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洪都拉斯］李镇强（1964）

之一 毕业设计评分标准的第一条是“独创性”

在清华念了6年（当时本科6年制），从1964年1月到7月的毕业设计长达半年时间。1964年的元旦过后，土木建筑系工民建专业的20人和建筑学专业的20人，集中到同方部共同做毕业设计。毕业设计的工程项目是——北京市左家庄小区多层装配式墙板住宅。同方部的大门朝西，面对大礼堂，同学的绘图桌也一律面朝西。方案设计一开始，在同方部入口的南边的山墙上，贴出了一个“毕业设计评分标准”，1号图纸幅面大小，横行毛笔字，记得从上到下共有5—6条。毕业设计是最后一个考试，大家都全力以赴，每天都是一直干到半夜12点以后才回宿舍。“分是学生的命根”，为了能争取做出好成绩，我每天总是要看看墙上的“评分标准”。回想起来，时间已经过去36年，“评分标准”的其他几条都已忘记了，然而，评分标准的第一条——设计的独创性——却时常浮现在眼前，也可以说是永远忘不了。当时，为了能做到有“独创性”，在设计方案上反复比较力求有点独创性，最后总算有点创新，毕业设计得了90分。

出校之后，30多年来，我一直做设计工作。每次在做项目的方案设计时，都会在我眼前出现贴在同方部墙上的评分标准。我知道一项设计的水平高低在于是否能做到有创新。也可以说设计工作本身的含意是创新。

因为我在国外发表论文的原因，也可以说小有点名气吧。改革开放以后我应邀到拉美做设计工作。表面看来，这是个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竞争社会。到海外没过多久，我就明白过来了，洋人到北京请我来到底是干什么，是要求我代表公司到社会上去投标竞争，去争工程项目。因为，所有的工程项目几乎都是靠投标竞争得来的。要在投标中有胜算，怎么办，怎么做设计方案？这就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好在我是清华出身，当年贴在同方部墙上的毕业设计的评分标准——设计的独创性，成了我的行动准则，也可以说是我成功夺标的法宝，胜利夺标的保障。

设计中的创新主要是体现在总体的设计方案上，每当做设计方案时，我经常是全身心地投入。上班时在思考，下班也在想，夜间醒来也还是在想。灵感的出现似乎多半是在夜间。一旦出现了灵感，马上会感到这就是我要的设计方案。一种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我提出的设计方案一般说来都可以有胜算。有一次做一个“过街桥工程设计方案”，后来经过计算，我的方案竟然比对手的设计方案节省40％多。在一个足球场工程的投标中，我的设计方案，比第2投标方案节省30％。一般情况，我做的设计方案可以节省20—30％。从一次又一次的竞争较量之后已经摸到底细了，知道对手并不高明，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不乏有来自欧美国家的硕士、博士。中国工程师水平高，清华人的水平不是不如洋人，而是比洋人更高。可以这么说，现在，我在这个学科领域里已经得到世界同行的认可了。从意大利罗马寄来的向我约稿的信中说：“You Have Outstanding Work．”

一项有独创性的设计方案，必然引发出一系列的新的技术问题。在做具体设计时几乎没有照抄照搬的余地，每一步都要有新的解决办法，要不断学习，扎扎实实，开拓进取，不断地有所创新，一直贯穿到工程的全过程。

工程峻工了，事情还是没有完。又要把积累的资料，学习到的新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升，撰写成论文。总之，是把做工程设计当成了我的事业。所以，没有多少上下班的概念。就是在休闲时间我也愿意去做我的工作，因为我把它看成是我的事业。至于费了多少力气，花了多少时间都无所谓，只能说是乐在其中了。在国外工作这十多年里，已先后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18篇，其中，美国9篇，德国1篇，意大利1篇和国内7篇（德国和意大利都是约稿）。1999年，在意大利获得“BIBM—99杰出成就奖”。

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在每一项工程设计上都有“独创性”，每一项工程峻工之后，又都有论文发表。如果你问我对此有什么想法和感受，我只觉得这点本事是在清华学到的，这点事情是一个清华出身的人应该去做的。清华大学是世界一流，我是清华人，责无旁贷，理应如此，只有全力以赴，争取做出好成绩。另一方面，这更是一个中国工程师的职责。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中国人应该大步地走向世界大舞台，并占有一席之地。每次，在文章开头刊出我的照片和头衔时，我始终写做：

Li ZHENQIANG, SINIOR ENGINEER, BEIJING,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科学技术上的成绩，是中国人的光荣，当然要记在中国人的名下。

