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龚祥瑞: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年

2011-09-07 |

龚祥瑞(1911-1996),浙江宁波人。1929年被保送进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学系学习,1931年转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系,1935年通过留美公费生考试,1936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学硕士学位,1939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比较法研究所法学博士学位(因二战爆发,未发证书)。回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重庆中央青年干部学校、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54年以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直至逝世。

本文摘自龚祥瑞自传《盲人奥里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月出版。

恬静春城

  遍地烽烟中,1939年夏日的昆明仍然是一座凉爽、明亮、恬静的春城。

  “西南联大”是华北三校(清华、北大、南开)在国土沦丧后内迁联合起来办的大学,校长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我和楼邦彦是清华聘请的副教授,拿到手的是三位校长联名签署的聘书。有人说,如果我们愿意拿教授头衔就进北大;按清华的规定,则只能给我们“副教授”,仅一年之差就可由副教授升任教授,所以我没有把这种区别放在心上。不过仅就这点来看,也显示出清华自视之高了。

  学校是从北平转徙中南而迁至西南的,在空旷的场地上盖了茅草顶的学生宿舍和教室。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和办公用房则是瓦房,给我以艰苦朴实豁达大方的印象,环境十分安静,不愧是抗战期间我国最高学府。一片明亮的晚云沿石头山坡飘浮而过时,我几乎相信,来到这里远比在伦敦更感自豪。

  学校发给我们每人500元作为旅途中的损失费,我置了秋冬两季的衣服。夜里在一间大教室里打地铺,感到实实在在到了“家”,似乎比在都尔的寓所更“阿当姆”(At home,中文意在家、舒适)了。

  宏涛弟到了昆明

  我心中急切企望会面的宏涛,简直就是我一切的缩影。他到来时,我已在校外老的师范校舍(那时已属西南联大所有)搞到一间房子,它是一个大教室与一个教员休息室之间的前后相连的两间卧室,前间住着工友,后间就让给我们兄弟俩人住,前后左右都有薄薄的木板隔开,所以天天可以听到教室里皮名举教授宣讲的“世界通史”、上下课的打铃声和师生们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当时我也有课,第一年要我开讲的是一门“行政问题”课;另外,装满我头脑的是钱端升先生为我们年轻教师专设的“行政研究室”的计划工作。

  “那么,祥瑞哥,”宏涛说,“我想听一听,你要我做什么以及关于你的一切。我觉得仿佛你就是我的哥哥,又是我的老师。”

  发现他对我依然这样的热情,又是那么尊敬,我欢喜得满脸通红。

  他是乘长途汽车从重庆经过“十八弯”来到昆明的。他说他一家人都已从沦陷区到了重庆。他从东吴大学转学到乐山的武汉大学,毕业后在谷正纲部长主持的社会部工作。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祖父周骏毅是蒋介石小时候的授业老师,现任军需署署长,替蒋管钱管物,所以日本人入侵时,他们全家才有迁至陪都的条件。

  我写信把他介绍给在呈贡做社会调查的费孝通先生(当时他在云南大学任教,正主持一项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课题)。同时我给系主任张奚若先生通报并经他同意,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秘书杭立武先生申请研究经费,供宏涛在昆明做基层政权调查工作使用,杭给了我肯定的答复。这样,实际上,宏涛就成为我的“助手”了。

  “行政研究计划”

  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是专为一批年轻教师调查研究我国行政机构而设置的。当时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蒋介石提出了“抗日建国”的口号,在表面上这是与“安内攘外”的战略思想本末倒置的。倒是中共的“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口号来得名副其实,统一战线便是一条建国的战线,只有这条战线才能建设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来,也才能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战争。当时西南联大的那个小小的行政研究室就是从建国的思路出发的。国家不团结、不安定,“抗日”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为“建国”设计了一项“行政研究计划”,明白无疑地提出了当代问题主要是行政管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当时在国难当头、联合抗战的时候,国人尚不能团结一致,连学人也不能和衷共济,切实追求科学关于发明或了解真理之系统的知识。学校的职责是为知识的,求真理的;不是来搞政治的。我是个教政治学的教师,就只想研究政治或只教政治学而不搞政治,更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当时西南联大有的是大教授,他们不是参政会委员就是中共外围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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