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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和很多中文系学生一样，我之认识小说家宗璞，是从《红豆》入手。不用说，那是因为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缘故。在一个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年代，《红豆》的出现，确实让人耳目一新。那时，作者风华正茂，还不到而立之年。不过，对于作家来说，过早进入文学史，说不清是幸还是不幸。提起来，人人皆知，所谓“大名鼎鼎”是也；可读者对你的印象，也大都停留在“少作”。被想当然的读者和颇为武断的批评家定格在某个历史瞬间，此后无论你如何努力，仿佛都“不值一提”，那是很可悲哀的事情。

说到宗璞，评论家大都褒奖其擅长心理剖析，笔调缠绵委婉，文风恬静雅致；并且都不忘添上一句——这与其“家学渊源”有直接关系。其实，谈论一个小说家，“大家闺秀”、“学养深厚”，不见得都是好词。因为，直面人生的勇气，洞察社会的眼光，还有精骛八极的想象力，与“学养”没有多少关系。相反，过于“善良”或“书生气”，缺少上天入地的极端体验，以及游走于正邪边缘的梦幻感，对于小说家来说，未必是好事。尤其是在一个追求“大气磅礴”的“史诗风格”的时代，这样的写作，明显不讨喜。

还记得1980年代，有人曾借用清人刘熙载的话，表达对于汪曾祺的赞叹与惋惜：“虽小却好，虽好却小。”这传诵一时的评语，原是《艺概》中关于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的评说。而背后隐含的审美眼光，便是“以大为美”。其实，作家才情各异，拿一把“伟大”的尺子上衡下量，左砍右劈，实在不明智。在我看来，作家成熟的标志，是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呈现世界与人生的方式。记得宗璞曾在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中谈到：“这两年我常想到中国画，我们的画是不大讲究现实的比例的，但它能创造一种意境，传达一种精神。”如此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决定了其写作偏于“小品”，而非“巨著”；接近“散文”，而非“戏剧”。

紧贴时代脉搏写作，那不是宗璞的所长；长期生活在“回忆”中，以大学校园为主要背景，从而酿成笔调温婉，气定神闲。这点别人很难企及。你可以说格局不大，但就像“米家山水”一样，在美术史上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与别的评论家关注《红豆》（1956）、《我是谁》（1979）等有明显时代印记的作品不同，我更喜欢其写于1980年的《鲁鲁》，因那接近作家的生活及趣味，且兼及小说、散文与童话。

实际上，忆旧或怀人的散文，也正是宗璞的拿手好戏。若《柳信》、《哭小弟》、《霞落燕园》、《三松堂断忆》等，都是一唱三叹，情深意切。另外，《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以及《我爱燕园》等系列散文，亦为不可多得的佳构。

作家创作，有的靠生活，有的靠才情，有的靠修养。一般说来，靠修养的，大都需要慢慢预热；而一旦找到适切的突破口，将有持续不断的上乘表现。瞬间爆发力不强，但持续时间长，宗璞属于这一类的作家。其艺术生命的长度与质量，更值得期待。说实话，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前两卷（《南渡记》，1988年；《东藏记》，2001年）的相继面世，让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大吃一惊，世人对宗璞的衰年变法因而充满好奇。倘若计划中的《西征记》、《北归记》顺利完成，并保持前两卷的水准，窃以为，宗璞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将大为提升，其在文学史上的既定评价也势必改观。

在我看来，撰写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最能体现宗璞的综合实力，也最能扬长避短。前年11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宗璞文学创作六十年座谈会”上，我作了专题发言，提及联大学生吴讷孙（笔名“鹿桥”，1919－2002）、汪曾祺（1920－1997），以及联大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冯钟璞（1928－），他们三位在塑造“联大形象”、或曰制作“联大神话”方面，过去曾经、今后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鹿桥的小说侧重“青春想像”，汪曾祺的散文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为颇具“史家意识”——其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能写出一部让一代代大学生百读不厌、伴随其走向成熟、作为其“精神读本”的长篇小说，足以让人心驰神往。我以为，在中国，能写抗战的作家不少，能写好抗战中的大学生活的则寥寥无几。屈指数来，当世作家中，最合适者，莫过于从《红豆》起步、兼具学识与文采的宗璞先生。因为，此举不仅需要生活积累，需要激情，更需要学养。否则，很难深入体会并准确表达联大教授们的“南渡心境”，以及“贞下起元”的期待、“旧邦新命”的抱负等精神情怀。

那次发言的末尾，我讲了这么一段话：“看我今天说话的方式，不像是做文学评论的。没错，这是从一个关心‘大学精神’以及‘大学叙事’的普通读者的角度，而不是文学史家的立场，来祝贺宗璞先生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今天写序，同样如此——并非专家，也未深研，只因为喜欢与期盼，故贸然站出来鼓吹。至于专业的评价，学界早有论著，不劳我越俎代庖。

转自 文汇报 2011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