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志均（1910.8.3～2000.12.24），中国科学院院士。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50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

　　我真没有想到我能活到九十岁。过去说七十古来稀，而现在却说“九十不稀奇，七十小弟弟”。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也算是一个长寿老人了。

　　但我常常想，我生的这个时代正是中国和世界动荡最大的时代，许多够得上是世界头号新闻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也是不为过的。

　　我生于清政府倒台的倒数第二年，即1910年8月3日，算起来还是一个“前朝遗少”。当时的清王朝腐败透顶，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民穷财尽，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许多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终于发生了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的诞生。此后军阀混战，内忧外患频仍，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横行霸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接着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后，又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还有“左”的“反右”和“三面红旗”运动，终于产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偏偏都出现在我所生活的年月里，不能不说是幸运地度过了这么不平凡的一生。

一、我的童年

　　我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这个县是山西东边的一个边界县，隔着太行山与河北省邢台为邻。我县向北约35公里就是现在的阳泉市，有铁路通过娘子关进入河北省。实际上，我们与河北人打交道的机会很多。后来，由于“农业学大寨”而使这个县闻名全国。

　　我没有显赫的家世，上几代都是农民，由于太行山地区土地贫瘠，中农的生活也非常拮据，因此，我家过着极为俭朴的日子。我的村座落在一个山坡上，大路小路都是高高低低，崎岖不平。全村一百多户人家大都属于姓王的家族。据老家谱记载，老祖宗兄弟二人于明朝末年由别处迁于此，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才发展成这么多人口。又为了方便，还把本族分为若干门，若干小枝，来区分远近亲疏。我家这一小枝，近几代都是单传，人口稀少。相比起来，有的小枝已发展成十多户，而我家还是一户。因此，我家人在族内辈份很高，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见了我都称爷爷。

　　我父在三十岁时已结婚十余年，生有一女一子，就是我的姐姐和哥哥，但这个哥哥在8岁即因病夭折，使全家陷于长期的悲恸与忧虑之中，认为自己没有保有男孩的福气。因此，在我出生后，使尽各种方法来保佑。首先起了一个极贱的乳名，又拜了两个干娘，一个干爹，这些人家都是子女成群的，我父母希望借他们的光来保全自己的孩子。不仅如此，在我的童年，一直打扮成女孩子，穿女衣，戴耳环。至今我的左耳还有耳朵眼可戴耳环。但在我出生后两年，我的弟弟出世了，这才大大缓解了我父母的保不住男孩的恐惧心理。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我家共有7口人，都靠父亲一人劳动来生活，包括年已70余岁的全盲祖母，我的父母、姐姐、弟弟、妹妹和我。虽然家贫，但相处非常融洽，大家一条心，从来没有吵架斗气的任何气氛，因此，是一个十分温顺和谐的家庭。祖母和母亲婆媳间相处得也很好，我一直跟着祖母睡，从来没有听祖母对我母亲有什么怨言。但我的邻居们在我祖母面前却经常是婆婆怨儿媳，儿媳怨婆婆，这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我是幸运的，父母不仅给了我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还做给我一个待人厚道、朴实、温顺的榜样。根据我的记忆，在一生里我从未与人闹过矛盾，总与相处的人以诚相待，有时自己吃点亏也不计较。这其实也是我一生的做人之道。

　　这里，不妨写一个插曲。我有一个很相好的朋友，他的家庭正与我的相反。虽然他家比较富裕，但由于后母的关系，家人分为两派，很不调和。后母得到父亲的偏爱，家事由后母拿权，歧视甚至虐待前妻的几个儿女。我的朋友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他经常告诫我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他的哲学，也是他的择友和处世之道。我却从来没有设防，但也顺利地过了90年。因此我想，幼年时的家庭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行为。

　　我父亲是一个朴实忠厚的人，在村中人缘很好。幼年时曾读过几年私塾，粗识文字，能记家中的账目和写简单的契约。由于他的人品好，又兼在族内辈份高，常常为村人和解纠纷，还有时为人作担保而替人赔钱。至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十分温柔贤慧的人，她为全家操劳，从来不考虑自己。冬天时，我们都有棉衣，唯独她没有。全家人的衣服鞋袜，都是她亲手制做。我每次读唐诗中孟郊写的关于慈母的那首诗，没有一次不掩卷流泪，这是因为它真正符合我的情况，好像是替我说的，感人至深。为了说明白这首诗，不妨抄录于下：

《游子吟》　孟郊［迎母溧上作］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二、我的中小学时期

　 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正是我国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尤其在农村，读书还留有浓厚的旧时代私塾的特点。在我出生的前5年(1905)，清廷明令废止实行了几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兴立了学校。

