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 浒(1951航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清华、北大、南开决定迁回平津复校。经过一年的筹备，1946年10月母校在修复后的清华园校区开学上课。

王浒学长

解放海南留影，右二为吴佑福学长

二00八年十二月，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聚会场景，

从左至右依次为：吴宏宛、庞文弟、王浒、许京骐、蔡公期、夏志武

当时，由西南联大转来900多名学生，从原在北平的各大学转来412名学生，1946年从全国招收新生903名，还有先修班百余名，共计学生2300余名。此后，1947年招本科新生775名，转学生41名；1948年招本科新生409名，转学生61名。三年还招研究生62名(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综上所述，从1946年清华复员到1948年底清华解放，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有3600多位老校友在清华学习过。

这是清华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相近的精神素质，有着亲密的革命友谊，我们自称为“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

生于患难 长于学运

我们这些人大多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国共由合作到破裂，人民贫穷，社会动荡，列强欺凌。上小学和中学时，正逢八年抗日战争。有的同学身陷日占区，备受亡国之痛；有的同学跟随家长颠沛流离，逃亡大后方；有的同学在大后方，跑警报，躲日机轰炸。总之，度过了一个患难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深感国家分裂之痛，国家贫弱之苦。

1946年大家来到清华，美丽的校园，雄伟的校舍，知名的教授，吸引许多人做着毕业后出国留学，将来当专家、教授、科学家的美梦。但是，内战越来越激烈，国家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决战，个人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抉择。继承着西南联大“一二·一”运动的革命传统，从抗暴运动开始，一浪接着一浪的学生运动，加上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唤醒了越来越多的同学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伟大的反蒋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到清华解放时，参加过地下党的同学有428人，参加过地下党外围秘密组织的同学约有700多人 (见《党的旗帜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基层组织的奋斗历程》)。更多的同学拥护学生运动，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贡献青春 初露峥嵘

50年代前期，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到处需要干部，需要知识分子。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小丫头成了“宝贝”，在各种岗位上“初露峥嵘”。

有些同学,母校没解放就去了华北解放区，接着参加平津各大城市的解放和接管；有的还被派到南方，加强那些地方的地下党工作，配合解放。如尚嘉齐、尹宏、马履康、吕乃强、杨坤泉、张昕若、朱本仁等去武汉，姚国安、梁燕、萧菊人、戴宜生、张泽石等去贵州、四川。文法学院同学，北平一解放就有250多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当时的政策，学理工的大部分留校继续学习)，投入了南方各地的解放和接管。

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机械系吴佑福同学，泰国华侨。一解放，他和徐应潮、傅 等18位同学被东北军工部吸收参加国防工业建设。去东北不久，因为他会讲广东话，又派他南下去广州，广东省用的第一批人民币就是他负责押运去的。由于解放海南岛需要大批机帆船，他是学机械的，又派他去用汽车发动机改装机帆船。发动进攻时，本来没有他的任务，但他以保障机帆船为由，坚决随军渡海作战，右图是他当年英姿飒爽的形象。海南岛解放后，海南铁矿需要技术人员，就把他留在那里，一干就是30多年。尽管遭遇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上世纪80年代在铁矿总工程师任上离休。

许多同学被派去做领导同志的秘书，我知道的有：吴玉章的秘书宋华沐(现名钟涵)，王任重的秘书杨坤泉，刘澜涛的秘书郭德远，吕正操的秘书沈恒泽，何长工的秘书马琰(现名易粟)，刘仁的秘书张天泰，郑天翔的秘书储传亨，黄敬的秘书陈彰远，黄火青的秘书吴锡光，王从吾的秘书陈金秀(现名陈明)，等等。

新闻界去了两位小记者，蒋励君(现名王金凤)和陈柏生同学，别瞧她们年纪轻，中南海常进出，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采访过，《人民日报》上常有她们写的报导和文章。

