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5日下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清华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崔剑、《清华校友通讯》主编孙哲等到北京协和医院看望了清华革命先驱、百岁老人黄绍湘学长。黄绍湘学长女儿毕蔚萱女士亲切接待了崔剑副秘书长一行。
黄绍湘学长2013年在家中
黄绍湘,历史学家。1915年5月10日出生,湖南临澧人。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44年赴美国留学,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人民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美国史,专著有《美国简明史》、《美国早期发展史》、《美国通史简编》、《美国史纲》、《黄绍湘集》等。
1937年6月黄绍湘清华大学毕业照
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黄绍湘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拳拳之子之心,参加了学生支援南下请愿团代表的卧轨行动。国难日亟、救国图存的呼声在黄绍湘的心头荡响,激励她开始大量阅读左翼进步书籍,接受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1934年春,她被同学推选为代表,向校方提出改进教学的要求,却遭“记大过”处分。黄绍湘愤然离校,经发奋读书,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作为一名插班生就读于外语系二年级。当时,清华园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黄绍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长期遭受到列强侵略?中国近百年来经受的屈辱坎坷的原因何在?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黄绍湘于当年秋季转入历史系,她勤奋好学,很快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毕业论文她选择了吴晗老师的明代史研究。
“吴晗老师当时虽然是年轻教师,但是已是明史专家,他忧国忧民,思想进步,敢于以古喻今,针砭时弊,很受同学欢迎。尤其是吴老师不仅授我以鱼,更是授我以渔,他告诫说:治学之道必须力戒浮躁,打好基础,由博而识,由通而专。1937年2月,为了赶写毕业论文,党组织把我从救国会和北平学联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紧迫中,我选择了‘明代的盐法’作为毕业论文。吴晗老师作为导师给我以具体帮助。这样我费时少、收效快,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并以优秀生的资格毕业了。”黄绍湘学长95岁华诞时,曾回忆说。
1937年2月,“华北学生献旗团”赴南京请愿途中在火车上,第2排左1为团长黄绍湘。
1935年,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岌岌可危。“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黄绍湘与祖国患难与共,积极投身“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之中。1936年,他参加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二团,在高碑店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并被押回北京。返京之后,同学们自动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黄绍湘作为该组织最早的队员之一,怀着对国民党的满腔愤怒撰写了一篇“高碑店之夜”的报道,以揭露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行径。随后,她被选为清华大学救国会委员、代表,参加北平学生救国会,担任统战、宣传工作。
年轻时代的黄绍湘,在文艺舞台上能演话剧,在鼓动救亡、宣传抗日上是出色的演说家,还是救国会刊物《觉报》的主编。1937年2月,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黄绍湘被推举为献旗请愿团团长,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三中全会献旗、请愿,要求“团结御敌”,“一致对外,全面抗战”。请愿团一行20人抵达南京后,即被国民党当局军警软禁。黄绍湘挺身而出,带动全团成员据理力争,申明此行的目的是争取国内团结抗日,爱国无罪。当时清华校方规定,凡担任救国会委员的,均记大过两次,如记大过三次即被开除。由于黄绍湘在校外积极从事进步活动,遭到校方两次处分,同时也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牛荫冠的器重,并在救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这一段内容,黄绍湘学长曾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当我听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我追随清华的同学们,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南翔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我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他在清华和北平学联所作的精辟的时事分析和讲话,打开了我的心扉,鼓舞着我奔向追求光明的大道。特别是1936年2月29日清华校园遭军警团团围住,南翔同志和姚依林、方左英同志遭逮捕,被关押在西校门的警卫室里,由广大同学奋不顾身地向军警反击,把他们抢夺回来那扣人心弦的一幕,给我以无穷的力量。我当时虽是新兵,我的名字也已列入了女生宿舍静斋发现的黑名单上,经女同学会的事先布置,我和几位女同学躲到夏翔老师家中,在“二•二九”当晚的大逮捕中,幸免于被拘捕。我和其他进步同学一样,在南翔、牛荫冠等同志领导下,认真严肃地为开展清华校内外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日夜工作着……西安事变后“团结御敌,一致对外”成为中国青年、特别是处于日寇侵略前沿的华北广大学生强烈的政治要求。1937年1月底,蒋南翔同志组织华北学生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献旗团,我被北平学联委派为献旗团团长……
