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海梁（沙金）（1947中文）

刚一进联大，我感到很陌生，上课、学习方法都和中学不一样。大一国文课，有教材，还要记笔记，我水平低，当堂记不下来，下课后得补笔记。老师要求课外阅读参考书，写出读后心得，说是为了培养自学能力。还有上逻辑课，也要记课堂笔记。整天忙得手忙脚乱的。大二就好些，自学能力有些提高，环境也熟悉些，思想水平也有拓宽。除了上课作业外，有时间参加课外活动。见到民主墙上的墙报，深感兴趣，逐渐了解众多社团在宿舍忙碌，又写又画，所以才有如雨后春笋般、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墙报，有时我也凑近人多的地方观看墙报。也有教授学者作学术报告，引起同学们的关注。联大新校舍的校园，一派新鲜气氛，充满了吸引力，一切都感到新气象新天地。西南联合大学被誉为“民主堡垒”，果然名不虚传。

中文系的活动也很多。47级同班同学郭良夫，我们一同上课，一同参加系里会议，又是同宿舍住着，彼此熟悉友好，成了好朋友。联大选修课交叉进行，班级混合听课。44级老大哥王松声也同上课，同参加系会，经常见面，都很熟悉要好。这两位好友又都是联大剧艺社的元老，他俩介绍我参加剧艺社的活动。新中国剧社从桂林迁到昆明，正筹划开锣演戏。我们剧社为了祝贺开张大吉，在新中国剧社上演京戏《鸿鸾禧》。这是我们第一场戏，相当重要，三元老联袂粉墨登场，倾情扮演：郭良夫扮金玉奴，反串花旦，小嗓儿洪亮，颇引起观众兴趣；王松声扮莫稽，倜傥潇洒，把一个书生表演得淋漓尽致；萧荻扮花子杆儿，戏不太多。他们通力合作，确实捧出一台好戏，观众一致好评。新中国剧社感到满意，我们显示出实力，为今后双方的团结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既然剧艺社成立了，共同的就是演戏，于是千方百计找机会，准备条件上演。中文系上演吴祖光的话剧《风雪夜归人》，王松声、施巩秋领衔主演，迎来观众满堂喝彩，一炮打响。我在后台工作，增加许多知识。后台的布景、道具、灯光、服装、化妆以及拉幕，样样必须百分之百准备齐全，千万不能出差错，如出一点点纰漏，就会影响全局，每个岗位都重要。他们之间关系是互相配合合作，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了解这个道理后，就干好本职工作，心安理得，乐此不疲。戏剧艺术博大精深，岂能一朝一夕就能认识透彻，其实那时的认识也是很浮浅的。

“一二·一”运动使我的思想受到巨大震撼和启发，烈士的鲜血擦亮了我的双眼，只有同仇敌忾、全心全意投身革命，勇敢战斗下去，讨还血债。我们剧艺社的同志们都参加罢委会的工作，有的写材料，有的油印，也有的上街宣传“一二·一”事件的真相。王松声具有专门经历积淀，他以满腔悲愤迸发出强烈的激情，创作出广场剧《凯旋》，在昆明、在各地排演演出，演员和群众打成一片，终于喊出“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的怒吼。郭良夫创作的三幕剧《潘琰传》，剧本一写出，我们马上排演，向社会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台上台下齐声怒吼：“血债要用血来还！”收到很好效果。戏剧家田汉、洪深看过戏，也一致好评。为此，我认识到，戏剧艺术不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战斗的有力武器。

联大随着抗战胜利而结束，复员回平津，分成北大、清华和南开。虽然我们留恋云南这片培养我们成长的热土，但是我们还要复员北上，完成我们的学业。王松声、郭良夫和我，我们都决定去清华就读。1946年7月初，剧艺社20多同学一起乘敞篷汽车，从昆明出发回北平，日晒雨淋，一路颠簸，同志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有说有笑。到武汉改乘船，经上海过秦皇岛，一个多月的旅途生活，终于到达北平。当我们到贵阳时，见报上披露闻一多教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我们都惊呆了，悲痛欲绝，个个义愤填膺。想起同恩师闻先生相处的日子，往事历历在目。尤其是想起闻先生《红烛》诗篇：“烧罢！烧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诗的末尾：“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深受感染，决定一生干教师工作，同孩子们一起，教学相长，永远为民主、和平战斗下去。

到了清华，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了清华剧艺社，郭良夫被选为第一任社长，还有王松声和其他同志，工作继续开展下去，同时又招收新社员。这时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宣传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46年末，北平发生北大一女生被美国兵强暴事件，北平各大中学生愤怒起来抗议暴行，罢课大游行。我们清华也进北平城游行示威。

1947年暑假，我从清华毕业，到通州潞河中学（教会学校）任教。凑巧与那里富育女中（教会学校）刘鹤龄老师相遇。他乡遇故知，青年人有共同语言，同为人师，志同道合，两人常见面谈心，互相介绍学校情况。她介绍燕京大学化学系启明团契读书会的情况，我介绍“一二·一”运动以及清华的情况，我们研究如何开展学生启蒙工作。我到潞河时间短，人地生疏，学生、教材都不熟悉，总感到备课不充分。正当我情绪不稳定时，可喜的是王松声、郭良夫两位好友来到潞河看我，他俩对我多有鼓舞，增加了信心。转眼间学期结束，寒假将至。一天，刘鹤龄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敌人要抓我。经研究，我决定离开潞河，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离开潞河那天，只有她一人相送，她还赠我一件毛线衣，表达了她的深情厚意。我默默地离去，她依依地惜别，其情尽在不言中。过了几天，经介绍，我通过封锁线，到冀东解放区参加冀东军区北平工委（代号长城部）的革命工作，我化名沙金。后来首长交给任务，回北平跑交通。临行时，置酒送行以壮行色，首长说：“祝你深入虎穴，早日完成任务，胜利归来！”我用假身份证，化妆成商人潜入北平。几次跑交通，都胜利完成任务，回到长城部。当时平津战役已开始，毛主席英明领导，确定策略，围平促谈，堵住塘沽口，狠狠打天津。天津炮声隆隆，吓得通州敌人望风逃窜。不久通州解放。我们连夜行军，跑步进了通州城，那时心情极为欢畅。成立军管会文教组，我和刘鹤龄都参加文教组工作。当时刘鹤龄化名流火，我俩久别又重逢，自然叙述别后的相思苦情，珍惜相聚的甜蜜，感情更加密切。

1949年新年献词，毛主席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俩行动一致，投笔从戎，参加48军，部队是座大熔炉，锻炼我们成长。漫长的军旅生活，至今难忘。徒步行军，跋山涉水，餐风宿露，跃进三千里，到达赣州驻军休整。办干部学校我俩当助教，讲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也当采访员，结识了许多英雄人物，当代花木兰、女扮男装的郭俊卿，董存瑞的战友郅顺义，都是48军的。我们平时给他们上课扫盲，教写作，帮助辅导写作，开英模会时结为好朋友，鼓励他们写自传小说。经过种种考验，我和流火先后入了共产党。1951年组织上批准我和流火结婚。几年以后调仪表厂，我俩安下了小家庭。流火为仪表厂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剧艺社的同志们恢复了联系，彼此通电话写信，也办起《剧艺社社友通讯》。这时聚会也多了起来，那联欢场面，通过照片传递愉快真情，不言而喻，在京的、外地的，大家同享这份情谊。我和爱人流火也亲身参加过，分享这份欢乐，至今不忘。

（选自《云南西南联大校友通讯》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