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在清华园的青春岁月,我们为五十年来没有辜负母校的培育而感到无限欣慰。
张泽石 (1950)
1946年夏天,结束了八年抗日战争流亡岁月的清华大学,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回北平,开始在全国招生。我在重庆考区应试成功。同年初秋,年仅17岁的我在开学之前到清华园报到。
左:作者近影; 右:1950年春参军留影
高中毕业时,物理老师曾劝我们:“你们想科学救国吗?想当中国的爱因斯坦吗?那就去考清华吧!”国文课本中朱自清先生那篇《荷塘月色》,更增添了我对清华园的遐想。我有幸成了清华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考取的又是自己的第一志愿物理系,我是多么高兴啊。
进校后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清华园真美!大礼堂那球形屋顶,像是被一位巨人用双手托起的地球;图书馆那么宽敞明亮;一座座教学楼那么庄严肃穆;还有那秀丽典雅的工字厅、杨柳垂岸的荷塘、巍峨的气象台和它附近的大片树林,以及密林中那幽静曲折的小径……
我也很喜欢清华园里自由的学习空气。我选择了俄语为第二外语,它是我所崇拜的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母语呢!第二学年我还选修了朱自清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以满足我自少年时就有的文学爱好。清华园里有那么多好老师,我真想多学几门课。
在我适应了大学课堂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后,我开始参加校园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最吸引我的首先是周末的古典音乐欣赏会。从校外请来的音乐家们陆续介绍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邦等大师的作品,让我了解和喜爱古典音乐。我也参加了“大家唱”歌咏队,学唱了不少优美的民歌,像那首新疆民歌《青春舞曲》,真是伴随了我一生!
我们班上还成立了一个“戈壁草读书会”,一开始我们选读一些在社会上难以见到的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们向我展示了苦难中的俄国人民怎样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斗争,引起了我这个刚刚经受了日本鬼子侵略战争痛苦的年轻人的共鸣。
1946年圣诞之夜,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严重事件,消息传到清华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学生自治会号召同学们参加“反美抗暴”示威游行,要求严惩罪犯!我跟着比我年长的同学们列队走到了天安门,我们痛恨美国士兵在我们的国土上胡作非为,痛感政府的软弱无能而愤怒地喊哑了嗓子。
反美抗暴运动以后,我听吴晗教授的中国通史课更专心了,吴晗老师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缓慢、尤其是近百年来衰败落后的深刻剖析,给了我新的认识。我们“戈壁草读书会”也开始读一些哲学、政治书籍,如《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想寻找一条强国之路。我们“读书会”常躲到吴晗老师家中去开讨论会,对一些历史问题争执不下时,便请吴晗教授来指点。通过这些学习,我开始懂得了人类社会也和自然界一样在变化发展着,并且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有腐朽了的政权终将像西湖畔的雷峰塔一样土崩瓦解。我也似乎看见了那个曾经徘徊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已经来到亚洲东方!
1947年开春后,时局进一步恶化。内战的硝烟愈来愈浓,经济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饥饿的巨大阴影甚至向清华园袭来了,食堂里饭菜质量明显下降。我享受的乙等助学金原来在“细粮饭厅”用餐还有余款买书,现在全都用在“粗粮饭厅”也不够充饥了。不久政府又以财政困难为由,宣布取消公费出国留学,这就更加挫伤了我们这些抱着科学救国理想的学子们的心!清华园里开始暗中流传一句歌谣:“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1947年5月中旬,忍无可忍的清华大学学生决定罢课,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平抑物价,向学校师生提供平价粮食,保证师生的最低温饱!政府不但未答应同学们的合理要求,反而要大学生们“别受共党分子的煽动”,这就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愤怒。
5月19日,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全校大会,讨论进一步行动,会上宣读了学校80名教授联名发表的公开信。信中说:“本校同学为反饥饿反内战而罢课,同仁等对此严正行动,表示衷心同情。内战造成全国人民普遍的死亡与饥饿,固不止我校员工偏受其苦……”最后念了参加签名的教授们的名字。我在听到吴晗、张奚若、朱自清、钱伟长、费孝通、李广田、屠守锷这些我十分敬仰的老师们的名字时,激动得流了泪。受到巨大鼓舞的同学们决定发表一篇宣言,联合平津各大中学,于5月20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
我们“戈壁草读书会”的会员们站在学校队伍前列,而学校上千人的队伍则高举着“国立清华大学”横幅,走在整个近万名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在热情的市民围观下,面对国民党武装军警,高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高唱着《救亡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