　　我六岁上小学，初小加高小要读7年，除国文、算术外，还要念四书、古文等书，而且要求熟练地背诵。实际上，这比私塾时读的书已经简化了，因为在私塾时除四书外，还要念诗经、左传等书。而新制下的小学国文课本，却要简单得多，十分轻松易懂，而老先生们却看不惯，觉得不屑一读。由于幼年时记忆力强，直到今天还能背出很多。但当时没有开讲，有些话是只会背诵，不解其意的。

　　幸运的是，我的村却与大寨相反，被认为是全县文化水平最高的村。它有大小地主上10家，前清举人2名，日本留学生6名。由于他们的子弟也要上学，所以小学办得很好，聘请的老师水平也较高，老师还可以收进修生。有的老学生读过的书一摞一摞的，背诵起来一套一套的，让初学的我们甚为羡慕。背得不好的，打手心的处罚是常事。

　　我当时的认识是：只要学好文史两类书，就会有出路，将来有饭吃，但从来没有想到会成为科学家。村里这些在我眼里的显赫人物，举人和留学生，无形中给我树立了前进的榜样，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有像他们那样的一天。但我的家穷，小学毕业后没有能力升中学，当时知道只有太原才有公立的正规中学，但学费我付不起。因此，只有苦读一条路。白天在本村初小担任副教师，晚上及清早努力自学，这样，过了一年半时间。

　　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是：一位前清举人王敦临老先生，是我同族的祖父，特别赏识我在小学学习的好成绩和好学苦读的精神，经常指导我读文史书籍。在文学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又读了《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内的几乎全部文章；在史学方面，他借给我司马迁的《史记》，顾亭林的《纲鉴易知录》，并予以指导。我还仔细自学了大部头的《王凤洲纲鉴》，此书不仅提供了历史知识，还在每一阶段有评论性文章，提纲挈领，对读者大有益处。就这样，打下了一些我在中国文学和历史方面的基础。此后，阅读文学和历史著作，竟成为我一生的业余爱好。这位族祖父对我的恩惠，我至今也未能忘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我省有一个教会学校，学费少而且还能工读。这个消息给我指明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我正是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才有了我的今天。因此，这是我一生最为关键的一步，一个极好的机遇。这里，不禁使人想到：人生有许多偶然，而偶然却能铸造人生的命运。

　　我就读的那个中学是山西铭贤中学，它是由美国欧柏林(Oberlin)大学在山西太谷县(太原南约60公里)兴办的一个纪念学校。兴办的起因是清廷纵容义和团排外时，杀害了当地一些美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是美国俄亥俄州私立欧柏林大学的校友，后来该大学拨出一部分基金来办这个学校，经费比较充裕，设备条件也较好，从初小一直到高中，自1907年办起，已有较长的历史。因此有“Yale

in Hunan, Oberlin in Shanxi”(湖南有耶鲁，山西有欧柏林)的说法。

　　我于1926年暑假前去该校投考时，由于消息不灵通，错过了他们在太原招生的时间。经我再三要求，他们才同意给我补考，共国文和算术两门考试。侥幸的是，这两门考试我得了两个100分。这就引起该校负责考试人员大为惊奇，他们没有料到我的县――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地方会出这样一个学生。

　　我这个中学母校位于太谷县城郊外，是以孟家花园旧址为核心扩建而成。有乡村之静穆，无城市之喧嚣；在朴实中蕴涵着幽美，宁静中包含着温情。且孟家花园内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景色颇为迷人。

　　中学母校在校风方面也有其特点，概括起来就是：淳朴、宁静、友爱、向上。同学都很用功读书，也勤于锻炼身体，每日必须参加早操，由学校领导或美国英文老师亲自带领。同学间互相友爱，有家庭般的良好氛围。很多同学来自中、下层家庭，他们自觉地勤勉节俭，求实、上进。更可贵的是贫寒学生可以工读，并不被轻视。这与当时大城市公立中学中轻视贫寒学生，无工读机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关于在中学的工读问题，我也是很幸运的。承国文老师赏识，推荐我到《铭贤校刊》编辑部做工，主要是帮助整理和抄写稿件。由于当时大家还不熟悉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我还负责在稿上加注标点符号。这些工作都可以拿回宿舍在课余时间做，并不太费事。但所得的报酬足够我的生活费。除打工外，我还参加学生会工作，曾长期担任管理学生伙食的职务，因为当时学生食堂由学生自己管理。这些都使我得到了社会活动的锻炼。就这样，我顺利地完成了六年的中学学习。

