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游凌霄(1942)

杨崇远

我们的母亲游凌霄(50年前名为游桂仙)不幸于2001年3月14日上午忽因心肌梗塞病发去世，我们感到万分悲痛，时值晴天亦为我们洒下了雨泪。

母亲1919年10月31日出生在台湾桃园，1926年秋跟随父母游无为和吕菊芬（在台湾名为游景泉和吕玉燕），跨越海峡从台湾投奔祖国大陆。

抗战前夕，由于外祖父外祖母宁死不愿利用台湾人身份，为日本侵华服务，被日帝捏造证据，借国民党陈果夫蓝衣社之手相继在1932年和1937年杀害。

母亲被迫从17岁开始，带领弟妹经历日机轰炸、疏散匿藏、颠沛流离的日子，她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转到上海大厦大学附中读书，后来在她父母生前好友蔡伯毅（又名蔡伯伦）医师和史敦五（又名史春森）等人的帮助下，到了抗战大后方昆明，考进了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社会系。

母亲1942年毕业后任云南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员，与我父亲杨烽（当时名为杨炳焜，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届毕业生）共结连理。由于母亲生性活泼、又富有同情心，能深入下层、下笔又快，被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选中当其助教，负责云南纱厂女工的调查和论文撰写。母亲入厂后和工人们同工同乐，工余教工人们读书唱歌，并且能为工人向厂方争取待遇，工人们把她当作知心朋友，将心里话和自身经历都告诉她，因此母亲能获得最真切的第一手资料，论文写得很有深度，受到费孝通教授的赞赏，被费师称为当年联大社会系八杰之一。后来由于厂方告其“涉嫌引致工人罢工”，以十倍于云大助教工资的高薪利诱，“劝”其“改邪归正”，母亲牢记自己是联大人，宁可失业也不屈服，毅然辞职离开了纱厂。后因怀孕婉谢了费孝通邀其往美国俄亥俄留学深造的器重。

抗战胜利后，母亲举家回到阔别了二十年的故乡台湾，拜会了众乡亲和父亲生前好友黄朝琴、游弥坚（光复后台北第一和第二任市长）和陈以益（专门收集和保管孙中山录音带之人）等人，在台湾省教育会任编辑委员，负责编写台湾的国文教材，出版了《中学国文选》一、二、三卷，致力于把日语化的台湾教育扭转过来。

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母亲目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于1948年10月又回到广州。1950年1月先在广州市财政局工作，后任广州市中区文教督学，经历“三反”、“五反”多次运动磨练，1956年转广东省机械学校任语文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台湾关系”迟迟不获摘帽，1966年９月被红卫兵遣送下乡达八年之久。1973年开始，母亲将其历史上书中央台办，1975年在广东省委统战部和广州军区联络部帮助下获得平反。1980年5月加入台盟。

1981年往香港定居后曾任香港教育署、香港政务署、香港市政局和香港中文大学等六个机构及乐辉工程公司、永峰冷气公司和13所中、小学国语课程教师，为多个团体和私人教授中文和国语，增进香港与内地的沟通。1986年回台湾再会众亲和汪彝定（前台湾经济部次长）等同学。回港后继续任教，直至78岁退休。

母亲一生坎坷，但从不言退；经历多难，但自强不息；一生节俭，但乐于助人。虽患类风湿、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仍积极人生。1950年11月13日她以“天竹”笔名在《南方日报》上发表的《我参加市财政局学习生活以后》一文获冠军奖。1983年12月24日以“白菊”之名《积极、丰富的晚年生活》一文在香港《松柏之声》及香港商报举办的《姿采人生话老年》征文比赛中再获冠军奖。母亲“能文能武”，1992年及1996年两次参加“香港老人田径赛”，获60公尺及100公尺跑冠军等四枚奖牌，母亲笑着说“这是几十年前躲日本人练出来的”，稚兴活力尤如顽童。

母亲堪称是个“顶呱呱的老太婆”，在别人眼中不可能做到的事，她却能做到。很多大陆中年人到香港后一筹莫展，而62岁的母亲，却以锲而不舍的毅力，为自己教授国语辟出了坦途，也为晚年投身社会创造了奇迹。从律师、企业家、大学生到幼稚园的小朋友都是她的学生，香港大埔社区中心国语班学员敬赠给她的银盘上刻的字句“桃李满门，亦师亦友”是她为人最贴切的写照。

不少老人在退休之后都有一种被社会遗弃的失落感，而母亲没有，她曾说过“永远没有无聊的时候”。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母亲说“路是想前进的人走出来的”，三字之加，赋予了该话更深切的含义。母亲七十五岁时，还在编写普通话教材和少年儿童歌曲集，还在学习英语和日文，她那永不泯灭的童心何等珍贵，她那说干就干、积极向上、奋斗不息的生涯，不是联大人和台湾人的典范吗？我们怎不为她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激励终生？

母亲的进取精神和在文学、艺术方面给我们的熏陶，是留给我们一生享用不尽的无价之宝。

我们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妈妈，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1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