党中央宣传部先后去了何祚庥、罗劲柏、龚育之，他们成为中宣部科学处的年轻骨干。

青年和青年团工作更是依靠这些大学生。李锡铭、吴宏宛去了石景山发电厂，庄沂、银重华去了石景山钢铁厂，开始都是青年团干部，以后转为党和行政领导工作。邵敏去筹备全国学联，黄祖民、罗琚等去了团中央；张治公、邓德祥等去华北团委；潘梁、孙仲鸣、倪启贤、徐乃明、牛兢存、林寿屏、戚学毅、王浒等去了北京团市委；李榕(原名李振华)、刘雅贞、张其锟等去了北京青年文工团；卢鹤维(现名刘华)去了天津团市委，等等。

教育战线更少不了我们，当时北京市委抽调一批大学生到中学当政治课教师，实际去做党的工作。周广渊同学就调到市教育局主管中学政治课，陶棨、梅克等同学去当政治课教师，后来成了知名中学的校长、书记。高等教育更是这样，拿清华母校为例，当时各系设了系秘书，协助系主任抓教改并做政治思想工作，李传信、李民范、吴佑寿、骆正瑜等同学就担任过这种工作。母校解放后成立的第一届中共总支委员会，彭珮云同学被选为书记。1956年成立第一届党委会，艾知生、李传信、吕应中、郭道晖、周维垣等同学被选为常委，艾知生被选为副书记。

还有一些同学被派去苏联和东欧学习科学技术，如滕藤、潘际銮、顾惠、顾骅、李采等。也有些同学先出来工作，1952年左右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又回母校完成学业，再参加工作，如程法毅、钮友杰等。

有些同学参加筹建我国的现代工厂，如王珉在北京化学试剂厂(后发展为北京化工厂)，陈尚容在北京焦化厂，宋季芳(现名宋林屏)在北京化工二厂，肖秧、陶炳伦在北京玻璃厂，魏文烈在北京钢厂，吴勤娟在棉纺厂，范国宝和巫宝瑜在修造坦克的618厂，范国宝还帮助倪志福发明了闻名世界的“倪志福钻头”。林宗棠参加了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制作，并任副总设计师。

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需要我们。1948年12月18日在清华门口贴布告保护学校的解放军1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后来任海军副司令员，1982年专程来清华感谢清华毕业生对海军的贡献。1950年就有一批同学去海、空军。如沈冠时、王尚真、张允谦、詹蹈龙、李快、李鑫泉、吴湍裳、朱祖恩等。

总之，在50年代初期，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小姑娘，深切感受到党和祖国对自己的期望，满怀热忱地活跃在各条战线上。

征途坎坷 矢志不移

50年代后期，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在党内和全国，“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

解放前，工人、贫下中农的孩子没有条件上大学，因此，我们的家庭出身很少是劳动人民家庭，社会关系一般也比较复杂，有些人还有些历史问题。参加革命，我们认为已经背叛了这一切，再加上过去受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爱发表意见，口无遮拦。在“左”的错误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指导下，我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容易就成为审查对象、批判对象，甚至被划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劳动改造对象。反右、反右倾运动伤害了一大批老校友，“文化大革命”更有点“全军覆没”的味道，几乎人人挨批挨斗。

前面提到的彭珮云同学，在毛主席批发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被点名，他们夫妻被关起来，全家被“扫地出门”，孩子们都无家可归了。王金凤同学，因为写了不合“四人帮”口味的报导，再加上她姓“蒋”(原名蒋励君)，“四人帮”就说她有特务嫌疑，被关了起来。这还不算，强迫她丈夫离婚再娶。她被关了几年，却没人审问。社会系同学徐铮被关起来，她不服“管教”，就被日夜把双手铐在背后，吃饭也不解开，只能趴着吃。这样悲惨的故事就不要多讲了吧！

总之，党和国家的“宝贝”成了“臭老九”，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但大家并没有绝望，仍在恶劣的环境中奋斗。不论让干什么，都认认真真，哪怕扫厕所，也要“一丝不垢”。什么环境下也要学习，关在监狱里只许看毛选，那也要百读不厌，思考党和国家大事。朱镕基同学就在划成右派当夜校教师时，把英语学好了，还思考了国家的许多大事。因为我们有信念，唱过《跌倒算什么》：“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唱过《光明赞》：“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

