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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元给国开行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一家真正的银行，而不是一台政府的放款机器。首先是在内部运作以及管理方面进行改革。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在7月14日举行的“新金融研究院”揭牌典礼上表示，当前我国投融资格局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提升“走出去”对外开放水平等，都亟需要集中、大额、长期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巨额的国民储蓄和社会资金不能转化为长期建设资金，大量“热钱”涌动，投机盛行，投资项目资本金匮乏，加快推进中长期融资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们要在遵循国际惯例并借鉴国外中长期金融机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新金融发展。这位中国开发性金融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被西方誉“最有现代金融理念的银行家”，其人生经历亦有不凡之处。

成长经历

　　陈家原姓廖，陈云原名廖陈云，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而隐姓，于是姓陈。1938年3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为连理。1945年1月，于若木临产，孩子出生时已经不会啼哭——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幸好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赶到，打了一针，孩子终于“哇”地一声哭了……这是个男孩。结婚时夫妇双方有约定——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由于若木取名。那时，发电报习惯于用韵目代日。陈云常拟电报，对电报韵目极为熟悉。长子是在13日出生的，13日的韵目是“元”，所以陈云就给长子取名“陈元”。这“元”字还有另外两层含义，即“元”月出生；“元”又是“第一”之意，也就是长子的意思。

　　1945年11月2日，中央决定组建北满分局，陈云前往哈尔滨。1946年初，于若木带着两个孩子，坐在两匹骡子中间架的一个“架窝子”里，翻山越岭，5月底才来到哈尔滨和陈云重逢。仅仅过了半年团聚的日子，陈云又临危请缨，自告奋勇赴南满。考虑到工作环境，陈云在取道朝鲜时把家属留在了朝鲜。直到“四保临江”的后期，一家人才又得以团聚。

　　建国后，陈云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及重工业部部长等职，陈元又随父亲进入北京。1953年，陈元进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1958年升入北京四中。陈元很小的时候最喜欢看陈云办公室里的《参考消息》。因为“那上面的事都是我不知道的世界上的大事，比什么故事都吸引人。往往不一定看得懂，多看几次慢慢知道一点，但也是似懂非懂。父亲看在眼里头，也没说一句话，就给我一种赞许的眼光，认为我看报纸好”。陈元看了《参考消息》以后就开始思考其中的问题，包括政治的发展、东西方的关系、冷战是怎么回事、美苏是怎么对立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等问题，慢慢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这为他日后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奠定了基础。

　　1964年，陈元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陈元说，在当时的年代，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够成为一名工程师，帮助中国尽早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就选择了自动控制专业。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但他会对你做的决定给予评价，然后对你做得好的给予鼓励，有时提醒你一两句。所以我们家几个人各自有不同的发展道路，都不是父母指定的、包办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元正在大学二年级，当时许多人都参加了红卫兵的造反活动，陈元则未参加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也从未积极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因为“文革”，他们这批学生在大学多待了一年，到1970年才毕业，接着被下放到湖南某工厂劳动锻炼。

　　陈元毕业的时候，陈云处在受批判的阶段，被下放到江西南昌一个小的干休所。一次陈云在看《参考消息》时告诉陈元，美联储主席是美国真正的经济总统，他对美国经济能发挥巨大作用。在那时，这对陈元来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情，所以印象非常深刻。陈元自述“当时很难想象什么叫经济总统，认为总统不就全管了吗，还有经济总统？我就开始想，美国的这个领域都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来运行的？我就想知道美国人都是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于是开始一步步地关注经济问题了。”

　　陈元在湖南的工厂锻炼了3年，1973年才回到北京，分配在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做技术员，一直到“文革”结束，做了5年的技术员。1978年10月，33岁的陈元考取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一年后又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和于光远。毕业后不久被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1982年起，陈元先后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副书记、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市商贸局局长兼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其间他发起组建了北京青年经济工作者协会，制定北京发展战略研究计划，并承担了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课题。1987年11月，他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党组副书记、副行长。10年后，又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国开行征程