现在，不管是哪一类工程项目，也不管以前干过还是没干过，只要是有机会我都要去投标竞争。一旦做设计方案，必定要做到有独创性。有了创新成果马上撰写论文，在世界一流刊物上发表。我感觉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我的兴趣了。

在国外工作这十多年时间，不敢说做出了什么大的成绩。但至少是在按照“毕业设计评分标准”的要求去努力工作。我始终觉得“评分标准”一直在伴随着我。

之二 文工团培养我爱好音乐

每当我想起清华，一定会想到清华文工团。1958年8月20日，我来到了清华园。当时的心情，是要来好好念书的。但是，因为我的兴趣比较多，在校时我参加了文工团，也参加了代表队。这又培养了我对文艺和体育的爱好。

1958年，国庆节过后不久，音乐室（一栋二层青砖小楼，在校园西北角）前张贴出招收新学员的通知。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怀着好奇的心情，一起去凑热闹。看完之后，我参加了民乐队的考试。是王震寰先生考我。有一个题目是跟随乐曲去拍打节奏。最后一个题目是从桌子上摆放的几件乐器中，自选一两件，自己表演一段。没想到过了不久，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又来到音乐室，找到王震寰先生，王先生安排我学习———吹笙。这可是个新奇乐器，过去只是知道这种乐器叫笙，连摸都没摸过。王先生说，你有一定的节奏感，是可以学好的。后来从海淀请来一位老师（名字忘记了），专门教我一个人。可能因为队里没有吹笙的，就叫我直接参加一些演出活动。有三四十人的民乐合奏，有十来个人的小合奏，还演奏过只有三四个人的笙、管、笛、唢呐的民族管乐合奏。不但在学校演奏，还曾经到人民大会堂去表演过。

演奏的乐曲大部分是广东音乐。队员创作的乐曲有《人民公社万万岁》《周总理来到清华园》。排练和演出时间多了，把广东音乐的大部分乐曲都记住了。这么一来，就培养出对音乐的爱好，从喜欢民乐的吹吹打打，到爱好中国的丝竹名曲。

从受聘到国外工作，特别是使用电脑办公之后，在办公时间也可欣赏音乐了。这么一来，在我的办公室，时常洋溢着中国民族器乐曲。这正是清华文工团培养了我对音乐的爱好。

之三 两件小事

在此说说我遇到的两件小事，从中可看到世人对心目中的“清华人”有多高的要求，有多大的份量。

其一，近几年洪都拉斯国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厂商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也有的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内的厂商。因为这里的中国人不多，有点文化的就更少了。时候不长，我和几位制衣厂的老板都算认识了。这几位老板都有大学以上学历，有的还有博士硕士头衔。他们也都知道我是清华出身。

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电话，是一家澳门来的制衣厂的韩先生，韩先生是中山大学的研究生。韩先生是约我出去共进晚餐。席间我知道韩先生的工厂又接到一个订单，下单的是来自洛杉矶的两个朋友。下单人王先生告诉我说，他是北京化工学院的毕业生，现在在洛杉矶做生意。大家相逢在天涯，都有说不完的故事，直到晚上10点多方散。

这时，王先生说：“一起去赌场转转。”

韩先生说：“李工程师是清华出身，清华人不会下赌场。”

其二，今年3月，台湾到洪都拉斯办商展，我去看了，只有30多个展台。参观人不多，有点冷清。当天晚上，我到一家中餐馆去找朋友闲聊天，正巧又看到参加展览的两个中国人。一老一少，看上去老者已年过七旬，年轻人也有三十多岁。

当我进门时，我的朋友———餐馆老板正在接待这两位中国人，看我进来，老板示意要我过去。我来到餐桌前，还没有坐下来，餐馆老板主动介绍说，这位李工程师是清华大学的。听到老板的介绍，我感到有几分意外。而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老先生听了这句话，竟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带着几分惊异的表情对我说：“你是清华出身，现在一定是高官了！”

我说：“不是，不是，我不是当官的。”老先生又说：“你不是高官，那一定是大工程师了。”

后来，我知道这位长者是山东人，在1949年他上中学二年级时被蒋介石抓兵到台湾。现在，他在国内也有投资。闲聊中知道他对国内的情况还比较熟悉。

这两段小故事都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却又时常浮现在眼前。我常常暗自思忖，做学问总能说出一个标准，谈技术还可以有一个专业划分。而做一个“清华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品德，却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我只觉得做学问很难，做清华人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