老骥伏枥 再创辉煌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进入了老年。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解开了我们身上的枷锁，焕发了我们的青春。我们要找回失去的年华，实现为祖国献身的宿愿，大家在各条战线上又大干起来了。由于“文革”造成的“人才断档”、“干部断档”，许多同学都超期服役。

许多同学收拾好残破的家庭。上面提到的王金凤同学，和她的丈夫(抗美援朝打下美机最多的战斗英雄赵宝桐)共同努力下，抚平了“文革”造成的创伤破镜重圆，建立了更加美满的家庭。金凤又拿起了笔写出许多华章，《邓颖超传》就是其中之一。彭珮云同学找回了孩子们，全家团圆，她和丈夫王汉斌同志身负重任，双双成为国家领导人。

我们这一批同学又成了党和国家的“宝贝”，在各条战线上奋斗着。大部分同学在基层第一线默默奉献，甚至带着“文革”造成的生理上、心理上和家庭的伤痛，奋力为改革开放助一把力。据校友总会钱锡康同志的调研，有5位同学担任过国家领导人职务，有51位同学当选两院院士，有4位同学成为将军，有40位左右同学担任过省部级领导工作。在各条战线的基层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就更多了。

夕阳无限好

进入21世纪，我们都成了七八十岁的古稀老人了。我们由“一线”退到“二线”，由“二线”退到“三线”，现在由“三线”退到“消闲”。虽然我们身体日衰，疾病日增，但我们的精神没有退，大家还是那样关心国家大事，不但看报、看电视，有的还要上网。有的回顾一生，写回忆文章。白祖诚学长就写了百万字的自述《路漫漫》，张泽石学长写了在志愿军和被俘后拼死斗争的血泪回忆。戴宜生学长写了他在西藏几十年的经历和感悟。写短篇文章的更多，《清华校友通讯》和《校友文稿资料选编》上登了不少。我们还编了《峥嵘岁月》解放战争时期清华校友足迹。校友的情谊越来越浓，每年都要大聚会，平常总要以各种由头，如外地来校友啦，某校友过寿啦，来个小聚会。大家在一起，叫着上学时的外号，天南海北聊个没完，因为有共同语言，真是革命友谊常青。

人生感言

回顾我们这一批清华人的经历，我冒昧地说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理想信念，矢志不移。有些人认为我们是“盲从的一代”、“驯服工具的一代”，不对。我们对祖国的爱，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经过一生经历、对比，经过反复学习、反复思考才树立起来的。我们能在坎坷的甚至悲惨的处境中坚持我们的信念，还有信心面对人生，正说明这一点。

第二，鞠躬尽瘁，任劳任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的校训，严格、严谨是清华的学风。我们在实验室和绘图板上就学会了一丝不苟，每个数据、每条线都要对人民负责。做大事、做小事都要认认真真，力求完美。还不能患得患失，要耐得批评和冤屈，不会丧气；也要耐得荣誉和权位，不会冲昏头脑。

第三，热爱学习，与时俱进。清华培养了我们学习的好习惯和好方法。解放后，许多同学干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学的专业，而且许多同学没学完专业就参加工作了。但是，大家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总能在岗位上干出些名堂来。大家从书本、资料中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向群众和行家里手学。

第四，母校情怀，校友情怀。大家离开母校六十多年了，但忘不了在母校那几年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因为那时正是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是一生的关键时刻。大家也忘不了在那个火热年代结成的友谊，那时系级的界限很小，学生又少，在各种活动中互相认识、互相交流的机会很多。解放后，忙于工作，又有阶级斗争因素的障碍，互相很少来往。“文革”以后，尤其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这种友谊越来越浓。京津冀三地校友每年聚会，人数由几十人逐步增加到200多人，有些校友坐着轮椅也要来参加。我们和校友总会联合举办了“清华复员六十周年”和“清华解放六十周年”两次大型纪念活动，还编写了《峥嵘岁月》回忆录和各种光盘。许多校友曾参加“北京市老同学合唱团”，用革命的歌声教育下一代。

各个时代的清华人都在为母校谱写历史，我们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为母校添了光彩，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希望今后的清华人，一代更比一代强，让清华在祖国、在世界更加光彩。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