　　1932年高中毕业时，由于我的高中三年总成绩名列第一，获得了中学母校的升学奖学金。在毕业前就曾筹划升大学，为了将来职业有把握，打算学医，并且考上了燕京和齐鲁两所大学。但我很希望考上一个国立大学，特别是名气很大的清华大学，但心中着实无底，只有硬着头皮去试一试。当年暑期来北平参加清华高考，侥幸考上了。在5000名报考者中考取了350名。这里，记一段考试的插曲。

　　入学的国文试题是“梦游清华园”，可巧我刚写过一篇中学母校校景记，是参考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园景写的，刊登在中学母校的校刊上，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把这篇试题写成了。但还有一个对对子的试题：“孙行者”，我搜索枯肠，找不着一个合适的对子，但勉强对了一个“苏快哉”，因为苏辙(苏东坡之弟)曾写过一篇“快哉亭记”，这显然是不理想的。为了这个对子，当时报章杂志广为宣传，还遭到不少批评，认为与考生为难。后来知道，最确当的对子是“祖冲之”或“胡适之”，前者是古代科学家，后者就是胡适的字。记得有一个考生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对“梦游清华园”作了一篇“赋”，用古文写成，典雅华丽，堪称文学上品，但这个同学却是学化学的。

三、在清华大学读书

　　在清华读书学费很少，而且贫寒学生还可以申请缓交(实际上是不交)。山西省政府为了鼓励本省青年在省外国立大学学习，每年每人津贴100元，我县政府也津贴每年每人70元，加上中学母校的奖学金每年50元，足够我在大学学习的一切费用。

　　我在清华学的是生物系，这也是考虑将来有可能上协和医学院学医。在学习过程中，我对动物和植物的形态和分类都学过了，但深感不满意，学得也不好。第一，形态学需要画图，但我不善画图；第二，分类学需要死记硬背，但我不喜欢死记硬背。只有学到生理学时，才喜欢上它，因为它讲道理，还可以推理。大家知道，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已经历了几十亿年的演化过程，达到了至精、至灵、至美的地步。生命本身内部蕴藏着无穷尽的奥秘。只有在学生理学中，才真正体会到机体之美，美不可言；其机理之妙，又奥妙无穷。因此，我深深感觉到我学生理学这条路是走对了。

　　前面说过，我在中国文史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和兴趣。在清华我还选修了几门人文课，一是闻一多先生讲的《杜甫》，二是陶希圣先生讲的《古代社会学史》，这些我都很感兴趣且有收获。此外，我每天必读《大公报》的社论，这些社论是由专门人写的，素负盛名，不但文字精炼，还有精辟的见解。我认为，每一个科学工作者，他所呼吸的文化空气应当是多样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科学工作者可从这些文化空气中汲取到有益的营养，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是有益的。

　　清华园环境优美，图书资料丰富，具有很好的读书气氛。我在这里还培养了爱国主义情操。我入学时正是“九一八”之后的第二年，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引起多次由我党地下工作者发动的学生运动，这些我都参加了，唤起我的抗日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对我以后到大后方工作和从国外留学回国都有影响。

　　另一件值得回忆的是，清华很重视体育活动。体育界元老马约翰先生是多少班级同学都很爱戴的体育老师，他的精神鼓舞着每个清华人。学校给予各种方便促使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特别是在风雨无阻的体育馆内，各种体育设备、篮球场、游泳池都是随时开放的。我在中学时就有每天打篮球的习惯，在清华4年，仍然坚持每天活动。因此，清华体育馆是我终身怀念的一个地方。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事是，解放后的院系调整把清华母校生物系归并到北大去，当我们每次返校时，看到原朝夕学习的生物楼人去楼空，心中感到无限伤感，真有点像母亲改嫁了，老家里没有了亲人一样。所幸由1984年起，一个崭新的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在清华建成了，作为校友，特表示真挚的喜悦之情。祝愿母校在祖国未来的长河中，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四、在协和医学院进修

　　1936年夏，我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了，被留任生理学助教。我的生理学启蒙老师是赵以炳先生，实际上，我是他回国后教的第一班学生，也是他的第一任助教。由学生当上“老师”，固然是一“喜”，但也带来一“忧”，觉得自己能否胜任这一工作，心中着实无底。自己虽然也读过一遍生理学，但总觉得根底太浅，经验太少，做不了“老师”。这时我头脑中忽然掠过一个想法：可否去协和生理系进修一段时间，充实一下自己?

