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璘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继续写作散文,相继写成了《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十多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这时期的散文,已经脱去了中学时代的稚气,逐渐成熟。这些作品,显然受到西方散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五四以来一些著名作家,特别是新月派作家的影响。浓郁的诗情画意,文笔细腻,内容隐晦含蓄,感情深沉,还带有些许感伤的情调。
季羡林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照
季羡林当时虽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但是,对文学和文坛,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的主见。
他崇敬鲁迅,但对鲁迅,他有自己的看法:“今天读鲁迅《二心集》。在这集里,鲁迅是左了。不过,《三闲集》的序是最近作的,对左边的颇有不满,仍是冷嘲热讽,这集的文章在《三闲集》序前,却称其同志来了,真叫人莫名其妙。”(l932年ll月l3日日记)
对胡适,他也一分为二:“听胡适之先生演讲。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l932年l0月l3日日记)
在作家中,他喜欢沈从文、巴金、老舍、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他对左翼作家是敬而远之的。他在1934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一写东西,就想普罗文艺批评家。自己很奇怪:在决定写小品文的时候,小品文还没被判决为有闲阶级的产品,现在却被判决了。自己想写小品文,但心中又仿佛怕被他们骂,自己不甘于写农村破产,不甘于瞪着眼造谣,但又觉得不那样写总要被人骂。被人骂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永久的东西,但心里总在嘀咕着,我现在深深地感觉到左联作家的威胁。”
那么,季羡林追求的文学理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他在l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最近我才觉到我的兴趣是倾向象征的唯美的方面的。我在德国作家中喜欢Hölderlin(荷尔德林),法国喜欢Verlaine(魏尔兰,法国象征派诗人)、Baudelaire(波特莱尔,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英国Blake(布莱克,英国浪漫诗人)、Keats(济慈,英国浪漫诗人)以至其他唯美派诗人。不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我读的并不很多,我所谓喜欢者大半都是by intuition(直觉地)。然而既便,他们的天才总是能觉得到的。
我主张诗要有形式,与其说是形式,不如说有metre(格律),有rhyme(韵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散文(尤其是抒情的)不要形式吗?中国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metre。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这是我所以对徐志摩有相当崇拜的,无论别人怎样骂他。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本来拿文字来express(表达)感情是再笨不过的了。感情是虚无缥缈的,音乐也是虚无缥缈的。感情有natural harmony(自然和谐),音乐也有。所以——最少我以为——音乐表示感情是比文字好的。倘若不用文字,则无所谓诗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诗里多加入音乐成分。
整整70年过去了,季羡林当时的文学观在今天看来,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深刻还是浮浅,是精辟还是幼稚,无论如何它让我们听到了当时一个文学青年真实的心声,而这种声音过去是很少听到的,这件事本身就十分有意义。
最近读到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2001年11月,第474期)。其中有一篇谈到新月社的文章,并且提到了季羡林,不妨抄录一段,供读者参考:
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是以聚餐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的人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丁西林、余上源、林徽因等。社名是由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其意在“它那纤弱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次年底,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撰稿人几乎都是新月社成员。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俱乐部宣告终止。
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源等,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
新月社活动从此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洵美等人。
1931年11月,徐志摩机坠身亡,叶公超临危受命,接办《新月》后六期编务。他又联合文友创办《学文》,并参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为重振新月提拔新人贡献力量。后来成名的:钱钟书、季羡林、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都是经过叶公超之手,借《新月》、《学文》扬名文坛的。
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刊四卷七期,宣告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宣告解散。
引文中,详尽地叙述了新月社的始末,又谈到叶公超与新月社的关系,最后提到季羡林是叶公超“为重振新月提拔的新人”之一。这些背景,当年的季羡林恐怕是并不知晓的,所以不能据此便把季羡林归到新月社一派中去,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大学生,还谈不上哪个派的问题。但是,作为季羡林的业师,叶公超确实对季羡林的文学创作进行过指导,有过影响。季羡林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文中写道:
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叶公超)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原话)。”我这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就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故乡县衙门津贴,我哪里有资格代表什么没落的教授阶级呢?
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文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是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
这一段插曲,可以视为上面介绍季羡林早期文学观的一点补充。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四年中,专业成绩优秀。他的毕业论文是The Eear1y Poems of Hö1der1in(《荷尔德林的早期诗》)。
大学四年里,季羡林除了散文创作,还翻译了多篇外国名家的短篇小说。
(摘自张光璘著《季羡林先生》,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