　　开发性金融是适应制度落后和市场失灵，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增强经济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形式，通常为政府所拥有，赋权经营，具有国家信用，用建设制度和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承担着支持经济发展、投融资体制改革及相关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追求市场业绩，但不止于市场业绩，以用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的目标作为更高、更全局的目标，其能力和潜力都大于政策性金融。用开发性金融的方法，可以解决大部分政策性金融过去想解决而又没解决好的问题。

　　1998年3月，陈元担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一职，当时开行的不良贷款率是32.6%。《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曾经有一篇文章描述1998年之前的国开行说：这家银行已经将大多数的原始资金消耗殆尽，坏账堆积如山，并且一向对政府的项目言听计从。要改变这个现状，绝非易事。

　　数年后，陈元回顾当年接到调任通知时候的心情：“我当时准备不足。那会儿账本的情况就不太好，我看到时非常着急。”工作岗位从监管高层变为被监管对象，更何况面临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他感到了不小的压力。以后连续几年，国开行对外的声音都很少，但真正的改革从他上任就已开始。

　　陈元给国开行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一家真正的银行，而不是一台政府的放款机器。首先是在内部运作以及管理方面进行改革。国开行过去特别像一个国家行政机关，而不像一个金融机构，花钱大手大脚。甚至有一段时间，个人出差带现金，多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带几万、十几万。我到了之后，坚决停止使用现金，而且规定，所有个人占用的现金限期交回，不交回的从工资上扣除。不到两个月，全部钱就都回来了。从这以后，国开行运作的所有费用必须全部走账，而且每一笔费用都事先有人审查，事后有人稽核。

　　那时候很多行内的员工也认为国开行是一个政策性银行，本来就应该有一个政策性的支持，催款或还款的能力并不是第一考虑。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有不同的声音。当时在议论当中还有这样的担心，说国开行可不要变成一个“讨债队”。当时我想，国开行要想资产优良的话，讨债是必定少不了的，但是我们最好能够做到让所有的借款人自觉自愿地还债，因为讨债并不会产生新的现金流，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看清楚，如果某些人无法归还贷款，就要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及时把这个问题包袱解决掉，要么是核销，要么就是大范围的重组贷款。

　　2004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10周岁，不良贷款率降到1.21%，主要经营指标连续3年稳定在国际先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对开行一般都使用“政策性银行”这个称谓，如今，出现更多的表述是“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陈元说：“这意味着开行已经不靠补贴了。我们有自己的市场业绩和市场活力。”

　　2003至2004年连续两年，香港权威财经杂志《亚洲金融》将国开行评为“亚洲最赚钱银行”。国开行还被《国际金融》杂志评为亚洲最盈利的银行之一。2004年，《华尔街日报》以少有的对国内银行的肯定态度，以《从放贷机器到明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向借款人说“不”》为标题对国开行199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进行大幅报道。而这所有的美誉都基于这样的事实支撑：陈元到国开行任职8年来，开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连年“双降”。从2002年开始，开行不良贷款率逐步进入稳定期，处于2%以下的低位运行状态，与国际一流银行进入稳定期后的特征一致。

　　此外，开行参考世界银行的信贷手册，又咨询国际上几个大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编写出《信贷管理手册》，树立市场业绩、风险控制的目标。陈元说：“我们利用世行的技援、毕马威咨询，搞融资民主，投票制，电子路演。这当中我们独创发明了融资民主。同时，我们聘请普华等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对我行财务进行审计，改进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开行的每一步都是克服各种思想阻力、"照镜子"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当年开行对基础设施大笔投入资金，这对任何其他银行来说可能都是一块硬骨头，但没想到现在已经成香饽饽了。开行的主要贷款项目包括国家石油储备、南水北调、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一大批国家重大项目，还在西部地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区域发展规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周光海）

转自《中国经贸聚焦》2011年8月刊