　　说起协和医学院，我们并不太陌生。它被认为是当时我国具有最高水平的医学学府，而由著名的林可胜教授主持的生理系，更是驰名中外。当我把这个想法和我的老师赵以炳教授商量后，得到他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他与林教授的友谊甚笃，他很快就联系成功了，我便开始了在协和的进修生涯。进修了半年后，我又经林教授推荐，转为由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资助的全国师资进修生，直到1939年暑假。

　　协和生理系在林可胜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形成一个生理学方面进行科研和教学的全国性的最佳阵容。其中包括沈　淇、倪章祺、林树模、张锡钧、冯德培等教授和一些具有高超实验技术的教学辅助人员。林教授也一向重视生理学人才的培养。他在协和工作的十几年中，不但培养了大批医学生，还培养了许多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师和进修生。除短期进修者外，据我所知，较长期在协和生理系培养的有冯德培、卢致德、柳安昌、徐丰彦、沈其震、贾国藩、易见龙、李茂之、王世浚、沈诗章、徐云五(徐庆祥)、陈梅伯、黄仁若、李落英、汪?仁、李宗汉、谢维铭、孟昭威、吕运明、周宗琦、刘曾复、丁延?、王志均等。因此，协和的影响远及我国许多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的生物系以及一些研究机构。

　　关于老协和培养进修生的详细情况，我了解的也不多，在此仅据己所知，做一粗略介绍。协和的进修生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单位，并不是招生招来的，而是由所在单位保送来的。所以培养的时间也极不整齐，随时可来，满期即走，多数似乎是一至两年，也有三年的，完全根据送出单位的要求而定。来进修的大多数是青年教师，在原单位职务并不高，在协和进修期满后，既无文凭，也不发什么证明，只不过得到一种训练，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在我印象里，老协和的进修生制并不严格，完全不同于医学生或研究生制度那样严格和明确。进修生既不同于正式工作人员，也不同于正式医学生，因此培养效果差别很大，全看进修生个人的努力和培养者的责任感如何。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的老师林可胜教授是一位责任感很强的人。林教授对进修生的训练，有严格的要求和完整的计划。首先是对我们进行从事科研和参加教学的常规训练。科研是进修生的主要工作之一，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协和生理系每年发表的多篇论文，都倾注着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心血。林教授本人经常强调青年人要多动脑筋，要有自己的思路。记得有一天，他问一个进修生：“你是否经常想问题?你晚上在床上是否常因想问题而睡不着觉?”这位进修生老实回答说：“不，我从来没有因想问题而睡不着”。看来他的回答是不符合林教授的愿望的。无数事实证明，导师抓研究生的思路，对培养人才是至关重要的。林教授对实验操作，要求也极为严格。无论做急性实验或慢性手术，必须按操作规程进行，不然，一经他看见，就会遭到当面斥责，毫不留情。他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动物外科专家，他做的手术，既迅速，又干净利落，常使观看者惊叹不止。

　　协和的生理学教学，也有它的独特之处，精心设计了全部生理学实验，并别具一格，熔教材与实验讲义于一炉，写成一套《生理学大纲》供教学之用。林教授对教学很认真，讲课生动活泼，娓娓而谈，引人入胜。他对学生实验也严格要求，如果所记的动物曲线不合标准，写的实验报告不合要求，都不能通过，不准带实验教师签字。他还设计了一系列示教，帮助学生理解课堂知识。示教中的实验难度较大，要求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完成，这样，也培养了助教和技术员的实验技能。

　　除要求进修生进行有关科研和教学的常规训练外，林教授还规定进修生定期到动物房饲养各种动物和进行护理慢性手术动物的实习，到仪器修造车间学习使用车床、铣床等，并学会制造各种仪器的零件。他要求我们在实验前，对自己所用的仪器、药品一一仔细检查。对熏记纹鼓纸(一种老的生理活动的记录方式)、动物剃毛、麻醉等操作，都须达到熟练程度。他认为，只有经过全面训练，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生理学工作者，才能在将来领导和管理好一个独立的生理学系。

　　为了装备我国的生理实验室，在林教授的倡导下，协和生理系还拟订出一份学生实验室必备的仪器装备清单，并与当时北平一家仪器厂订立合同，由其制造仪器，向全国销售；但仪器须经协和生理实验室检验，合格后才能出厂，以保证质量。这项看来很简单的事，却促进了全国生理实验室的建设，对发展我国生理学事业，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在协和是随着张锡钧老师进行科研的。首先参加了他提出的“迷走神经-垂体后叶反射”学说的研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阐明刺激颈部迷走神经中枢端，可通过释放加压素，引起加压反应和抗利尿反应，大师兄吕运明以及汪?仁和我又观察到刺激狗的迷走神经中枢端，还可释放催产素，促进子宫收缩。张老师这一学说前后共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得各国许多研究者的支持。我还随张老师与林巧稚教授协作进行了人子宫肌收缩的研究，还进行了刺激猫颈交感神经对血压影响的研究。通过这些训练，使我初步认识了创新意识的重要意义。

