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萧 荻（１９４６历史）

１９４４年，随着解放区军民大反攻的不断扩大胜利，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困境而发动豫、湘、桂战役的进攻中全线崩溃，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又重新高涨起来。西南联大的学生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学生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形成人所公认的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联大新诗社也正是在这个客观形势下组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萧狄学长

但是，新诗社的诞生，却又和其他一些联大社团略有不同。那些社团多半是同系级、同宿舍，或以中学同学为基础，串联发展起来的；新诗社最初成立时的十多位同学则大多是过去并不相识，只是由于对新诗的共同爱好，偶然结合在一起的。此处引述何达（何孝达）讲述他和沈叔平巧遇的一段小故事以为佐证：

“１９４４年初的一个上午，在图书馆看杂志里面的新诗，发现距离不远处，有一位浓眉大眼的青年，也在看诗……他看诗时候的神情，多么专注，多么真诚。我灵机一动，写了一张字条递过去，上面只有简单几个字：‘朋友，你爱诗吗？’立刻他笑得像灿烂的朝阳，我们立刻成了朋友，我们谈了很久。同时我们想，像我们这样爱诗的人，决不止两个，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火热的心，都连在一起？我们就分头探问，寻找爱诗的朋友……”（见《北京文艺》１９８１年第７期）。就这样，爱诗的人很快就找到了十多个，大家酝酿成立一个诗社。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组织学生社团，必须向训导处登记，而且一定要有一位教师担任导师。大家自然而然地想到《红烛》、《死水》的作者，１９４３年秋天在唐诗课上满怀激情地介绍解放区诗人田间的《给战斗者》，并被誉之为“时代的鼓手”的闻一多教授。于是便由中文系同学康去征求闻先生的意见。闻先生一听，满口答应下来，并说：“就在这个星期天，你们到司家营我家里来找我（当时闻先生住在昆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我们可以多谈谈！”

那个星期天，是１９４４年４月９日。我们到达司家营，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拿出自己带来的干粮、咸菜，闻师母已经给我们烧好了开水，还端出两盘蔬菜，闻先生和闻先生的女儿小妹（那时她才六七岁）一起，参加了我们的“聚餐”。在饭桌上，我们一边吃，一边争着看小妹的诗集。那是她自己抄在小学生用的绿格小本子上的，不但有诗，还有她自己画的插图，她给自己的诗集题名为《金色的太阳》，诗集上还有朱自清、浦江清、陈梦家等先生的题词。她那富有想象力、洋溢着童真的诗，引起大家热烈的兴趣和赞叹。这顿“午餐”，是在不断的欢笑声中进行的，至今我们还保留着深刻的记忆。

饭后我们一同走到村边尤加利树下的一块草地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闻先生专注地听我们各自朗读自己的习作，小妹也落落大方地朗诵了她自己认为最得意的诗：“我要把地球钻一个洞，看看那一面的世界”和《金色的太阳》，闻先生带头和大家给她鼓掌。小妹自己也天真地一起鼓掌，一点也不腼腆。

闻先生非常认真直率地评讲了大家带来的习作。他非常支持我们组织诗社的愿望，兴奋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对诗的见解。从批判中国传统的所谓“诗教”，讲到写诗和做人的道理，谈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更坦诚地谈他对我们诗社的期望。他说：“我们的诗社，应该是‘新’的诗社，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你们当然比我懂得更多，在这年头，你们会明白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这就是我们所以把酝酿成立的诗社命名为“新诗社”的由来。后来，我们把闻先生这次讲话的精神，归结成新诗社的四条纲领，那就是：

一、我们把诗当作生命，不是玩物；当作工作，不是享受；当作献礼，不是商品。

二、我们反对一切颓废的、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

三、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

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

虽然在一周之后，我们又在联大南区教学区旁的学生服务处小会堂，开了一个有更多同学参加的新诗社成立大会，但是我们仍然把司家营和闻先生一起的聚会作为新诗社成立的纪念日。四月九日那天，我们曾按照席地围坐的十四个人的次序，在一页贡川纸上签了名，可惜这张珍贵的签名已经找不到了。根据大家回忆，参加这次集会的除闻先生和闻先生的女儿小妹外，十二个同学是何孝达、沈叔平、施载宣（萧荻）、康（女）、赵宝煦（白鹄）、黄福海（黄海）、周纪荣、越明洁、段彩媚（女）、施巩秋（女）、王永良（现在美国）、万绳。

（摘选自萧荻《最初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