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昌民(70届电机)
1979年我考入清华经管系的时候,只有十来个研究生,计算机、运筹学这些新课程,老师都有讲迷糊的时候,班里唯一的年轻同学与之纠缠,最年长的同学在后排打圆场,高声喊:“算啦!算啦!”
后来我幸运地成为经管系走出国门的第一人。去长沙集训的时候,经管系资料室的林老师拿出全国粮票给我,特别叮咛:“我们家粮食够吃,不用还。”
回国以后应试和做论文,九岁的儿子与我同读清华园,清早儿子去食堂买油饼,下课前我去食堂买饭。逢上买到饺子,儿子一进宿舍门,吸两下鼻子,高兴地呼叫:“嗯嗯,有饺子!”
1994年经管学院十周年,朱镕基(时任院长)在大礼堂掷地有声地说:“副总理我可以不当,经管学院院长是要当的。”拍完“全家福”,朱院长回身对厂长研究生班毕业的校友们说:“你们每人搞好一家国营大型企业,中国就有希望!”
今天,清华经管学院已是中国内地唯一获得AACSB(管理教育国际顶级机构)认证的经济管理学院,也是亚洲最优秀的经济管理学院。这是何等令人感慨的变化!
朱镕基学长一定没有料到,学院里的新的学科、新的内涵像今天这样郁郁勃勃,其中金融专业培养出了一批批国际化、挺立前沿的人才,这一领域又富集了转道而来的各路清华精英,以至于有条件举办今天这样的论坛,荟萃我们的力量,展示这个群体的未来。
我们怎样看母校
除了系统的专业知识,清华给我们的最大馈赠是自信,是一张在人生道路上被人另眼看待的VIP贵宾卡。
1982年,一批电机、建筑、物理、化学、数学¡¡专业的清华毕业生被招至深圳蛇口。在初起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些从“工程师的摇篮”晃出来的、局限于应用技术的青年才俊将会如何沉浮呢?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他们“起跑”的优势其实并不大,他们凭先天的聪慧,靠内心的自信和后天的努力从头开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向来访的清华副校长进言:清华学生不学一些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会计学、法律学、心理学,甚至不加强文学与历史,不行了!新时代的学生需要丰富的选修课来补充营养,需要浓厚的人文空气来打造素质基因。一流大学无不重视通识教育,贵在(不同学科之间的)打通。梅贻琦校长曾经精辟地指出:“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化民成俗),而为扰民。”钱钟书的老师温源宁(妙写人物的《一知半解》深得英国散文真髓)是法学硕士;著名批评家李长之学的是生物与哲学;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不能像美国国务卿赖斯,走近钢琴就可以给马友友伴奏?
名校常比建校的年头,实质是比传统。有谁能说清什么是清华的传统呢?读了前辈学长鲲西(王勉)的《清华园感旧录》,心中升起一些伤感:“(五十年代)清华的机构是彻底被打碎了。只余下连理科课程都不具备的工艺学院,人们的短视目光仿佛又回到那个认为西方只有枪炮舰船可学的时代。”我们的清华已经不是鼎盛时期的清华了。1931年梅贻琦校长就职演说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清华园里处处可以遇见山峰一般的大师,那是昔日风景了。这些年重新收拾河山,迎头赶上,现在有的是精英,可是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产生大师的环境变了。鲲西老人冷静地说:“过去清华对于北大相对具有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反之北大由其传统而来的博大的精神会继续下去¡¡清华若要竞赛,需要另辟蹊径。”鲲西老人认为:曾在这个校园受过熏陶,受过师长教诲的如今仍健在的老人,他们心灵中永远铭记的是清华园所昭示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第一教学楼北侧,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铭)。他说:如果这个精神不可传,那么怀恋旧的光荣历史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人们用“物欲横流、躁动不安”形容当今的社会风气。讨论“大学是什么”,反省大学的使命确实非常必要。自古“大学之道”,传授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现在很难看到学生“从”老师而“游”的师生关系了,倒如梅校长所说“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如今基本上是社会上流行什么,校园里便时兴什么。有一位陈言先生投书报刊说:“大学正日益沦为媚俗的坟茔,我是多么怀念那种身处湍急的时代之流中,仍能让人在其中缓缓行走的大学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八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
