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邓以蛰曾栖居清华园西院十五载，时常喜欢穿行茂林，漫步荷塘，或至圆明园，融入自然与历史的景致，感悟人文精神与人生真谛，毕生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境界。

1934年邓以蛰子女在北京。右为邓稼先。

艺术为民众而存

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安徽怀宁人，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其六世祖邓石如是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家学渊源深厚。1917年，邓以蛰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尤重美学。1923年回国任教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与鲁迅、朱光潜、闻一多等人投身新文艺创作。1929年，他受聘为清华教授，住进西院9号（1933年西院新旧住宅统一编号后为21号）。

邓以蛰在哲学系开设美学、中国美学史、西洋美学史、中国美术史等课程，系统讲授中西方艺术理论与艺术史。他从哲学的高度观照艺术，强调艺术超功利性的同时，注重沟通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民众、艺术与社会间的内在联系。此时，他还常住在西单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与北平城内的艺术家往来交流。他强调艺术具有“陶熔薰化”和“激扬砥砺”的特质，将艺术作为改造社会的力量。1928年出版《艺术家的难关》，指出：“中国人目下的病症是索漠涣散枯竭狭隘忌刻怨毒；而要的音乐须是浓厚紧迫团聚丰润闲旷隽永豁达诸风格。”呼吁“社会需要艺术家，艺术家也需要社会”，并提出“艺术为民众而存在”的主张。他在“民众的艺术”文章中指出：“民众所要的艺术，是能打动他的感情的艺术。艺术哪一件不是民众创造的？哪一件又不是为着民众创造的？艺术根本就是民众。”

意琢神磨化精髓

邓以蛰认为，“艺术家研究艺术，是把前人的作品意琢神磨，化为精髓，炼成种子，深深地注入他的手技心灵里面，再蜕变成新艺术，使历史上的艺术在这新艺术里面生成着。”因此，他秉承家学潜心书画研究，提出包含“体、形、意；生动、神、意境”的美学理论体系，认为意境是“生动”与“神”融合统一的产物，“意境”重在心灵，揭示了中国绘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乐于展卷家中的书画收藏，向学生同事讲解绘画书艺，鉴赏比勘，辨伪存真。

邓以蛰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他在西院居住前后达15年，时常喜欢到幽静的荷塘、浓荫的树林或圆明园散步，融入自然与历史的意境，沉思凝想，感悟艺术精神与人生真谛。他珍爱世代家传的书画作品，即使在无钱医治吐血、全家忍饥挨饿的战乱年代，未曾将珍藏的书画出卖。1963年，他毅然将多年珍藏的邓石如书法篆刻精品和大量古版、手抄书籍全部捐献国家，为此故宫博物院专门举办了“邓石如先生诞辰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展览”。

抗战胜利后，为应对欧美博物馆和大学收藏研究中国艺术品的劲势，邓以蛰与梁思成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1950年组建清华大学文物馆，邓以蛰任综合研究室主任，开启了清华大学收藏、教学、研究并重的艺术史传统。当时，在记者黄赏眼中，“清华园里的邓以蛰是一位和善的老先生，沉默着没多少话。”他请先生题字，先生题写一首岑嘉洲诗，属款“钝哲”，老艺术家的学养风范跃然纸上。

科学报国遂父愿

早期西院9号和19号是位于西院尽北一排、靠东的两座相邻院落，两家主人邓以蛰、杨武之为安徽怀宁同乡，两家之子邓稼先、杨振宁年龄相仿，童年时代结为亲密伙伴。在杨武之建议下，邓稼先考入北平市内的崇德中学，与杨振宁同学，成为终生挚友。清华园的文化环境，父辈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正直进取的精神，是给予子女最好的精神文化给养。

据邓稼先（1924—1986）回忆，童年时代“父亲对我的教育很严格，除了学小学的课程以外，还让我读四书五经，每天背诵古诗词。后来又让我苦读英文，专攻数学，为我打下了全面的文化基础。这些学习使我终生受益。后来从事科研工作，我能用准确简练的文字写出科研报告，并能直接阅读外文参考资料，就是童年时代打下的基础。”

邓以蛰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以中华民族的强盛为宏愿。1940年，17岁的邓稼先因不满日军暴行，将日本国旗踏于脚下招来杀祸。在被迫离开北平前，父亲叮嘱他：“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随后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有训教授，后留学美国获原子核物理博士学位。1958年8月起，他隐姓埋名28年，投身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于1964年和1967年成功爆炸，邓稼先作为“两弹元勋”辉煌地载入史册。这是对父亲教育与嘱托最丰厚的回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邓以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迁居朗润园159号，继续在中国美学和艺术史领域育才耕耘。