　　在协和几年进修，使我成为一个经过严格和正规训练的“科班”出身的生理学工作者，协和为我打下了一生从事生理学科研和教学的基础。我从一个综合性大学的生物系毕业，到了协和这个人才荟萃的最高医学学府，看到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阅览众多最新的图书资料，并受到高深的教育，确实是大开眼界，增强了求知欲，使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收获是巨大的。

　　记得在抗战时的重庆，有人认真地做过调查研究，认为协和医学院的功绩，不仅在于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医学生，而且还培养了大批的进修生。这后一种工作，实质上就是大学本科后的研究生教育，它对中国医学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极有成效的。

　　现在回忆起来，我在协和进修的这一段经历，还是那样亲切，那样令人神往!林可胜教授和张锡钧教授的教诲仍历历在目，值得永远怀念。

　　十分令人遗憾的是，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七七事变”，使中国人民堕入了民族灾难的深渊。北平的沦陷，使林可胜教授离开了协和，奔赴西南大后方参加战时卫生人员训练工作和救死扶伤工作。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也南迁到昆明。协和生理系遂由张锡钧教授负责主持，我们的进修基本上还照常进行。但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生活，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1939年夏，我毅然结束了在协和三年的进修生活，带了两套生理仪器清单上开列的仪器，离开北平，到战时后方的昆明，建立了一个新办医学院的生理学实验室。这真有点像出嫁的女儿，带着嫁妆去建立自己的家庭，开始独立生活一样。

　　想到这里，我不妨再谈一谈协和图书馆。我对该馆情有独钟，它实在是一个资料齐全、管理完善、井井有条的图书库，是我一生获得科学知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协和图书馆所藏的资料并不是从协和医学院建立时开始的；它藏有早自19世纪中期英国皇家学会资料。19世纪后期及末期英国生理学杂志和美国生理学杂志分别创刊，在协和都是从第一卷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协和鼎盛时期，凡是英文的重要生物科学资料，这个图书馆几乎应有尽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不仅在协和时享受它，我于1950年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医学院工作期间，仍不时去这个图书馆找参考资料，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去。因此，它给予我的恩惠是无限的，我深深地感谢它，并作为我终身喜爱的一个地方来怀念它。

五、在抗日战争后方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泪史、国耻史。国耻，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者灰心丧气，也可以激发志士仁人的爱国热情。从我记事时起，日本侵略者的面目最为凶恶，因此，仇日心理也极为深刻。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后，中国堕入了民族灾难的深渊。

　　当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仍由美国人苟延残喘地维持着，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生活，我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但又是软弱的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祖国的山河破碎、黑夜茫茫的现实，心中有说不尽的苦痛。于1939年夏，我毅然离开北平，万里跋涉来到战时后方的昆明，在一个新办的中正医学院建立了一个生理学实验室。

　　在昆明遇到了许多清华母校师友，精神为之一振，但生活确是很艰苦的。不到一年，又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学校又迁至贵州，生活和工作条件更差。当时，学校要迁江西，我不愿去，就辞职转至贵阳医学院任教生理学。不久又遭日军进攻威胁，学校又迁至重庆。这几年几乎年年都要迁移。吃尽了艰苦生活辗转流离之苦。目睹国民党政府的昏庸无能和贪污腐化，更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1945年8月11日喜从天降，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消息传开，人们顿时沸腾起来，聚集到街上，形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欢欣鼓舞的心情不可言喻。当时大公报上刊登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使我感慨万分。诗人在一千多年前因安史之祸避乱蜀地(也是在四川)，听到官军收复北方失地的胜利消息，十分激动，高兴地咏出“初闻涕泪满衣裳”和“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欢欣诗篇，以及“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回乡路线。这同我们当时的心情十分吻合。我流着眼泪重读这首诗不知有多少遍，好像杜老夫子是专为我们写的。这时我体会到，只有与诗人有设身处地的相同遭遇时，才会对诗的艺术感染力量有更深的认识。

　　我一向喜欢阅读古诗词，在民族存亡的时代背景下，特别爱读文天祥、陆游、杜甫等的爱国主义作品。前已讲过，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还选修了闻一多先生开的《杜甫》这门课，从而对诗圣杜甫和诗人闻一多留有深刻的印象。后来闻先生惨遇杀害，更激起了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怒和仇视。我认为，爱国精神是我国人民传统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千百年来从未衰减。中国人民从来就有图存自立的气概和能力，从这些由爱国热血凝成的作品中，可以受到生动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回想起来，这一爱好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六、赴美国留学

