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谈谈我们这一代清华人

2011-07-27 |

(1951航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清华、北大、南开决定迁回平津复校。经过一年的筹备,1946年10月母校在修复后的清华园校区开学上课。

王浒学长

解放海南留影,右二为吴佑福学长

二00八年十二月,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聚会场景,

从左至右依次为:吴宏宛、庞文弟、王浒、许京骐、蔡公期、夏志武

当时,由西南联大转来900多名学生,从原在北平的各大学转来412名学生,1946年从全国招收新生903名,还有先修班百余名,共计学生2300余名。此后,1947年招本科新生775名,转学生41名;1948年招本科新生409名,转学生61名。三年还招研究生62名(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四卷)。综上所述,从1946年清华复员到1948年底清华解放,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有3600多位老校友在清华学习过。

这是清华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相近的精神素质,有着亲密的革命友谊,我们自称为“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

生于患难 长于学运

我们这些人大多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国共由合作到破裂,人民贫穷,社会动荡,列强欺凌。上小学和中学时,正逢八年抗日战争。有的同学身陷日占区,备受亡国之痛;有的同学跟随家长颠沛流离,逃亡大后方;有的同学在大后方,跑警报,躲日机轰炸。总之,度过了一个患难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深感国家分裂之痛,国家贫弱之苦。

1946年大家来到清华,美丽的校园,雄伟的校舍,知名的教授,吸引许多人做着毕业后出国留学,将来当专家、教授、科学家的。但是,内战越来越激烈,国家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决战,个人也面临着人生道路的抉择。继承着西南联大“一二·一”运动的革命传统,从抗暴运动开始,一浪接着一浪的学生运动,加上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唤醒了越来越多的同学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伟大的反蒋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到清华解放时,参加过地下党的同学有428人,参加过地下党外围秘密组织的同学约有700多人 (见《党的旗帜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基层组织的奋斗历程》)。更多的同学拥护学生运动,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贡献青春 初露峥嵘

50年代前期,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到处需要干部,需要知识分子。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小丫头成了“宝贝”,在各种岗位上“初露峥嵘”。

有些同学,母校没解放就去了华北解放区,接着参加平津各大城市的解放和接管;有的还被派到南方,加强那些地方的地下党工作,配合解放。如尚嘉齐、尹宏、马履康、吕乃强、杨坤泉、张昕若、朱本仁等去武汉,姚国安、梁燕、萧菊人、戴宜生、张泽石等去贵州、四川。文法学院同学,北平一解放就有250多人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当时的政策,学理工的大部分留校继续学习),投入了南方各地的解放和接管。

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机械系吴佑福同学,泰国华侨。一解放,他和徐应潮、傅 等18位同学被东北军工部吸收参加国防工业建设。去东北不久,因为他会讲广东话,又派他南下去广州,广东省用的第一批人民币就是他负责押运去的。由于解放海南岛需要大批机帆船,他是学机械的,又派他去用汽车发动机改装机帆船。发动进攻时,本来没有他的任务,但他以保障机帆船为由,坚决随军渡海作战,右图是他当年英姿飒爽的形象。海南岛解放后,海南铁矿需要技术人员,就把他留在那里,一干就是30多年。尽管遭遇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上世纪80年代在铁矿总工程师任上离休。

许多同学被派去做领导同志的秘书,我知道的有:吴玉章的秘书宋华沐(现名钟涵),王任重的秘书杨坤泉,刘澜涛的秘书郭德远,吕正操的秘书沈恒泽,何长工的秘书马琰(现名易粟),刘仁的秘书张天泰,郑天翔的秘书储传亨,黄敬的秘书陈彰远,黄火青的秘书吴锡光,王从吾的秘书陈金秀(现名陈明),等等。

新闻界去了两位小记者,蒋励君(现名王金凤)和陈柏生同学,别瞧她们年纪轻,中南海常进出,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采访过,《人民日报》上常有她们写的报导和文章。