杨武之故居

“水木清华每梦归，夕阳西院景依稀。蒸蒸桃李增荣盛，灼灼珊瑚闪艳奇。”这是杨武之教授晚年深情怀念清华园西院11号故居的诗句，这里是他心目中永远的家。“我们一家在西院11号整整住了八年。清华八年是我一生中最安定、最值得回忆的一段，也是我一生的顶峰。”这八年间，杨武之从事代数学研究，培养数学人才，主持算学系工作。在这里，长子杨振宁度过美妙的童年，日渐显现聪慧的“异秉”，孕育30年后折取科学桂冠的希望。

1935年杨振宁在西院11号

全神贯注于数学教育

杨武之（1896—1973），安徽合肥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1928年以“棱锥数的华林问题与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研究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作为中国首位代数学博士，他开创了中国近代数论研究。1929年秋，杨武之由厦门大学受聘为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住进清华园西院19号，直至抗战爆发。（1933年西院向南扩建，新旧门牌统一编号，西院19号成为新11号，沿用至今。）

算学系成立之初，开设“近世几何”、“近世代数”等课程。1929年秋，理科研究所算学部成立，开展科学研究并培养研究生。杨武之主要研究“近世代数及数论”，为大学生讲授代数，为研究生讲授群论。1934年，杨武之任算学系主任，提出在数学教育中应区别“通才”与“专才”，因材施教。以注重条理清晰的基本课程，养成算学通才。对于“资禀特佳，有研究能力者，则更导之上进，入研究所，以示深造，俾成专门学者”。

杨武之曾回忆道：“在清华，我静心教书。我自知不能多用脑，因为用脑一多，夜晚即无法入睡，次日精神更差。而且，我在芝加哥大学随狄克逊教授研究的方向，被近年来数学的其他方向所代替，我曾借休假一年的机会，想到德国柏林大学寻找数学的其他研究方向，但转变研究方向谈何容易。1935年我自德国回清华后，就决定放弃研究工作，全神贯注于教书。”

当时，杨武之与郑之蕃、熊庆来等几位算学系教授都住在西院，志同道合，往来密切。杨武之指导华罗庚学习数论，孙光远指导陈省身学习几何。算学部首位研究生陈省身曾回忆道：“杨先生是我在学校里最可靠的朋友。”1934年夏，在杨武之教授的帮助下，陈省身由留学美国改为留学德国研习微分几何，奠定了他成为国际数学大师的研究方向。20世纪30年代，清华算学系迅速成长为国内重要的数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心，走出陈省身、华罗庚、段学复、柯召、庄圻泰、许宝 等多位数学大师。

“振宁似有异秉”

8岁随父母住进西院11号的杨振宁，对清华园中的童年生活记忆犹新：“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1929年，杨振宁入成志学校，仅用4年完成小学学业。据他回忆：“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此时，杨武之已经意识到儿子的“异秉”。“振宁10岁时在清华成志小学念书，有一次不知道讨论什么题目，他忽然说将来长大要得诺贝尔奖金。我听到后曾深感孺子可教。在厦门和清华园，我已感到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能举一反三，能推理，还善于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也不错，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参加演讲比赛，得过两个银盾，演讲稿是他自己准备的。”杨振宁时常翻看家中书架上的英文、德文数学书籍，一些数论定理和有限群论中的空间群图式留给他最深的印象。父亲偶然对他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总是以“慢慢来，不要着急”回答他提出的疑问。

利用暑假，杨武之请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丁则良为杨振宁讲授《孟子》，并亲自教孩子们唱爱国歌曲：“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巍巍长城。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杨武之身为教育家的眼界和通识教育理念，为童年的杨振宁营造了健康宽松的学习氛围，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感和正直为人的品格，引导他们走上成就科学、爱国奉献的人生之路。

“送我回家”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杨武之全家随校南迁昆明。他担任西南联大教授、数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此后任教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1972年冬，清华园西院11号成为饱受病痛折磨的杨武之先生最后的记忆，他对儿子杨振平说：“奇怪的是我怎么会记不起来我们家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北平清华园西院11号是一定不会想不起来的，‘七七事变’前几天还在院子里搭凉棚呢。我死前，你们送我回家！”

清华园八年中的西院11号，杨武之教授心中永远的家。

（校史研究室供稿，题目由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