　　我是于1946年获得美国一项奖学金赴美学习的。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战后恢复阶段，物质并不丰富。我的导师是著名的消化生理学家艾维(A.C.Ivy)教授，他于20年代初期曾与林可胜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合作进行过关于胃液分泌的工作，以后转至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长期担任主任教授，著作颇丰。胆囊收缩素(CCK)就是他于1928年发现的。他为人和蔼可亲，对中国一向友好。

　　艾维于1946年夏被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聘为院长并兼总校副校长。我去的时候，他已转去了。这里有两件事值得回忆，一件是关于艾维本人，另一件是关于该校的动物室。

　　艾维是一个极为勤奋的人。他被聘至伊利诺伊医学院时，只带去一位年轻助手，即格罗斯曼(M.I.Grossman)，我认识他们不久，就惊奇地发现，艾维和格罗斯曼师徒二人，真是无独有偶，都是不知疲倦的人。实验室和办公室就是他们的家。艾维每晨7时即到校(上班时间是上午9时至下午5时)一直到晚10时才离开。两顿饭都在实验室和大伙儿一起吃各自带来的夹心面包。格罗斯曼更是早来晚走，周末和节假日也都不例外。这里记一个插曲。

　　有一个清晨，还未到上班时间，艾维匆匆来到办公室，见格罗斯曼已经来了，就说：“格罗斯曼，今天上午你替我给学生讲一堂课吧，我临时决定要到华盛顿去。”说罢，径自走了。但一点儿也没有问这位年轻助手能不能讲这堂课，有什么困难没有?格罗斯曼仅仅准备了一个小时，就圆满地替老师讲了这堂课。由于艾维担任的行政工作多，由美国及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学习的青年科学工作者经常有十多个人，辅导任务大部分落到格罗斯曼身上。

　　格罗斯曼曾于后来告诉我说：“艾维有一套独特的培养人才的办法，他对你很放手，鼓励你，支持你，启发你对工作的热情。他给你的任务经常比你可能承担的要多得多。这样，或者把你压垮了，或者你自己挣扎着活过来。我自己正是经过挣扎活下来的一个。”

　　格罗斯曼后来成为胃肠内分泌学的国际权威，不幸因癌症过早地逝世，享年仅62岁。但他一生工作的时间，超过了正常人的100岁。

　　另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是，在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即我所在的学校的动物室，称为“动物医院”，其设备之齐全，服务之周到，使我至今仍念念不忘。我在那里的科研工作，大都需要慢性实验动物，特别是狗。依照消化道手术后的需要，饮食质量极为重要。因此，膳食分为头等和普通两种，当然价格不同。我的狗吃的都是头等伙食，一直得到管理人员的很好照顾。此外，只要事前约好，他们还可配备手术助手。动物死亡后需要组织切片，他们也配备有切片室。在当时空调还不普遍的情况下，动物医院全部是空调，而院长办公室和实验室都还没有空调。因此，这个动物室也是我一生最为怀念的单位之一。

　　在美国读博士学位一般要四、五年。在硕士阶段，我已自己设计了几篇论文题目，但对博士论文题目，一直在思考中。1947年的一天，我在一本消化生理专著上看到，当时已知的两种影响胰液分泌的激素――促胰液素和促胰酶素(后来证明它同胆囊收缩素为同一物质)，只有用盐酸或其他酸在小肠内才引起它们分泌，也可用酸把它们从小肠粘膜提取出来。我当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每日摄入口中多种营养物质，能否引起它们分泌?如果能的话，各营养物的强度有多大?该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能与日常生活实际密切联系。但我查阅文献时，却一点资料也找不到，说明还没有人做过这项工作。因而我就想拿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当与导师商量后，他十分同意，于是我们一起设计了研究方案，决定在狗体上做成自体大块移植胰进行实验，这在当时有很大难度。例如，为了做成一只自体大块移植胰的狗，曾失败过7次，造成7只狗死亡，但在第8只狗身上成功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其他困难，也都一一解决了。这篇论文很快在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并得到同行专家们的赞扬和祝贺，认为是开拓了一个新研究领域，被誉为经典著作。

　　从以上我做博士论文的经验来看，科研的目的在于创新，而创新性强的课题，常常是难度较大的问题。因此，第一，要多在思路上下功夫，要费尽心思去选择更有意义的难度较大的课题，智慧来于思考，而认真的思考也是一项艰苦的劳动；第二，攻克难题也正如打仗一样――勇者胜，必须有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不怕遭受困难和挫折，才能有所成就。这里，用得着哲人何塞.马蒂说的话：“谁肯设法去猛攻天堂，谁就有资格登上天堂”。