哈佛大学校训是:“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说的是不含杂念的科学精神;“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说的是完美心灵的养育。中科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谈到:“哈佛等名校把培养公民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把追求真理作为校训。”他引某哈佛学生家长的话:“哈佛等名校与普通大学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人文修养的教育与熏陶。现代教育的弊病在于把学校变成了单纯的知识贩卖店。一流名校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人文修养才是教育的根本。”哈瑞·刘易斯检讨现代哈佛的教育宗旨时说:没有美德和自由的理念,大学就无法教会学生认识自身与全球社会的关系。
比尔·盖茨也承认社会责任高于一切,他在获颁哈佛荣誉博士的演讲中说:“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消除不平等¡¡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这么看来,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校训,是有偏于内省和修身的感觉了。以具有完美人格的现代公民为培养目标,如何归纳提炼,是一个不小的课题。
母校怎样看我们
从母校毕业的一代又一代学生在社会上开花结果。他们以不同的形式服务于社会,成为母校的骄傲。
在一个大家庭里,母亲的眼里是否只看到自己的做官的孩子,有钱的孩子?我想母亲最看重的会是人品最好的孩子,兢兢业业服务社会、为众人称道的孩子。人品、能力和机缘,是做成大事(所谓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但是机缘并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那么母校的视线,是否应该不再过多聚焦于官员、富翁或者手握财权的弟子们身上的光环?
哈佛教授委员会1945年的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里写道:“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不仅指政府制度,而且还包括人民的精神世界都渗透了民主思想),需要最大多数的人们共享高尚的人格和正确的世界观。”该报告认为:需要把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的成人和公民,同时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和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方法。
我曾经收到过要求为《清华精英录》之类的东西提供深圳校友资料的函件,指明必须是“正市级、正军级、大型集团公司总裁以上”。我们深圳校友会的理事们很是反感,幸好清华校友总会否认了出自其手,我们才感心安。也是在那时(2001年),北大校友吴非在《南方周末》上抨击北大《精英录》:“我劝你不要做这样的事,如果你们执意要做,那我告诉你:母校在我心中已经死了。”
政治有变幻莫测的一面,掌社会之财也有不能免俗的风险。事实上,已有昨天显赫、座上嘉宾,今天落马、遭遇麻烦,假如忘却了一次次事后的尴尬,不堪回首的戏剧重复上演,校友们又怎么想呢?
校友和母校的关系不会变,好比血缘关系不会变。一位朋友说他们中学一位引以为傲的副市长校友出事了,下一年居然从母校纪念册上消失了,这也大可不必。我认为,母校对芸芸弟子们始终应怀有理解、宽容之心,即使在他们人生的低谷也要提供一个心灵的港湾。
我们怎样看自己
有一年深圳校友会邀请李子彬市长出席校庆活动,市长办公室里市长边听边忙着。轮到我说了,我讲了两句话:校友关系贯穿人的一生,在人生的高峰也好,低谷也好,校友圈子里总有人理解,有人支持,总有一个接纳你的港湾。第二,全世界无论平民还是总统,都十分看重校友关系。听到这儿,市长抬起头,说:“时间若没冲突,我就去。”
共同的背景,类似的基因,茫茫人海里校友相逢,与其说多了一分亲切,不如说多了一重信用。利用好校友关系的价值真是难以估量,但是别忘了我国还是一个公民信用度很低的国度,所以一来每个校友务必珍惜自己的信用,二来即使对校友也不要轻信到不设防的程度。
清华九十周年(2001)之际,广东有些校友主张与北大一百周年“斗气”:你包了火车,我就包飞机。最后当然理智占了上风,还是搞好自己的百年大庆(2011)为上。这种自傲的情绪也不时流露在校友的言谈中,比如说起中央政治局清华占多少,很有得色。我曾经在校友聚会时坦言:清华出身走技术官僚之路的较多,然而技术官僚吃香并不是常态。我看北大人,若真有独立意志、出思想,乃国家之幸。一个成熟、完善的社会,可能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律师¡¡或者多色背景的人更适宜做总统。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清华唯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方能保持学术和教育领先的强势;而我们清华校友,不能再盲目地骄傲,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工作,敏锐、刻苦地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知识,尤其是要坦坦荡荡地做人,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叹赏,不辱清华的门楣。
(本文为2008年1月作者在深圳清华校友会新金融时代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