这次学生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剧烈地震撼着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被毛泽东誉为“开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次运动也剧烈地震撼了清华园,不少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明白了只有先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才可能实现科学救国理想。我和“戈壁草读书会”的同窗好友们陆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开始了我们的革命生涯。
我根据组织上的指示,跟几位“大家唱”歌咏队成员一起组建一个新的文艺社团——“民间歌舞社”,作为团结同学开展学运的“据点”。于是,我的课余时间大都用来学习和排练民间歌舞,如新疆舞《春游》、西藏舞《巴安弦子》、安徽舞《凤阳花鼓》等。我们还排练了陕北大秧歌,甚至秧歌剧《兄妹开荒》。我还被派往师范大学、朝阳学院去担任歌舞教练。我们的歌舞表演,在暑假期间举行的“平津学生大联欢”晚会上受到热烈欢迎。
1947年8月,正当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我在清华园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解放战争实现了伟大转折;作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前方节节败退的反动派加强了法西斯统治,镇压学生运动的白色恐怖加剧。1947年10月,政府以“为共匪张目”为由,查封了《清华周刊》,接着又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程彰远两位同学。
为了营救袁、程两同志,反击国民党的镇压,学校地下党组织决定罢课抗议,我同时接到“民青”和党的指示:要我在班上,在“戈壁草”、“民舞社”,向同学们做好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当学生会召开代表大会一致决定罢课,并终于迫使政府释放了袁、程两同志时,我为自己第一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民青盟员努力地执行了组织上的指示而激动。
后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获知国民党当局要抓一批学校里的“共党活跃分子”。为了防备敌人当晚进校突击搜捕,学校党组织决定立即成立护校队,通宵进行巡逻。清华园里的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我参加了护校队,被分配守卫西侧校门。凌晨,正当我们又冷又饿时,费孝通教授的夫人熬了一大桶米粥送来慰问!大家喝了费师母亲自盛的热粥,肚里心里都倍感温暖。
那天晚上国民党军警没敢来清华大学,翌日凌晨,却冲进师范学院抓走了人,还打伤了同学。这就是北平的“四九血案”。华北学联紧急决定:各校尽快组织队伍,直接开到西长安街新华门前静坐示威,要求放人。
清华大学立即组织了一支800人的精干队伍,跟燕京大学的400多人会齐后,偃旗息鼓,悄悄出清华园南门,沿铁道和小路急行军进入德胜门,下午4时到达位于新华门的“华北行辕”。在华北学联的指挥下,清华大学队伍被放在“华北行辕”大门口这个最关键的位置上,并组成能应付敌人武力冲击的阵势:将所有女同学安排在最里层,将身强力壮的男生放在外层,最外层则用部分同学骑去的自行车围成一道屏障。
队伍安顿好后,我站起来放眼望去:好家伙!数千人的队伍,西边排到六部口,东边快到中山公园,大家都整齐地坐在地上,街道对面则站满持枪荷弹的军警,摆出随时要出击的凶样。双方一直紧张地对峙着!
在庞大的静坐示威队伍的压力下,要求放人的学生代表们进去面见行辕主任李宗仁。同学们则亮出了一条横幅:“不释放无辜受害的同学绝不返校”。
凌晨,学生代表终于从行辕大门出来了,跟在他们身后的是被抓走的师范学院三名同学。整个学生队伍惊醒了,大家站起来了,发出了胜利的欢呼……
“五一”节来了,我们“民间歌舞社”跟“大家唱”歌咏队一起参加了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上的“千人黄河大合唱”演出,公开庆祝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
1948年5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我是多么希望投入真正的战斗啊。我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返回四川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迎接家乡解放的请求,立即获得同意,并决定先送我到解放区接受敌后工作培训,再回四川。
1948年6月初,我离开亲爱的清华园,踏上了艰险的万里征程。不久,“戈壁草读书会”的学兄、学姐们也都先后离校投入创建新中国的战斗。就像《毕业歌》里唱的那样:“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我们“戈壁草读书会”成员,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建设尽心尽力,也承受了政治风浪的严峻考验,而我们当年在清华园里结下的友谊,成了我们克服困难的重要精神支柱。这次,我们在2000年毕业50周年之际,相约回母校团聚。大家从加拿大、昆明、广州、长沙、武汉、南昌、南京、鞍山、贵阳等地,偕同老伴赶来聚会。三天三夜,我们在一起回忆当年在清华园的青春岁月,交流各自的生命旅程与感受,我们为大家都没有辜负清华对我们的培育感到无限欣慰!
亲爱的母校,当祖国需要建设时,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当祖国需要革命时,您又成为革命者的摇篮。
哦,我的清华园!我们的清华园!
①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00年校庆 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