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 琦

现在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已是家喻户晓。它是于1977年恢复的，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举措，高考的恢复经历了一些颇为曲折的过程，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高考制度的废除及其严重后果

大学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在1952年就确立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一制度就受到致命的冲击。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招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决定将1966年高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指出要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从当年起高校招生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事实上，因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各地均无法进行招生工作。高校招生工作中断和由此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编者按的清样中，加写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择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有名的“七·二一”指示。

1970年，即高校招生工作中断4年之后，少数高校进行了招生试点工作。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考。《报告》认为，经过3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为此计划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所招学生应具备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10月1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上述《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这样，部分高校当年试招工农兵学员41870人。

1971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形成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了“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份《纪要》由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各地。这次会议决定大部分高校恢复招生，1972年的招生工作循此进行。招生对象规定为：“选拔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文化条件规定为：“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在招生办法上，废除了文化课考试，首次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此后，在学校教育中排斥文化、排斥考试的现象愈演愈烈。

原有高考制度的废除所造成的人才断档的恶果，曾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忧虑。1972年10月14日，他在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时曾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教育质量和科研质量。周总理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能够讲这样的话是很不容易，也是很有远见的。所以，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同我们教育部的几个负责同志说：周恩来那个时候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当然，倒行逆施的“四人帮”提倡愚昧，甚至将“交白卷”的张铁生捧为“英雄”，周总理的上述想法自然不可能得到实施。

1977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继续按推荐的老办法

1977年6月29日到7月15日，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与会的有120多位代表，通过大量的事例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的死党插手招生工作，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触及到现行高校招生制度的弊端。这次会议是教育部刘西尧部长主持的，会议的报告是由我作的，我当时是教育部负责人之一。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还不敢触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二一”指示的“两个估计”，所以，这个报告基本上是老调子。它强调高校招生仍然沿用“文革”期间的那一套办法。报告结束后，会内会外议论纷纷，许多人表示推荐选拔制度再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求改革，当时也有一些群众来信，力陈推荐办法上大学的弊端。但是我们却没有敢于提出恢复高考直接招生制度。

在基本肯定过去的基础上，太原会议也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太原会议形成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为贯彻周总理1972年10月的那次谈话精神，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招生的主要对象是选拔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同时也要招收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试招人数约占今年招生人数的2%—5%（约4000人到10000人左右），试招学生的办法同招收工农兵学员一样，仍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意见》还规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普通班招收学生，要逐步提高文化要求，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提出上述规定无疑是可贵的，但这样局部的改进显然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个凡是”的力量非常强大，它表现了人们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思想受到禁锢。高考制度的恢复与否，实质上是在表明人们对“两个凡是”的态度。当时，教育部以及教育系统内部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是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再一种就是想办法有所改变，两种意见的斗争从太原会议上已经表现，但后一种意见不占上风。也正因为在部内有想改革的力量，所以，当小平同志后来提出恢复高考制度，教育部能跟得上去。

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制度这一重大决策是小平同志8月4日到8日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正式拍板的。

小平同志是在这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而重新出来工作的，他自告奋勇要首先抓教育和科学。当时由小平同志领导的拨乱反正工作也主要是从科学教育文化领域抓起，必须看到当时人们的思想是被禁锢了，必须考虑要解放思想，所以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精心组织和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他复出后抓的第一件大事。

7月29日，小平同志就开好这次座谈会指示我们“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有才学的教学人员”参加会议，而且这些人与“四人帮”没有牵连。他还指出：①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在中学、小学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劳动，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②要坚持考试，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要有鲜明的态度。8月1日，小平同志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后表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从明年开始就不同，明年要两条腿走路。可见，面对迫在眉睫的招生工作，小平同志本来准备暂时尊重现实，待来年再考虑和实施高校招生的改革工作。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分别邀请在科教战线第一线的知名专家学者出席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时应邀参加会议的有吴文俊、马大猷、钱人元、邹承鲁、沈克琦、唐敖庆、杨石先、王大珩、严东生、金善宝、黄家驷、苏步青、查全性、潘际銮、温元凯等老中青科教工作者33人，他们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知名大学，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于光远、童大林、刘西尧、李琦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时，小平同志讲“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搞得更好些更快些，教育怎么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水平的要求。”他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个会议。

这次会议涉及的面很广，大家的共识是教育和科学都衰退了，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人才的缺乏，因为十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制度几乎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出现了令人痛心的人才断档现象。为此，会议一方面对教育战线上“文革”前17年和以后11年的估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指出“两个估计”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大家反映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对“两个估计”想不通，感到泄气，认为这是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一大枷锁，应当破除。另一方面，鉴于现行高校招生制度使人才断档现象愈益突出，对“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对它的批评成了会上的一个非同凡响的声音。

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同志在发言中率先陈述现行高校招生制度的弊病，他说：“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上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

6日，武汉大学查全性同志在发言中建议必须改进大学招生办法，他认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大学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为此，他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招收新生的质量。查全性说，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这个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成为当天下午会议讨论的主题，吴文俊、王大珩、温元凯等同志均在插话中表示赞同上述意见，建议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的，浪费损失可就大了。

听了大家热烈的发言，小平同志明确地感受到科教工作者恢复高考制度的急迫心情，他当即拍板：现在就要办，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教育部原来规定，今年招收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个比例要提高，教育部立刻执行。全场为此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许多人热泪盈眶。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对高考制度的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座谈会结束前，小平同志发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就在科学、教育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所需要解决的广泛的问题发表了意见，高考制度的恢复可以说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

第二次招生工作座谈会和小平同志的“九·一九”谈话

为了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由于招生工作涉及10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大批回乡青年，涉及60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广大在职青年工人与技术人员，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牵动各方面工作、带全局性的大事，又适逢除旧布新、实施根本性改革的关键时刻，而政治上的“两个凡是”和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七·二一”指示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思想有的还转变不过来。所以，这次会议开得并不轻松，对于怎样看待“两个估计”，怎样改革招生制度，如何实施高考，会上的意见还不一致。

会议的缓慢进程表明：不推翻“两个估计”，就不能使招生工作会议有一个理想的结果。为此，小平同志于9月19日找刘西尧、雍文涛和我谈话，他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个别负责同志的顾虑和裹足不前，提出要彻底推翻“两个估计”，他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你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谈到恢复高考制度，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间，如果经过两年以上的劳动，原来学习的东西就忘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对毛主席的‘七·二一’提示要正确地去理解……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小平同志还批评我们起草的招生文件，说：“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他明确表示：“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这个谈话，我们随即向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作了传达，它终使旷日持久的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得以圆满结束，恢复高考的有关政策和规章制度得到了明确。随后，我组织教育部大批判组，克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经小平同志指示“可用”后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促进了教育战线的思想解放。破除“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制度这两件大事，扫除了罩在教育战线的阴霾，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教育的春天”。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年两届毕业生。新的招生制度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当然，高考制度的恢复从确立到具体实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正视的难题，诸如考试科目的选定、招收学校和专业的确立、校舍和师资力量的准备等牵连全国性的工作相当复杂。幸好，各个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动员起来，为这项顺乎民意的决策的具体实施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文革”10年的积压，这次考试生源充足，质量高，出现了许多动人的场面。12月10日前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举行考试，有570万青年穿着厚厚的冬衣走进了他们非常陌生而又备感亲切的考场，构成我国高校招生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景观，只是到了1978年，才又恢复夏季高考的惯例。

恢复高考不仅根本地改变了一代青年的命运，而且直接促成了社会风气的好转，直接促成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复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原载《曾与伟人同行》）

* 作者1977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