　　美国移民局对留学生留美期限管理很严，每年要到移民局去办理延长手续。在约三年完毕后，它要我交付保证金5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000美元)，保证在毕业后一定离美，离美后才能将保证金退还。当时正是1949年初，我国内解放战争进行得很激烈。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美国援华努力也频遭失败。随着，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人民中国诞生。这使美国朝野大为震惊，从而恼羞成怒，把新中国看成敌人。美国政府一反常态，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严格控制不让中国留学生回国，其目的显然是不把美国培养的科技力量提供给它所认为的敌人，其居心是不良的。

　　但我对美国人民却留有良好的印象。他们一般坦率、热情、友好。约在1949年的某日下午，我曾有机会到美国东部去访问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生理系。当时由Wolsey副教授接待我，我俩谈得很投机。他盛赞中国学者知识面广、工作勤奋踏实。他随即约他夫人一起请我到饭馆吃饭，饭后又驱车带我观看了巴尔的摩市的夜景并送我回旅馆。我们萍水相逢，竟如此热情，令人感动。

　　我是在1950年上半年作回国安排的。我曾多次向旅行机构订回国船票，但都订不到：乘英国船经香港或到加拿大乘飞机经香港回国也无希望。多次与英国驻美使馆交涉，才知道是美国政府暗中作梗，不让他们卖票给回归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当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这种无理态度感到惊奇和愤怒，就由打算回归祖国的思想进步的留学生组织起来，一致向美国国务院写信表示抗议，坚决要求离美回国。这样反复交涉和相持不下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半年多，我的博士学位也于1950年6月获得，就全力进行回国交涉工作。这时各种谣言四起，都在诋毁共产党中国，许多是由倾向台湾国民党的思想右倾的留学生制造传播的。一些好心的美国朋友也劝我们不必急于回国，先等待一段时间看一看再说。同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开始了，我们心中无比紧张，害怕一旦中美战争爆发更难回国了。

　　不久，美国政府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的转变，通知我们可以回大陆中国了，他们将有一艘船开往远东，在香港我们可以登陆，立即可以买票。并声言，如果川资缺乏，还可以向美国国务院申请资助。实际上，他们这一“友好”态度，不外是既然我们坚决回中国，那就再伸出橄榄枝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美国政府这两次大幅度改变态度，都是为它的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有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们立即动身离美。所乘的是一艘美国船，约有我国留学生百余人。经过二十余天的飘泊，终于靠近了祖国大地，当在地平线上望见祖国的陆地时，心中不知有多么喜悦，兴奋之情难以言喻。但当船停泊在九龙码头时，又一种令人气愤的情景出现了，英国警察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许我们自由登陆，深怕我们偷越到香港。真见鬼，我们连广阔的北美大陆还不愿意呆，还爱呆在这个沾满铜臭的弹丸之地?真是可笑至极!接着，由几十名英国警察把我们“解送”到广九铁路火车上，到边界地深圳下车，才算完毕。这再一次暴露了美英政府敌视人民中国的极端不友好态度。

　　当我们在深圳下车时，立即受到祖国领导和同胞们敲锣打鼓的热烈欢迎，他们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我们，使我们立即感到祖国人民的温暖，心中无比激动。我们一百多人带回来的如山一样多的行李，一概放行，不予检查，且免费连人带行李送到每人所要去的地方。这与美英帝国主义者的蛮横无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使我们流出了无限感激的热泪。祖国呀，亲爱的祖国，您是生育我们的慈母，是世界上最疼爱我们的亲人，您的旅居海外的游子，回到您的怀抱了!

七、在祖国土地上成“家”立业

　　我回国时已经40岁了，正是“不惑”之年。“不惑”也许是头脑已经清醒到了不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吧。回国前我就对我的“终身大事”做过认真、仔细的考虑。我出身于一个劳动人民家庭，是由中国人民的血汗养育大的。我家穷，我爱我的心地善良、勤劳一生的父母；我的国家穷，我爱我的有着几千年文化的祖国。我不愿在国外长期寄人篱下，“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一无意于官场，二无意于发财。我不怕吃苦，愿意走自己的道路做一个创业者，在祖国土地上成自己的“家”，立自己的业，哪怕一切都从零开始，也心甘情愿。我相信，辽阔的祖国大地，可以提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英雄用武之地。我不喜欢专做科研，愿意做教师兼做科研。这就是我的志愿，一个平凡人的普普通通的志愿。

　　我在回国前曾与北京医学院(现在的北京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联系，他们同意我来工作，我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就决定了。那里有我的老师和同学，可以同他们和好相处。国内在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百事待举。我到校后很快就参加教学，但进行科研确实没有条件，只好从零开始。从此我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心情是舒畅的。在“文革”前，我每年给二三百学生讲授生理课，还给教师和研究生讲授专业课。此外，还为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讲授消化生理课，在医学科学院兼职指导科研。除了在大学任教40多年外，我还当过小学教师、中学生辅导员，教过农民夜校和几种短期训练班，我深深地体会到，讲课是一门艺术，当教师的应当花些力气去研究它。

