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宗璞（1951外文）

任均老人是我母亲的幼妹，我的六姨。她的年纪和大姨相差近三十岁，和她的甥辈我的长姊冯钟琏、表姐孙维世相仿。父母亲去世以后，亲友渐疏，有三家老亲仍时常来往，给我关心和支持。照我的称呼他们是七姑、七姑父（冯友兰、张岱年），六姨、六姨父（任均、王一达），三姐、又之兄（冯钟芸、任继愈）。本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他们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六姨一人，她现在是唯一比我年长的长辈。每个人的离开仿佛都带走了一条连接历史的线索，关闭了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六姨健在，自然应该写下她的记忆，何况她的记忆是那样不平凡。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为辛亥革命出力甚多。晚年思想进步，倾向延安，他的思想从不停滞，能够清醒地对待现实。“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他确实说了，写信面谈他都做了，只不知起了多少作用。

　　六姨是由外祖父亲自送往延安参加革命的。上世纪40年代末，六姨和六姨父全家从解放区来到北平，住在我家——清华园乙所。那时人们对“解放”充满了憧憬，并有一种神圣感。清华园中许多人都知道我家里住着延安来的亲戚。梁思成先生特来造访，询问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也许他是想造一座。那时的人是非常天真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六姨夫妇转到外交部工作，被派往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表弟、表妹们都还小，上寄宿学校，一到放假都住在我家。那时家里还有我的三个外甥女，一大群孩子，十分热闹。大表弟王延风乳名坦坦，1943年在延安出生。最初是冯牧同志告诉我这名字的意义。一转眼坦坦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几十年间我们又经过了多少坦白交待。

　　冯牧还说，延安平剧院演出《三打祝家庄》和《逼上梁山》，六姨父王一达是导演，很得好评；六姨是平剧院的主要演员，有“延安梅兰芳”之称，可惜后来不演了。这说法六姨自己倒没说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六姨的面容越来越像我亲爱的母亲，现在她的年龄已经超过母亲了。我每次见到她，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隔些时不见就会想念，而母亲无论怎样想念也见不到了。

　　这几年，我常常感到常识的重要。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在革命之外，六姨在家庭方面很成功。六姨父曾说，他们这一家全靠六姨支撑，他的感愧之情，难用言语表达。他们的儿女都很孝顺，最难得的是儿女的配偶也都孝顺，不能不让人称羡。

　　一本回忆录，除了内容以外，还要依靠写作的能力，如文笔、剪裁、结构等。《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回忆》（六姨口述）的执笔人——我的二表弟王克明，是担得起这项重任的。

　　去年，表弟、表妹们为六姨做九十岁大寿。能够为父母做九十大寿是子女的福气。延安食府的墙壁上贴着当年延安的照片，其中就有六姨。我因一年都辗转医院，未能前往。我想，会有许多不到场的祝愿欢喜飞到了那里。

　　六姨一家议决，由我为《我这九十年》作序。我虽久病，却不能辞，况且话都是多年来积在嘴边上的，不必搜索枯肠。拉杂写来，聊以为序。

转自 北京青年报　2010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