党中央宣传部先后去了何祚庥、罗劲柏、龚育之,他们成为中宣部科学处的年轻骨干。

青年和青年团工作更是依靠这些大学生。李锡铭、吴宏宛去了石景山发电厂,庄沂、银重华去了石景山钢铁厂,开始都是青年团干部,以后转为党和行政领导工作。邵敏去筹备全国学联,黄祖民、罗琚等去了团中央;张治公、邓德祥等去华北团委;潘梁、孙仲鸣、倪启贤、徐乃明、牛兢存、林寿屏、戚学毅、王浒等去了北京团市委;李榕(原名李振华)、刘雅贞、张其锟等去了北京青年文工团;卢鹤维(现名刘华)去了天津团市委,等等。

教育战线更少不了我们,当时北京市委抽调一批大学生到中学当政治课教师,实际去做党的工作。周广渊同学就调到市教育局主管中学政治课,陶棨、梅克等同学去当政治课教师,后来成了知名中学的校长、书记。高等教育更是这样,拿清华母校为例,当时各系设了系秘书,协助系主任抓教改并做政治思想工作,李传信、李民范、吴佑寿、骆正瑜等同学就担任过这种工作。母校解放后成立的第一届中共总支委员会,彭珮云同学被选为书记。1956年成立第一届党委会,艾知生、李传信、吕应中、郭道晖、周维垣等同学被选为常委,艾知生被选为副书记。

还有一些同学被派去苏联和东欧学习科学技术,如滕藤、潘际銮、顾惠、顾骅、李采等。也有些同学先出来工作,1952年左右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又回母校完成学业,再参加工作,如程法毅、钮友杰等。

有些同学参加筹建我国的现代工厂,如王珉在北京化学试剂厂(后发展为北京化工厂),陈尚容在北京焦化厂,宋季芳(现名宋林屏)在北京化工二厂,肖秧、陶炳伦在北京玻璃厂,魏文烈在北京钢厂,吴勤娟在棉纺厂,范国宝和巫宝瑜在修造坦克的618厂,范国宝还帮助倪志福发明了闻名世界的“倪志福钻头”。林宗棠参加了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制作,并任副总设计师。

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需要我们。1948年12月18日在清华门口贴布告保护学校的解放军1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后来任海军副司令员,1982年专程来清华感谢清华毕业生对海军的贡献。1950年就有一批同学去海、空军。如沈冠时、王尚真、张允谦、詹蹈龙、李快、李鑫泉、吴湍裳、朱祖恩等。

总之,在50年代初期,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小姑娘,深切感受到党和祖国对自己的期望,满怀热忱地活跃在各条战线上。

征途坎坷 矢志不移

50年代后期,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在党内和全国,“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

解放前,工人、贫下中农的孩子没有条件上大学,因此,我们的家庭出身很少是劳动人民家庭,社会关系一般也比较复杂,有些人还有些历史问题。参加革命,我们认为已经背叛了这一切,再加上过去受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爱发表意见,口无遮拦。在“左”的错误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指导下,我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容易就成为审查对象、批判对象,甚至被划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劳动改造对象。反右、反右倾运动伤害了一大批老校友,“文化大革命”更有点“全军覆没”的味道,几乎人人挨批挨斗。

前面提到的彭珮云同学,在毛主席批发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被点名,他们夫妻被关起来,全家被“扫地出门”,孩子们都无家可归了。王金凤同学,因为写了不合“四人帮”口味的报导,再加上她姓“蒋”(原名蒋励君),“四人帮”就说她有特务嫌疑,被关了起来。这还不算,强迫她丈夫离婚再娶。她被关了几年,却没人审问。社会系同学徐铮被关起来,她不服“管教”,就被日夜把双手铐在背后,吃饭也不解开,只能趴着吃。这样悲惨的故事就不要多讲了吧!

