伯克利市(Berkeley),租房居住,一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学位。现在回忆起来,觉得一个人大学毕业、结婚成家,便犹如走到了人生道路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前。此后我们就要步入社会,成为负有推动社会前进责任的主人翁了,而攻读较高学位不妨可看作一个预备的阶段。后来老谢也离开斯坦福去美国东部,获得硕士学位;他归国后一直从事外语教育,现仍执教于四川大学。我们 1927年底乘轮船回国时,许多清华与非清华的同学都来送行,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在此还须将之蓁到美国求学的缘由补叙一笔。原来,国内某教会见她年轻有为,愿送她赴美攻读教育学,以两年为限,不准延长,希望她回国后为教会创办几所小学。之蓁于1922年乘日本海轮抵达旧金山登岸,即有中国教会驻美人员与友人前来迎接,并陪同转火车直达洛杉叽。可是,之蓁进了洛杉叽的南加州大学师范学院后,向院长要求准许她在三年内修满四年的学分,以完成大学的学程。院长立即同意,并批给她第三年的一笔奖学金。之蓁乃于1924年夏来斯坦福补足学分,我们便由此短期的同校求学的机缘开始,成就了一段"天作之合"的佳话。

结婚之后的道路并不平坦,一边谋生,一边争取学位,困难不小。首先是住房不理想,房东太太很难相处,尤其到了1927年夏,孩子诞生后,房东更以为可以漫天要价以拒租相要挟。其次是美国西部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我们虽在美国念了大学,仍不免身受其苦。我甚至看到一般意大利人理发匠也不愿接触黄种人的黑发。他们在背后说,为我们理发等于剪猪毛,象刺一样硬!可是,这一切我们仍不得不忍耐下去,心想只要两人相敬相爱,同德同心,任何困难都可克服。未久,听到国内北伐成功,多年军阀混战的局面可望改观。兴奋起来,决计提前归国,以便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既发挥自己的能力,亦促进国家战后复元,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加紧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为"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China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可是,匆忙之中未及作最后修饰,就此向学校告别,一家三口登上了归国的海轮。正好是1927年年底回到家中,与父母共度新年。

本文回忆了我在青年求学年代里一些往事,是以今天的有志青年为读者对象的。希望青年朋友们将来有超越前人的成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社会进步与学术发展的规律。当然,时代不同,机缘与经历也因人而异,文中所述未必对青年朋友皆有直接的帮助;可是青年学子当珍惜年华,不可自暴自弃,方可望学有所成,这却是古今如一的,而且不独于外语学习为然。伟大诗人陶渊明的"杂诗八首"之一,历来脍炙人口,谨录四行,愿以此与青年朋友共勉:

盛年不重来,For Youth once gone will no longer return

一日难再晨;Nor this same morn as the day closes.

及时当勉励,Treasure every moment before it slips by

岁月不待人。Mark, the fleeting years wait for no man.

1986年国庆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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