　　值得欣慰的是，我教过的学生现在大多是高、中级专业人才，是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有的虽然已过去二三十年，但当他们遇到我时，还津津乐道我在课堂上讲过的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故事或语言，说是终身不会忘记。这也使我深受感动。我为祖国培养的这些人才，其实也就是我的活论文。他们成长得好，为人民服务得好，我论文的质量就高。祖国养育了我，我反过来报效祖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国的消化生理学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即由林可胜教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打下基础，且卓有成效。我于50年代初回国后，即着手在北京医学院建立消化生理学实验室，经过40余年的努力，我们这个集体(不是我个人)共发表原著论文约200篇，综述90余篇，主著及参加编著书籍20余种，共培养消化生理专业人员近120名，分布在全国及世界各地。现在我国的消化生理学已经是一个有相当基础的学科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总目的是想研究消化活动中神经与激素的关系。这里，我只勾画一个轮廓。我的最早思路来自一个实验，即假饲狗10分钟可引起胃液分泌三、四小时。按当时传统的解释，认为这是纯神经反射，称为“胃液分泌的神经反射期”，迷走神经是分泌神经。但我对这一解释曾一度发生怀疑(注意：好奇心在科研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经的作用在刺激完毕后，分泌即告停止。因而我想，这里或可能有激素机制在内，因为激素的作用可以维持较长时间。根据当时的知识，胰岛素对胃液分泌有刺激作用，因而就进行假饲狗对胰岛素分泌的研究，获得了比较弱的阳性结果，这就是后来我们称的“迷走-胰岛素系统”。从这里又开展了各种消化活动对胰岛素分泌的调节研究。由于胰岛素是物质代谢的重要激素，我们又广泛进行了消化器官活动对糖代谢和脂肪代谢的研究，同时还进行了“交感-肾上腺素系统”的研究。我的同事还发现了刺激交感神经可引起胰高血糖素的分泌，这在国际上还是首创。

　　从以上研究中令人深切感受到机体机能的奥秘。消化吸收与代谢本是紧密相连的两个过程，前一过程进行时，即可发动下一过程作好准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营养物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在60年代初还认识到，仅在外周研究消化生理还是远远不够的，应当上溯至中枢神经系统(据说科学家在老年时，常从机体的外周研究移至中枢，我或者也是这样)，即中枢神经系统对消化的影响。经查阅文献，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少。但在一次偶然的文献查阅中，发现了脑中安装微瘘管的方法，这使我感到十分兴奋，真没有想到我们多年在消化道应用的瘘管技术，竟然也巧妙地用到脑子里来了!

　　正在这时，适值韩济生同志被聘来本室工作，我就把这篇文献交与他，让他研究试用。结果，他掌握了这项技术，并进行了向脑中注射乙酰胆碱观察血中自由脂肪酸浓度变化的研究。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韩济生被调去进行针刺麻醉的研究，这在当时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脑瘘管技术也被他们广泛应用。针刺麻醉的研究在韩济生的领导下后来取得很大的成功。

　　在60年代早期，发现文献上曾有兴奋迷走神经可引起胃泌素分泌的报道，且引起不少争论。这又使我复活了关于假饲引起长时间胃液分泌的机制的研究，并设计出一种胃肠四通瘘来代替常用的巴氏小胃，经过努力，我们充分证实了迷走-胃泌素机制在胃液分泌神经反射期中的重要性。这一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性意义。

　　在70年代中期，国外提出应用前列腺素可以提高胃粘膜对有害物质的抵抗力，称为“细胞保护”概念。在80年代早期，我根据本实验室的一些初步结果，以及文献中的零星资料，首次提出了“细胞保护是脑-肠肽生理功能之一”的假说，通过十余年的工作，获得了大量实验结果的支持，并编辑成《细胞保护》一书问世，较详细地阐明这个概念。

　　此外，我还长期担任中国生理学会的工作，并参加该学会主办的几种刊物的编辑工作，特别是《生理科学进展》，曾花费了不少精力，这些都为我国生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最后，我以喜悦的心情以下列一首小诗作结。这首拙诗是于去年89岁时偶与家人谈及我家家风时，忽有所感而写的，聊以表达我的心迹：

淡泊名利终一生　灯红酒绿似烟云

忠诚勤奋思报国　清廉朴素教儿孙

但求正直无私意　不做趋炎附势人

此生来日无多也　白鹤黄鹄任我乘

2000年1月10日完稿

转自 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