总之,党和国家的“宝贝”成了“臭老九”,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但大家并没有绝望,仍在恶劣的环境中奋斗。不论让干什么,都认认真真,哪怕扫厕所,也要“一丝不垢”。什么环境下也要学习,关在监狱里只许看毛选,那也要百读不厌,思考党和国家大事。朱镕基同学就在划成右派当夜校教师时,把英语学好了,还思考了国家的许多大事。因为我们有信念,唱过《跌倒算什么》:“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唱过《光明赞》:“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

老骥伏枥 再创辉煌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已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进入了老年。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解开了我们身上的枷锁,焕发了我们的青春。我们要找回失去的年华,实现为祖国献身的宿愿,大家在各条战线上又大干起来了。由于“文革”造成的“人才断档”、“干部断档”,许多同学都超期服役。

许多同学收拾好残破的家庭。上面提到的王金凤同学,和她的丈夫(抗美援朝打下美机最多的战斗英雄赵宝桐)共同努力下,抚平了“文革”造成的创伤破镜重圆,建立了更加美满的家庭。金凤又拿起了笔写出许多华章,《邓颖超传》就是其中之一。彭珮云同学找回了孩子们,全家团圆,她和丈夫王汉斌同志身负重任,双双成为国家领导人。

我们这一批同学又成了党和国家的“宝贝”,在各条战线上奋斗着。大部分同学在基层第一线默默奉献,甚至带着“文革”造成的生理上、心理上和家庭的伤痛,奋力为改革开放助一把力。据校友总会钱锡康同志的调研,有5位同学担任过国家领导人职务,有51位同学当选两院院士,有4位同学成为将军,有40位左右同学担任过省部级领导工作。在各条战线的基层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就更多了。

夕阳无限好

进入21世纪,我们都成了七八十岁的古稀老人了。我们由“一线”退到“二线”,由“二线”退到“三线”,现在由“三线”退到“消闲”。虽然我们身体日衰,疾病日增,但我们的精神没有退,大家还是那样关心国家大事,不但看报、看电视,有的还要上网。有的回顾一生,写回忆文章。白祖诚学长就写了百万字的自述《路漫漫》,张泽石学长写了在志愿军和被俘后拼死斗争的血泪回忆。戴宜生学长写了他在西藏几十年的经历和感悟。写短篇文章的更多,《清华校友通讯》和《校友文稿资料选编》上登了不少。我们还编了《峥嵘岁月》解放战争时期清华校友足迹。校友的情谊越来越浓,每年都要大聚会,平常总要以各种由头,如外地来校友啦,某校友过寿啦,来个小聚会。大家在一起,叫着上学时的外号,天南海北聊个没完,因为有共同语言,真是革命友谊常青。

人生感言

回顾我们这一批清华人的经历,我冒昧地说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理想信念,矢志不移。有些人认为我们是“盲从的一代”、“驯服工具的一代”,不对。我们对祖国的爱,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经过一生经历、对比,经过反复学习、反复思考才树立起来的。我们能在坎坷的甚至悲惨的处境中坚持我们的信念,还有信心面对人生,正说明这一点。

第二,鞠躬尽瘁,任劳任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的校训,严格、严谨是清华的学风。我们在实验室和绘图板上就学会了一丝不苟,每个数据、每条线都要对人民负责。做大事、做小事都要认认真真,力求完美。还不能患得患失,要耐得批评和冤屈,不会丧气;也要耐得荣誉和权位,不会冲昏头脑。

第三,热爱学习,与时俱进。清华培养了我们学习的好习惯和好方法。解放后,许多同学干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学的专业,而且许多同学没学完专业就参加工作了。但是,大家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总能在岗位上干出些名堂来。大家从书本、资料中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向群众和行家里手学。

第四,母校情怀,校友情怀。大家离开母校六十多年了,但忘不了在母校那几年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因为那时正是我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是一生的关键时刻。大家也忘不了在那个火热年代结成的友谊,那时系级的界限很小,学生又少,在各种活动中互相认识、互相交流的机会很多。解放后,忙于工作,又有阶级斗争因素的障碍,互相很少来往。“文革”以后,尤其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这种友谊越来越浓。京津冀三地校友每年聚会,人数由几十人逐步增加到200多人,有些校友坐着轮椅也要来参加。我们和校友总会联合举办了“清华复员六十周年”和“清华解放六十周年”两次大型纪念活动,还编写了《峥嵘岁月》回忆录和各种光盘。许多校友曾参加“北京市老同学合唱团”,用革命的歌声教育下一代。

各个时代的清华人都在为母校谱写历史,我们解放战争时期老校友为母校添了光彩,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希望今后的清华人,一代更比一代强,让清华在祖国、在世界更加光彩。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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