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魏佑海（1951航空）

1945年我在北平育英中学高中毕业，原准备到大后方投考军校然后打日本。但是8月15号日本投降了。因此就决定还是考大学。父亲建议我学医，母亲建议我学经济，我自己决定考清华大学航空系，造飞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祖父的遗愿。

祖父魏瀚是清朝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制造专业毕业生，官费留学法国，兼习法律并获博士学位，在国内钦赐工科进士。回国后长期总负责为北洋和南洋水师设计制造，采购，和赴海外监造军舰。曾任船政会办大臣(即副大臣)和海军造船总监。辛亥革命后继续任海军部造船总监。1915年应美国政府邀请率代表团去美考察学习制造潜水艇和飞机。1917年回国后在福州马尾造船厂造出我国第一批飞机。回国时祖父已经67岁，旋即告老退休，未能亲自参与，极感遗憾。1927年我诞生时老人家特给我取名“机孙”，希望我长大后能为国家制造飞机并建设空军。由于铭记祖父的遗愿，我考取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决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军队中也有一部分朝鲜人。更有一些朝鲜人也随着到中国开设大烟馆等贩卖毒品。当时被称作高丽棒子。这些朝鲜浪人也十分欺压中国人。中国人民很痛恨他们，因此对援助朝鲜不很接受。经过政府宣传解释当时朝鲜广大人民也是被日本占领奴役，目前援朝也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这样才使人民重新燃起援朝的热情。

为了响应号召，瞒着母亲我报名参加志愿军。想到就要去前线，很有可能会牺牲而再也回不了北京回不了家，抱着壮烈和怀念的心情到天安门向北京告别。回到家以默默沉痛的心情看望了母亲。

不久得到通知，为了国家的建设需要大学三年级以上的在校生，志愿军不接受报名。我只好继续读完大学再做打算。在这段时间里怀着羡慕的心情庆祝了我们最可爱的人在战场上一个接着一个的辉煌胜利。

1951年暑假我毕业了。当年已经开始实行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宣布工作分配那天，毕业生齐聚大礼堂大家都很紧张。宣布到的同学满意的喜形于色甚至大鼓其掌；不满意的则垂头丧气。我们航空系7个同学被分配到军委空军训练部。

几天之后来了一辆大汽车接我们去到训练部。训练部的位置在东城灯市口同福夹道，离我毕业的育英中学不远。部里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会，然后就宣布我们的分配。其中3名去学校管理处，我和另外3名去部队训练处。处里有4个科。我被分配去歼击科，另外3个科是轰炸科，强击科和伞兵科。我们的名义是见习参谋，正排级，供给制，吃大灶，每月生活费3.6元。

空军初建，以歼击机部队为主，只有少量的轰炸机师和强击机师。当时我国空军刚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当然首先是派出歼击师出战。这样我第一次出差就跟着处长去辽宁省辽阳，参加检查空军第四师的战备。四师的副师长知道我学航空工程但是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就约定第二天一早带我飞米格—15教练机。我当然高兴极了。不幸被处长知道了，坚决不同意并严厉批评了我，说：万一在天上出了问题，你连跳伞都不会，只好遗憾地作罢了。

恰巧随后空军参谋长王炳章也来检查备战情况。谈话中他问我在清华航空系学什么，我答说是学设计。他大喜说：学射击，太好了!我们参战部队就是射击有问题，整个飞机就是为三门炮服务的。不由分说地告诉我的处长让我立即下到师里去帮助解决射击问题。说老实话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学过飞机上的瞄准器，机关枪和机关炮等武器系统。既然作战有需要，那就从头学起吧。

空军前方的指挥机构是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联司，地址在辽宁安东市(今称丹东市)东方海边的大东沟。这里的海面就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地方。我参战空军的野战机场就紧挨在大东沟东南方向海边的大孤山。

我们空军机场设在我国境内的原因，首先是防止加重鸭绿江大桥的运输负担，其次空军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大桥。大桥是上百万志愿军后勤补给的咽喉，也是美国空军轰炸的第一目标。所以我们的空军都在国内，只有飞机出战时才到朝鲜境内。因此陆军部队开玩笑地讥笑我们空军说：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带枪。我们只有驾驶员有一把手枪，其他人员都没有枪。空军也不佩戴志愿军胸章。

我第一次到联司时，司令员是刘镇上将，他是东北空军司令员，中国空军只有两个上将，另一个是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各师是轮流参战以锻炼，指挥员也是各大军区空军司令员轮流到联司锻炼。中央是把抗美援朝当作锻炼全军的战场。

我每次到联司指挥室，遇到刘镇司令员在指挥作战，他就会让我帮助他收听侦听台，直接收听美国空军指挥的对话。当两军飞机接近正式开战后，双方就放弃使用密语而改用明语。因为这时飞行员的精神很紧张，说密语很容易出错。在空中双方彼此都是能清楚听到的，听熟悉了对方是谁也可以知道。我们12师的郑长华团长多次率队出战都能围歼敌机取得胜利。所以敌人一听到率队出来的是郑长华的口音，就慌忙招呼他们的初战的飞行员赶快返航。

朝鲜战争初期我军的空军还没有训练好，是苏联首先派空军师来保卫鸭绿江大桥，机场在浪头。我空军参战以后苏联继续轮流派歼击师协助。这件事我们政府没有对外公布，所以中国人民不知道。美国是清楚的，因为他们清楚地听见我方飞机上讲的是俄语。