正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磨练之中,黄绍湘和一批清华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从此成为一生矢志不渝的战友。金涛和罗清夫妇就是这批人中的典型代表。
金涛,本名蒋宪端,1932—1937在清华大学地学系学习毕业,1941年起,任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外事组秘书,晋察冀日报社、广播电台编辑、科长,中共东北局妇委会蔡畅秘书,东北局妇委会秘书。建国后,历任军委气象局办公厅主任,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
罗清,本名郝威,1932—1936清华外文系学习毕业,抗战期间,根据组织安排,在重庆进行地下工作,曾任重庆市文化届救亡协会组织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铜梁县委书记等。1938年7月奉董必武同志指示创办重庆清华中学,党内任江北县委书记、沙坪坝区委委员等。建国后,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中央广播电台第二台台长,《中国日报》副总编辑。
刚进入清华时,因女同学住静斋,黄绍湘结识了清华学姐金涛,两人一起借阅有关革命内容的图书、刊物,读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一起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罗清和黄绍湘都是外文系的,由于对外国文学的共同爱好,他们很快成为熟识的好朋友。后来两人都被选举为学校救国会委员,经常一起代表学校去北平学联开会,骑自行车往返城里和学校。
1939年5月后,由于抗日救亡活动被压制,和许多流亡学生一起辗转武汉等地后,黄绍湘不得已撤退到重庆。她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罗清、金涛受重庆市委的安排正在重庆筹建清华中学,黄绍湘和丈夫毕中杰受聘在清华中学任教,直接在罗清、金涛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他们组织学生参加重庆中学生歌咏比赛。高中同学唱《行船乐》,初中同学唱冼星海的《太行山上》。同学们那慷慨激昂的歌声,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他们对学生除了学业上教诲和指点外,也在革命人生观的形成上施予影响和帮助。他们还组织了读书会,经常传递一些解放区来的小册子,鼓励进步青年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政治上明辨是非。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在罗清、金涛直接领导下,黄绍湘、毕中杰夫妇组织了几名可靠学生,连夜用蜡纸刻印有关“皖南事变”材料,印成几百份传单,采取各种安全方式传递、分发。
1941年春天,重庆遭遇日军大轰炸,几十个小时警报不解除,时称疲劳轰炸,造成重庆市民生活十分困难,他们又组织成立宣传队,用歌咏形式宣传抗日,募捐以支持重庆城区市民。
2005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纪念“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大会,黄绍湘(右1)与清华学友于光远(左2)、高原(右2)等老友相聚。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战线逐步形成。周总理和南方局同志认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必然大大提升,需要派我党同志赴美,对美国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经罗清和金涛推荐,1943年南方局同意黄绍湘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的自费赴美留学考试。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这是抗战开始后,教育部首次举行的自费赴美留学考试),黄绍湘被录取。南方局即给予黄绍湘部分津贴购买官价外汇,由周总理亲自批准资助两千美金。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黄绍湘留下丈夫和两个幼女,毅然只身赴美,从事走上了美国史研究的学术生涯。
黄绍湘、毕中杰夫妇双双获得国家颁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奖章
由于黄绍湘学长夫妇早年的革命贡献,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黄绍湘夫妇双双获得国家授予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奖章。
“生命之火不息,战士永远屹立”,这是黄绍湘学长的人生格言,我们为清华园走出的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女性而自豪和骄傲,并祝愿她的革命精神万古流芳!
2015年8月27日
参考文献:《水木巾帼》,张玲霞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清华校友总会黄文辉供稿,黄绍湘女儿毕蔚萱女士提供历史照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