美国的飞行员除也有一部分新飞行员到前线来锻炼外，主战的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飞行战技术水平很高。但是我们的飞行员更勇敢，他们来自陆军部队。我们要经常提醒他们不要轻敌。他们常常轻视美机的机关枪，认为被击中一些机枪子弹不碍事。我们飞机上装载的是三门机关炮，两门2.3厘米口径小炮和一门3.7厘米口径大炮。炮弹击中时是会爆炸的。只要打中一发一般就能击落。可是炮的载弹量少，大炮弹只有200发。一旦打光了炮弹，飞机就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我们的战斗英雄张积慧就是打光炮弹后，抱定必死的决心与敌机迎头相撞。相对距离极度靠近时，美国飞行员害怕了，翻转向下逃脱撞在下面的山上机毁人亡。后来知道这个飞行员是美国的王牌飞行员。

空军的战斗和陆军一样也是非常残酷的，一场空战回来飞行员脱下皮夹克浑身湿透。警报再一响立刻又登机出发。昨晚还在一起参加讲评，第二天出战后没有返航，就是牺牲了。美国人不讲国际法规，我国飞行员跳伞在空中和落地后美机还继续追击，必欲置之死地。但是我国只训练几十小时的飞行员和敌人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了上万小时的飞行员拼死战斗，由于我国空军战士援助朝鲜和保卫祖国的决心和勇敢，终于战胜了敌人保卫了鸭绿江大桥畅通与保证了地面战场的制空权。

我们在机场地面也经历了战争的考验。敌人也日夜企图轰炸和偷袭机场与指挥所。有一次我站在跑道T字布旁边迎接我们的战机返场。一架一架依次着陆。有一架敌机混入我机群也伪装着陆，待到前面我机降速接近着陆而机动性很差时，准备开火射击我机。被我塔台指挥员发现急告我机蹬舵侧滑避开，敌机的机枪子弹啪啪地打在我脚旁的跑道上。护场的高射武器万炮齐鸣。敌机仍然狡猾的逃脱了。幸好敌机机枪子弹都打在跑道中央，若是打偏一点，打飞机的12.7毫米的机枪子弹打在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我国境内也投下细菌弹。我们也作了充分的准备，那就是每个人一个小玻璃瓶和一双筷子。每当听到敌人在某个地方投下了细菌弹，大家就会带上口罩拿上全套武器奔赴该处，一齐蹲下用筷子将各种小虫，也不管它们是当地的还是从美国来的全部夹起放进瓶内，拿回来烧死。方法虽然原始，但是却始终没有发生任何疫情。恐怕美国人再也没有想到细菌战就是这样被中国人破解的。

我们也曾经去拜会苏联空军师，对他们的国际主义援助表示感谢。也协商在情报和战斗方面的合作。他们用的机种是米格15改进型比我们的米格15更先进一些。他们的飞行员大部分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力很强，也很有经验。一次换防，新来师的师长是著名战斗英雄阔日杜布，他曾击落过几十架德国飞机。他问我们知道不知道美国F86飞机上的瞄准具的构造。我们说不知道。没想到他过了几天，出战时苏联的几架飞机包围了一架F86，在被击落的威胁下美机乖乖地降落在苏联的机场里成了俘虏。这架F86带着瞄准具很快就被送回莫斯科去分析研究了。真了不起!

经过我志愿军两年九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只被打回三八线，并遭遇重大伤亡，狂妄的麦克阿瑟也被撤职，国内反战声浪高涨，不得不承认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

签署协定以后，司令员派了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参谋人员送过鸭绿江到朝鲜参观一天，也不枉参加了抗美援朝。我们到达江对面的新义州。由于多次遭遇严重轰炸，到处残垣败瓦。和安东市真是天渊之别。朝鲜老百姓衣衫褴褛，看到我们都热情招手。看来战后的恢复任重道远，也还要我们的大力帮助。

战争既然结束了，我们很快就准备返回北京。动身之前我再一次走到大东沟的海边，这里恢复了平时的宁静。望着碧蓝色的连天的海面，不禁沉思回到59年前就在这里的甲午海战。祖父的同年同窗刘步蟾 ，林泰曾两位总兵指挥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在此进行了殊死的海战另一位同窗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抱着爱犬海中殉国。经祖父一手设计制造，购买，监造的全部舰船损失殆尽。

甲午海陆两军全面失败以后，李鸿章奉命赴日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我的姑祖父(祖父的妹夫，他也是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专业毕业生)罗丰禄以政治参赞的身份陪同前往，因为罗在英国留学时与日本的留学生伊藤博文相识，并且私交甚笃。我也曾经看见过伊藤送给罗德一些纪念礼物。自然，既然兵败于侵略者，私交又有何用。结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重款而且丢掉台湾和琉球。遭受全国人民唾骂。这既是国仇也是家仇。既是国耻也是家耻。

这次战争又是为了援助朝鲜，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十几个国家的军队。而我们新中国则是刚刚经过长期战争建立仅仅1年的年轻国家，却取得了胜利。这说明了我们中国人民是真正站起来了!

回到北京以后，空军开展审干，每个人都要向组织用文字交待清楚全部亲属和社会关系。由于祖父有15个子女，八个儿子和七个女儿。因此我的同辈堂表兄弟姐妹有四十多人，他们大部分在国外，其中的多数又住在美国。经过组织研究，正式通知我不适于在空军领导机关工作。建议调我去空军航校任教员。我考虑若到位于偏僻地方的航校我的众多海外关系更显突出，我拒绝了。后来组织同意我自己联系单位。我想回到母校比较最好，因为学校的老师们最了解自己。这时清华航空系已经组成了北京航空学院。

1954年7月我找到正在建设的北航。找到副院长沈元老师，讲了我的情况，并且表示我希望回到学校工作。沈老师当即表示航院初建很缺乏师资，欢迎我回来。立刻派干部处的一位冯姓同志到空军办理了调动手续。很快我就正式调入了北京航空学院。从此开始了后半生 的教师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